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1994年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约有1200支，简长23.8—57.2厘米，宽约0.6厘米，厚度为0.1—0.14厘米，3.5万多字，涉及80余种古籍，内容以儒家、道家两家为主，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被学界称为“国之重宝”。这批竹简皆为古书，其中有些可以和传世本对照，如《缁衣》《周易》《孔子闲居（民之父母）》《曾子立孝（内礼）》《武王践阼》等，但大多数则是先秦古佚书，如《孔子诗论》《性情论》《乐礼》《鲁邦大旱》《四帝二王》《乐书》《子羔》《彭祖》《恒先》等。[26]

由于这批竹书非科学发掘，没有随葬器物可供参照，学者只能据《缁衣》《性情论》篇与郭店简内容大体相同，推测这批竹书出土的地点与郭店相距不远，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27]，很有可能是“盗墓者获知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之后，在邻近地区的一个楚墓中盗掘出来的”。[28]李零先生甚至推测为荆门郭家岗墓地[29]，至今无法证明。但它出土于楚地，为战国时期的竹简，是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于是整理者将这批竹简命名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

上博简的真伪是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马承源判定这批竹简为真，主要依据：一是这些简都来自一个泥团，没有假简混入的可能，竹简在日光下会很快碳化变成黑黄色，离开水环境很快变形；二是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的检测，竹简距今时间为2257±65年，竹简书写用的墨为明代以前；三是楚竹书字体、书法和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属东土一系的六国文字；四是很多内容完全不见于传世文献，因此绝无造假之可能。[30]

上博简目前已出版九册，相关竹简照片及释文参看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版）。在公布的上博简中，儒家典籍是其中的大宗。《孔子诗论》（《诗论》）与《鲁邦大旱》《子羔》同抄一卷，《诗论》为孔门学诗、传诗的珍贵记录，记载了孔子对《小宛》《文王之什》等近六十篇《诗经》篇目的评论，与今本《毛诗》多有不同，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诗学理论著作。《鲁邦大旱》六支简，残存文字208个，记载了鲁哀公十五年鲁国发生大旱，哀公向孔子咨询应对旱灾的措施，孔子提出一要祭祀山川，二要加强刑德之治。之后补叙孔子与子贡的对话，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的理性态度。《子羔》存简14支，395字，篇题在第5简简背上端，内容为孔子向子羔介绍尧、舜、禹、契、后稷等上古帝王的身世，其中有些内容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而孔子所述远古帝王系统，有多处为传世文献所缺载。

上博简《性情论》简长57.2厘米，是上博楚简中最长的篇章，章与章之间用墨钉“”间隔。《性情论》以“性”为核心，阐发“性”与“命”“情”“道”的关系，章序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前半部分大体一致，后半部分则有所不同。上博简《缁衣》24支简，仅有8支简比较完整，今本《缁衣》第一、第十六和第十八章不见于竹简本。上博简《缁衣》与郭店简《缁衣》内容、章序基本相同，由于书写习惯不同，彼此存在异文，是《缁衣》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两个不同传本。《内礼》与《昔者君老》可编为一篇，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着密切的内容关联。

《孔子见季桓子》内容为孔子与季桓子关于“二道”的问答，《相邦之道》为孔子应对“公”治国之术的回答，孔子退告子贡，称许其君“不问有邦之道，而问相邦之道”，简文残缺，或以为可以其他篇章编联。《从政》主要讲述为政的道德原则，全篇以“闻之曰”贯穿始终，由《礼记·缁衣》“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可知，“闻之曰”的“之”或当指孔子。《季康子问于孔子》与季康子向孔子问答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对于治国兴鲁的措施。《君子为礼》《弟子问》《仲弓》所记为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其中孔子与颜渊的对话见于《论语》。《民之父母》可与《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对勘，对研究《孔子家语》的成书问题具有较高价值。《武王践阼》分甲、乙两本，为武王践阼后，向师尚父请教治国之术，师尚父以丹书告之。《天子建州》甲、乙本是由两个书手抄写而成的，其关于礼制的内容可与《荀子》《礼记》对勘。

