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一号楚墓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该墓先后经历两次盗掘。1993年10月，荆门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该墓是一座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墓道在墓室东壁。墓口东西长6米、南北宽4.6米。墓底长3.4米，宽2米，从墓口至墓底深7.44米。墓圹上部填充五花土，下部及椁室四周填白膏泥。葬具为一棺一椁，保存较好。椁室以隔梁分隔为头厢、边厢和棺室三部分。棺为长方形悬底，棺内尸体仅存骨架。此墓虽然被盗，但出土器物比较丰富，计有铜、陶、漆木、竹等各类器290件。[16]

对于郭店一号墓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一是战国中期偏晩，郭店楚简的发掘整理者认为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17]李学勤先生指出：“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1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18]李伯谦、彭浩、刘祖信、徐少华等学者皆赞成其说。[19]二是“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之后，以王葆玹、池田知久为代表。[20]王葆玹认为战国晚期至末期楚郢地区所受秦文化的影响，也不如学人设想的那么严重。他推定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有可能较晚，其上限为公元前278年，下限为公元前227年。[21]三是在公元前299年至前278年间，李裕民认为郭店楚墓墓器物与雨台山6期楚墓（555号墓）相似，而不是与包山二号墓相似，从器物形制特征等方面考察，应在战国晚期前段，墓主人绝非陈良或环渊，而很可能是楚太子横之师慎到。[22]

包山二号墓有明确的时间段限，即公元前316年，郭店一号墓与包山二号墓的随葬品十分相似。秦将白起拔郢之后，楚地深受秦文化的影响，而郭店一号墓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因此，和王葆玹、池田知久从思想史角度为郭店楚墓断代相比，考古学者的说法当更为可信。李裕民考订郭店楚墓下葬时间在公元前299年至前278年间，我们知道，依靠出土器物只能对墓葬进行粗略断代，因此李先生将墓葬时间、墓主人身份定位如此准确本身就值得怀疑。竹书的写作时间要早于下葬时间，结合《五行》《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学派著作看，郭店竹简为孟子之前的学术典籍，是目前较为可信的说法。

郭店竹简出土于头厢，共804支，竹简长15—32.4厘米，宽0.45—0.65厘米，编绳2—3道，形制有两种：一种是简端平齐；另一种是两端作梯形。有字简726支，墨迹清晰，计1.3万余字，明显带有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内容以道、儒两家学说为主，儒家典籍有11种14篇，按照形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六篇，简长32.5厘米，简端梯形，编绳两道；二是《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两篇，简长26.4厘米，简端梯形，编绳两道；三是《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简长28.1—28.3厘米，简端平齐，编绳两道；四是《语丛》（一、二、三），简长15.1—17.7厘米，简端平齐，编绳三道。道家典籍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老子》甲组39支简，简长32.3厘米；乙组18支简，简长30.6厘米；丙组与《太一生水》形制相同，简端平齐，简长26.5厘米，编绳两道。《语丛四》简端平齐，简长15.1厘米，或与纵横家有关。

《缁衣》分23章，每章章尾有墨钉，篇尾计章数“二十又三”。《缁衣》原无篇题，其内容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基本一致，整理者以此命名。郭店简《缁衣》无传世本的第一、十六两章，简本第一章为传世本的第二章，章序的排列比传世本更为合理，为研究先秦到汉代《缁衣》文本的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性自命出》原无篇题，整理者撮取简2“性自命出”为题。《性自命出》计有67支简，由于简35有钩号，其下半段为空白简，可知全文当分为上、下两篇。《性自命出》上篇讲人性有善有恶，下篇已至性善境界；上篇是自然之情，下篇升华为道德之情；上篇心无定志、礼以导情，下篇心有定志、情以正礼。《性自命出》上、下篇的划分，实际讲的是人性向善的两个阶段，即庶民与圣人两重不同的道德境界。[23]质言之，《性自命出》上承孔曾，下启孟荀，为郭店儒简中哲学思辨水平最高的一篇。

