一 集镇的类型与层级

不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等将“分类”作为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而且不少历史学者也对集镇进行了分类讨论。例如，许檀、邓亦兵等在《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册）中，一方面将集市分为以满足小农一般性需求为主的集市、以保证小农生产性需求为主的集市、以某种特产商品集散为主的集市，如粮食市、棉花市、棉布市、烟草市等；另一方面将市镇分为地方供需型市镇、产品产销型市镇、商业转运型市镇、综合型市镇、军事型市镇等。从翰香等则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冀鲁豫地区市镇分为四类：凭借特别有利的经济环境发展成工商并茂的都市型大镇；凭借接近产地和良好的销售渠道以及较大的销售市场等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以大批量集散农产品为特色并具备地域性市场功能的商业贸易型集镇；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成为以中转贸易为特色的水陆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凭借有较丰富的原材料来源和良好的产品销售市场，发展成为以成批生产和大宗集散手工业产品为特色的手工业型集镇。[4]

由于本书研究时段纵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30年代，且以冀鲁豫三省为重点，因此将在借鉴从翰香等的做法同时，结合1937年前华北集镇发展实际，将其分为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工矿业型集镇、工商业型集镇三类。[5]

本书所谓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是指地理位置优越，有两条以上交通干线或两种以上交通方式，且其作用均比较突出的集镇。从翰香等人重点考察的羊角沟、道口、金家口，以及羊郡、索镇等均可归入此类集镇。羊角沟在同治年间是山东省寿光县管辖下的一个商号“寥落数十家，谋微利营生”[6]的小集镇。小清河疏浚后，由羊角沟逆流而上可达济南、天津；从海路可通虎头崖、龙口、烟台，其商业逐渐兴盛起来。到清末时“拓地愈广，商业愈盛，街衢袤延，万瓦鳞萃。稗贩往来，百货交集，沿岸舟楫栉比林立，十余里不绝”。有研究表明，19世纪末，羊角沟已成为烟台输入的棉纱、布匹，山东西部地区所产小麦、博山陶瓷、烟草，河南豆货，山西草辫等货物，以及天津、营口、大连、龙口、虎头崖等渤海湾诸港货物的中转地。道口在浚县城南25里，地居卫河东岸，原名李家道口。明朝正德年间已是商贾聚集之地；铁路开通前仍为天津与开封间的交通孔道，河运与陆运的作用均较突出，“是以当铁路未筑之时，朱仙镇运往天津之货物，必经由道口。由北京以赴汴省之官商，亦必经由道口”。[7]金家口（俗称金口）属山东省即墨县，为海运与陆运交会点，“在县城东北九十里，为即墨莱阳海阳对外贸易唯一口岸。港口形如丁字，故曰丁字港，最宜停泊帆船，故凡关外红粮，及各处杂货之销行于三县者，率多由此入境。每遇饥馑之年，入口粮船尤多。平时三县土产之外销者，亦多由此出境。在威海卫烟台未辟市以前，市面商业异常发达，自该两处开辟以后，此地遂日趋凋敝矣”[8]。羊郡属山东莱阳县，原本市场繁盛，“南船北马，凡平掖栖招之土产，江浙闽广之舶品，胥以此为集散所”。自海口淤塞，商场移往金家口后，“犹号称为莱阳码头。当烟台未兴，土产若油饼、猪、盐……南方棉纸、竹木、蔗糖之类，山西之铁锅，周村之铜货，博山、淄川之煤炭、瓷器，于焉转输”[9]。索镇属山东桓台县，在青岛未开港时，“外来货多由烟台以海轮运至羊角沟，复换装河船，经小清河乌河而来索镇。然后分销远近。该时商业之盛，数倍今日”[10]。