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易经》传本，共58简，涉及今本34卦的内容，共1806字，保存今本《周易》34卦的内容，其最引人注意的是一组前所未见的易学符号（亦即红黑符号），既有红色、黑色的■，也有■与不同颜色的组合，对于红黑符号的规律及意义，学界仍未有定论。上博简《逸诗》包括《交交鸣乌》《多薪》两首。行身“若虎若豹”，行政“皆上皆下”，是《交交鸣乌》歌颂君子的主要内容；《多薪》存简两支，是歌咏亲密和谐的兄弟友谊。

上博简中道家文献也占有重要比重，《恒先》认为“恒先”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与《老子》中的“道”异名而同实，强调“气是自生”，是一篇道家宇宙论的珍贵佚文。《彭祖》以耇老问道于彭祖的形式写成，主要内容是心地纯正，谦卑自修，才能“受命永长”，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彭祖书。

上博简中有些文献学派性质不好判定，学界争议很大，我们姑且称之为“杂家类”文献，整理者认为《鬼神之明》记述墨子与弟子或他人的对话，讨论的内容是鬼神有所明和有所不明的问题，应是《墨子》的佚文。[31]但墨子著《天志》《明鬼》，强调“鬼神之明必知之”，以鬼神的赏罚作为劝诫善恶的标准，与《鬼神之明》主旨颇有不同。《曹沫之阵》记载曹沫与鲁庄公讲述为政用兵之术，学界多认为属于兵家，但却带有较多儒家特色。[32]《史记》将慎到归于黄老道德之术，而《慎子曰恭俭》内容似与儒家有关，其内容也不见于各种版本的《慎子》。《三德》以人间的社会秩序为天常、天礼，却以灾异为说。

上博简还有不少史书体文献，所记多为吴、楚两国的历史故事。《景公疟》记述齐景公病重，宠臣劝杀祝史，被晏子劝止之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文献。《平王问郑寿》记载楚平王国事祸败之后，问政于郑寿。《郑子家丧》分甲、乙本，记载公元前605年，因灵公不予公子宋食龟，子家与公子宋弑君，楚王围郑之事。《昭王毁室》记述一位穿丧服的君子告知楚昭王说，他父母的尸骨埋葬在昭王新建的宫殿下，昭王闻此随即将新宫拆除，凸显了昭王之德。《柬大王泊旱》记载楚简王病疥和为楚邦大旱占卜的故事。《君人者何必安哉》范戊以白玉三围，譬喻君主不能完全摈弃耳目之欲，劝谏楚王适当地改变为政的方式。

《申公臣灵王》记申公臣服于王子回，《吴命》记述吴王率军北上，与晋国周旋外交之语，《庄王既成》《姑成家父》主要赞扬姑（苦）成家父忠君爱民、勤勉为政的事迹。《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当合为一篇，篇题为《鲍叔牙与隰朋之谏》[33]，主要记载鲍叔牙与隰朋借发生日食之机，劝谏齐桓公行先王之法，改革弊政，善待百姓。《容成氏》叙述上古帝王传说，与《庄子·胠箧》有很多相近之处，它主张禅让，鼓吹三代以上，皆授贤不授子，学界有儒家说、墨家说、纵横家等不同说法，但看法并不一致，我们主张暂将其归入史书类文献。

《凡物流行》前四章为一部分，主要涉及自然规律，后五章讲人事，为楚辞类作品。《用曰》文中有叶韵现象，多警世语，短小精悍，含义深刻。《采风曲目》存有40首诗的篇名，用一个特定的音名（音高）标记在一首或几首诗的篇名，《采风曲目》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和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马承源先生认为该篇可能是楚国乐官整理的采风歌曲目录的残本。[34]我们怀疑，儒家《乐经》如经秦火尚存，其形式可能与《采风曲目》相似。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土楚简总计10万字以上，而上博简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上博简全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的早期古籍，很多可与传世文献对照，大量文例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楚文字的认识，超出了考古学的范围，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研究。[35]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形成时期。上博简的出土，必将为中国经学和先秦学术思想研究带来难得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