郭店简《成之闻之》主张反己正身，以顺天常，既讲教化之道，又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的区别。该篇将人间的社会秩序归因于“天降太常”，内容较为复杂无序，在分篇、编联上还存在继续挖掘的空间。《六德》将“圣”“仁”“义”“忠”“智”“信”六德与父子、君臣、夫妇六位对应起来，强调各行其职（教、孝、率、从、使、事），目的在于为重建礼乐社会秩序张本，其仁内义外的理论颇具特色。《尊德义》阐发为君治国之道，说“为古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强调国君要以德义为本，率先垂范，与《六德》《成之闻之》内容有相关联之处。

《五行》为子思学派所作，德为仁、义、礼、智、圣，善为仁、义、礼、智，子思学派借助德与善的区别，实现了心内身外、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经部大体相同。《穷达以时》在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天各有不同的职分，要恭修德行以待天时，内容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及《说苑·杂言》陈蔡绝粮时，孔子与子路对话相似。《鲁穆公问子思》主要阐发的是子思对忠臣的理解，为子思弟子所作。《唐虞之道》强调由孝敬父母到爱天下之民，由尊贤而推崇禅让，与孟子、荀子对禅让的态度皆有所不同。《忠信之道》说“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以忠信作为“百工不楛，而人养皆足”的根本原则。《语丛》四篇系抄录当时典籍中义理隽永的格句而成，目的在于教人熟知修身行礼、结交“谋友”等为人处世的原则，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相似。

郭店儒简的学派属性，是学界争议的热点。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主张郭店儒简为子思学派的著作，称它们为《子思子》。以李泽厚、陈来等先生为代表，主张郭店儒简类似于《礼记》之类的文献总集。我们认为，郭店儒简中，《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缁衣》可以看作子思学派的著作，而其他文献的学派属性则不能确定。具体来说，郭店儒简反映的是孔子之后，儒家第二、三代弟子的思想世界，代表了当时儒家心性之学所到达的水平与高度。[24]

郭店简《老子》（甲、乙、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战国抄本，内容可与传世本《老子》对照。《老子》甲本包含今本《老子》第十九章、六十六章、四十六章中段和下段、三十章上段和中段、十五章、六十四章下段、三十七章、六十三章、二章、三十二章、二十五章、五章中段、十六章上段、六十四章上段、五十六章、五十七章、五十五章、四十四章、四十章、九章的文字；乙本包含今本《老子》第三十九章、四十八章上段、二十章上段、十三章、四十一章、五十二章中段、四十五章、五十四章的文字；丙本包含今本《老子》第十七章、十八章、三十五章、三十一章中段、六十四章下段的文字。郭店简《老子》内容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不分道经和德经，章次与今本也不一致，有的章节与今本同，有的只保留了今本该章的部分内容，其与传世本《老子》的关系有“父子”“子父”“兄弟”三种可能，迄今学界仍未有定论。

郭店简《老子》，是研究战国时期《老子》成书及流传过程鲜活的文本资料。郭店儒简使《礼记》《大戴礼记》等古书“复活”。郭店儒简中《五行》《鲁穆公问子思》明确可以肯定为子思学派的著作，代表了子思时代儒家心性之学所达到的水平与高度，对于认识孔孟之间早期儒家思想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太一生水》与《老子》丙组同抄一卷，以水为媒介，阐发了太一化生天地、四时、阴阳、寒热、燥湿的过程，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太一生水》作为战国时期道家宇宙生成论，与传世本《老子》的道论及《易传》的太极说皆有所不同，对于研究早期理论形态建构的多样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作为孔孟、老庄之间的学术链环，郭店楚简与以往楚地出土文献不同，它时代早，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古代典籍，这就为我们研究古代经典的形成与流传过程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佐证。郭店楚墓中儒、道两家典籍并存，为重新定位战国时期儒、道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契机。多数学者认为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