本书所谓的工矿业型集镇，是指手工业或近代工矿业在产业结构中地位突出，商业处于次要地位的集镇，其范围包括从氏等人所称的手工业型市镇和因煤炭资源开发、铁路运输发展而兴的近代工矿业型集镇。铁路开通前，此类集镇中以生产、集散土布为主要职能的青塔镇、莘桥镇、大庄镇“早在19世纪末，就因布线交易发达而闻名。光绪后期，当高阳织布区尚处在起步阶段时。高阳县城连同这三个集镇，基本上都是作为本地区小范围内的土布交易中心，彼此保持着独立从事经营的地位”[11]。饶阳县尹村宣统年间产品除本地销售外，“北京、天津、北口、热河、张家口等地均有发售处。惟张家口销路最畅，是以发售地的布匹，多转销俄境的缘故”[12]。周村镇丝织业“清末至民国十六七年期间最兴盛”[13]。柳疃镇“以茧绸著称，大概是在晚清时候。当柳疃附近20余华里内诸村庄的茧绸业有了较大发展时，其产品便都在柳疃集散。柳疃茧绸大宗远销国际市场，则是清同治年间烟台开港对外输出渠道打通以后的事情”[14]。此外，以草帽辫业著称的掖县沙河镇，以榨油业著称的索镇，以及以陶瓷业著称的磁县彭城镇等，在清末时期也已成为华北重要集镇。

除上述集镇外，山西长治县荫城镇、直隶房山县灰厂镇，元氏县宋曹镇，山东寿光县侯镇、上口镇，章丘[15]县辛家寨镇等也以集散各种手工业品而闻名。荫城镇在乾隆嘉庆年间已成为山西南部重要的铁货业中心，出品畅销全国，每年交易可达银1000余万两，光绪末年时虽已呈衰退之势，但仍有铁行30余家，“制造铁器之炉三百余家”。每年产铁约6000吨。[16]灰厂镇在清同治光绪以前为京师建筑取灰之地，“故商业亦繁”。[17]宋曹镇清末时所产烧锅已能销往赵州等地，“本地无烧锅，率以元氏县宋曹村酒为上”[18]。侯镇在嘉庆年间已享有“鱼盐之利”，光绪末年盐商麇集时，侯镇“鹾署之旁，人喧马腾，彻夜不休，抬盐筑包诸工，动数千人，附近贫民仰给糊口，盐之利益大矣哉！”[19]上口镇为寿光所产梭布集散中心，“寿光男耕女织，故梭布出焉。昌邑、掖县巨商在上口镇收买，陆运至京师，每岁约销八万匹”[20]。辛家寨镇清末时出产的“绵线布”、洋线布等远销北京及临近各县，“阔布向称贡品，近也奉文停办，尚有绵线布、洋线布二种，以辛家寨所织为最，销京庄及近邑”[21]。

本书所谓的工商业型集镇，是指商业在产业结构中地位突出，工矿业和手工业处于从属地位的集镇，在范围上涵盖从氏等人所称的工商并茂的都市型市镇和商业贸易型市镇两类。在工商并茂的都市型市镇中，周家口、周村、辛集三镇在晚清时期均已成为巨镇。尤其是周村和周家口已被许檀教授列为中等商业城镇。据其研究，道光十八年，周家口山陕商人中有名号可考者就有坐贾164家，行商320家，合计484家。如果加上抽厘不足3两的众多小商号，数量当超过1000家。再加上安徽、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河南本省商人，估计在清代中叶鼎盛时期，周家口全镇商人商号数量可达1500—2000家，至少超过千家，其人口至少可达四五万人。[22]这样的工商业规模和人口数量使周家口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市型集镇，“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豫省一大都会也”[23]。周村在乾隆年间已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工商业大镇，“烟火鳞次，泉贝充轫，居人名为旱马头。马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朱仙镇之属。以其不通水路，无巨舰飞帆破浪翻风之概，故别之曰旱马头云”[24]。从清代中叶开始，周村逐渐成为山东中部的棉布、丝绸加工集散中心。其中棉布主要为附近各县所产大布、小布、线带等，有经营布业的商号数十家；生丝、丝绸、茧绸等来自山东省中部地区，有丝店、丝局、绸货店等数十家。与此同时，周村自身的丝织业和铜器制造业等行业也逐渐发展。如丝织户在清末时已达5000余户，年产丝绸、麻葛百余万匹；铜器作坊主要分布于祠堂街、盛武街一带，大者八九人，小者三四人，多系前店后场。[25]民国时期的调查也印证了清末时周村工商业的繁荣，“数百年来，工以商兴，商以工盛，工商日趋发达，市面遂愈显繁荣。在胶济津浦两路未通车时，西至省垣，东至烟台，俱属通衢，交通较他处为便。货物由此聚散，光绪三十年左右，工商业盛极一时，前谓驾乎省垣之上，即此时也”[26]。另据民国初年调查，周村镇有人口25000余人，多数经营商业，[27]表明其已跻身工商并茂的都市型集镇。

辛集镇位于束鹿县城西北18里，清朝乾隆年间已是商贾云集的大镇，“绵亘五六里，货广人稠，坐贾行商往来如织，虽居偏壤，不减通都云”[28]。到光绪年间，辛集“素号商埠，毛皮二行，南北互易，远至数千里。羊皮由保定、正定、河间、顺德及泊头、周家口等处陆路输入，每年计粗、细二色约三十万张，本境制成皮袄、皮褥等货，由陆路运至天津出售。羊毛由归化城、西泊头、张家口及五台、顺德等处陆路输入，每年均计约有四、五十万斤，本境制成织绒、毡毯、帽头等货，由陆路远至天津、湖广等处出售。骡马杂皮本境制为黑绿皮脸，每年均计约须二十万张，买由赵冀州大名府等处，卖在山东、归化城、天津、广东等处，皆由陆路转运。此本境制造之熟货可以言商务者。牛皮以邻近出者为上品，由大名府、广平府路来者次之，本境熬胶割条，所需无几。大宗皆由陆路输出东三省销售，平均计之，每年十余万张”[29]。

在从翰香等人看来，商业贸易型集镇“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各地乡村集镇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也是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形式”[30]。此类集镇又可依据其集散的主要商品种类划分为棉花集散中心、丝茧集散中心、粮食集散中心、花生集散中心、木耳集散中心等。其中，棉花集散中心有直隶束鹿县旧城镇、永年县临洺关、邯郸县苏曹镇，河南省正阳县陡沟镇等。旧城镇在清朝光绪年间已是棉花萃聚之区，“每年销售不下二百万斤，皆由陆路运至深州等地，作农人制衣之用”[31]。临洺关和苏曹二镇清末以前已是广平府境内著名的棉花集散市场，“永年之临洺关、邯郸之苏曹二镇，花店尤多，山西、山东二省商贩来此购运，近亦渐稀”[32]。陡沟镇“旧时布花市业，最称兴盛”[33]。丝茧集散中心以山东牟平县崖子集较为有名。该镇“在六区内，距县一百五里。六区地面辽阔，山陵起伏，崖子突现平原，实为商务荟萃之冲；往年丝茧盛行，崖子茧市，为全县及邻县之冠”[34]。粮食集散中心以山东东平州安山镇等较为出名。该镇在漕粮河运盛行时期曾是靳口至戴庙段来往商船的汇集地。“自靳口入境至戴庙出境，中间相距六十里，往来商船，概以安山镇为中枢总汇之区。当时，安山一镇，粮行营业至数十家之多，航业之盛，大可想见。”[35]花生集散中心以直隶省清河县油坊（房）镇较为有名，“是一个大码头，以落花生的大市场著称，市面较为繁盛”[36]。木耳集散中心以河南省嵩县合峪镇较有名。乾隆年间，嵩县县境“木耳合峪者佳，商贾聚集，市亦渐兴矣”[37]。

费孝通在研究小城镇时，十分重视层级分析。他一方面认为小城镇作用范围的大小能够反映出一个有系统的、高低不同的层次，另一方面指出：“城镇层次的划分，过去大多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然而，小城镇商业作用的层次分析，单以人口为指标是不够的。因为人口大体上相同的城镇在商品流通环节中所处的地位却可以不同。在目前我国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行政的因素特别重要，许多不同等级的行政性的商业机构决定了商品流通的环节。所以，我认为不妨首先从城镇的行政地位入手来观察商品流通的过程。”[38]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集镇层级的探讨是从市场体系的角度进行的。施氏将城市和市场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个等级。在施氏提出的8个市场层级中，“集镇”作为专有名词，“限于代表经济中心等级体系中层次毗连的三种中心地，其中每一种中心地都相当于一种市场”。“基层集镇”是指设有基层市场的居民点（但并不同时也设有较高层次市场），“中间集镇”是指中间市场所在的居民点（但并不同时设有一个高一级市场所在的居民点），“中心集镇”是指中心市场所在的居民点（但并不同时设有一个高一级市场所在的居民点）。[39]虽然施坚雅模式“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但在进行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40]因此中国历史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并未照搬施坚雅的分层模式，而是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其划分为3—5个层次，[41]集镇市场往往也被视为一个组成部分。如在许檀教授所划分的三大层级中，[42]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两个层级均有集镇在内。

下文将在此基础上，从集镇在市场层级中的定位、集镇商号和铺户数量、集镇驻官级别三个方面考察清末以前华北集镇的层级。

就集镇在市场层级中的定位而言，由于许檀教授的做法更具操作性，因此下文参照其做法，将华北集镇划分为具有中转市场职能的集镇和具有基层市场职能的集镇两个层级。许氏重点考察的周家口、朱仙镇、赊旗镇、北舞渡、荆子关、清化镇、周村，以及直隶南皮泊头镇、山东寿光羊角沟、河南浚县道口镇等，应属于具有中转市场职能的集镇。周家口输出品以陈州、开封一带所产的农副产品为主，输入品以江南所产绸布、杂货为主；腹地范围主要有淮宁、西华、商水、沈丘、项城、扶沟、太康、祥符、尉氏、通许、郑州、中牟、上蔡、西平、临颍、郾城、襄城、叶县、舞阳等20余个州县。[43]朱仙镇流通的大宗商品中，杂货主要有南方所产的绸缎、布匹、糖、纸张、茶叶、瓷器以及本地出产的粉皮等农副产品；粮食中的大米估计由南方输入，由周家口转贾鲁河北上；烟草估计由山西输入。[44]赊旗镇既是河南中西部及山陕地区与南方数省商品流通的重要中转地，又是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45]北舞渡作为周家口与赊旗两大商镇之间的水陆过载码头，商货往来范围可及秦晋吴楚乃至湘粤等数省。[46]荆子关作为鄂豫陕三省间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输出品主要以陕南山区和本地所产山货和从湖广输入的粮食、布匹、杂货为大宗，其中很大部分再经龙驹寨转运西安、甘肃。[47]清化镇作为豫晋二省间的商货转运枢纽，由山西南下的商品中以铁货最多，主要销往河南各府以及山东、直隶，兼及江南、湖北；从清化北运的商品以南方杂货为主；粮食、药材、花炮、竹器是清化本地输出的重要商品。[48]周村从南方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绸缎、杂货，在本地集散的商品则有棉布、生丝、丝绸、茧绸等。[49]泊头借助运河“南通江湖，北达京津，川产广产之运输，海货洋货之兴贩，东西两岸殷实商号不下千余家”[50]。羊角沟“每年出口之货以豆麦为大宗，由本境陆运至者十之一，由小清河水运至者十之九。……次则苇席、煤炭、黑瓷、红土各物。苇席产本境及乐安博兴两县，由陆运至。煤炭、黑瓷、红土产博山颜神镇，自索镇由水运至，亦俟海船贩往龙口、烟台各口岸销行……入口之货由烟台水运至者有布匹、火油、火柴、糖、铁、纸张、海木各物。在本境陆路销行，每年约值五万元；在乐安、博兴、高苑销行，每年约值八万元；由小清河贩往历城、章邱等县销行，每年约值千万元”[51]。道口镇“西临卫河，旧日帆船如织，大船多停泊于此。长芦盐至此，或由小舟运往西南诸县，或由马车运至陈桥驿，转输黄河以南；小麦杂粮之运往京、津者亦由此集散。水陆交通，商务甚盛”[52]。

清末以前，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集镇中，仅有少数大镇具有中转市场职能，大多数集镇与普通集市仅具有基层市场的职能。晚清咸丰年间，直隶省平山县洪（子）店、郭苏、回舍、南店、白砂、田营、下口等集镇“商之大者曰盐曰典，其余如菽粟布缕之属，只随时贸易，以谋朝夕，亦无甚奇货之萃于市，惟在上者使四民之不失其业可矣”[53]。光绪年间，乐亭县胡家坨、汤家河、新寨、马头营等“城堡集市皆有定期，遇期远近毕聚，日夕而散，所易不过布、粟、鱼、盐之属，无他异物，而市布、粟者尤众。粟则来自关外，以资一县之用”[54]。此外，在三省300个集镇中，[55]齐东县张虎镇等7个集镇“均为村民交易之处”，济阳县仁风镇等4个集镇“并为村民交易之所”，新野沙堰镇、漂河镇“均为乡人交易之所”，均应为具有基层市场职能的集镇。齐东县长福镇“距城三十里，因城迁移，附近商民于光绪二十四年接堤筑台，以立市廛，商贾群萃，贸易隆盛，遂成邑之巨镇”[56]。河南省嵩县汝河镇“向无市，盐米农器易于县，往返三四日，妨农功，（乾隆）三十年秋始为立集，民便之”[57]，也应是仅具有基层市场职能的集镇。

由于店铺也是集镇交易活动的主要机关，因此集镇商号和铺户数量应能从一个方面体现出集镇的层级。在周家口、朱仙镇、赊旗镇、北舞渡、荆子关、清化镇、周村等7个具有中转市场职能的集镇中，周家口鼎盛时期估计有商号1500—2000家，朱仙镇商人商号数超过1000家，赊旗镇有行商、坐贾1000余家，北舞渡行商、坐贾估计可达400—500家，荆子关行商、坐贾至少超过1000家，周村镇商人商号当有八九百家乃至千家。[58]而下文将要涉及的直隶定州、武清，以及河南南阳3县26个集镇中，铺户超过100家者仅有赊旗和河西务2处，超过50家者仅清风店和明月店2处。其余22处集镇或无铺户，或铺户数不足20家。[59]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铺户数在百家以上者一般属于具有中转市场职能的集镇，不足百家者多为具有基层市场职能的集镇。

费孝通在考察小城镇时，曾将行政地位视为重要因素。邓亦兵在定义清代市镇时也将是否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作为区分大市镇和中、小市镇的重要条件。张海英在谈到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时曾指出：“由于市镇本身日益重要的经济地位，官方不能漠视其管理上的困境。于是政府不得不打破原有的‘府—县—镇—乡、都、图’的传统行政层级模式，在一些比较大的市镇直接设立府、县级别的官员予以管理。”[60]由此可见，清末以前的集镇在行政层级上已有分化。在同一时期的华北，驻扎在集镇的官员主要包括府的同知、通判，直隶州的州同、州判，县的县丞、主簿、巡检、驿丞等。其中，府同知为正五品官，通判为正六品官，州同为从六品官，州判为从七品官，由于品级较高，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等官仅驻少数规模较大、地位较为重要的集镇。县丞为正八品官，主簿为正九品官，主要驻在各县重要集镇。[61]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考察可知，具有中转市场职能的集镇，商号和铺户较多，驻官级别比较高；具有基层市场职能的集镇商号或铺户数量较少，驻官级别也比较低。这表明，清末以前华北集镇已具有一定的层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