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群际亲社会行为：社群互动中的建设性内涵

群际互动的过程隐含了不同规范、习俗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同时也折射出了不同群体之间由于权力和地位的差别而出现的合作、冲突或博弈，此外还有这些群体所依托的文化在频繁接触中所激荡出来的创意和智慧。上述内容背后的建设性内涵（比如群体层面上的积极态度和良性互动）和破坏性内涵（比如群际偏见、歧视甚至冲突）是并存的，对于建设性内涵的培育和促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群际互动中的破坏性内涵。在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移民社会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关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解释模型和干预机制可以为探索群际互动中的建设性内涵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在传统的个体主义心理学范式下，亲社会行为被界定为发生在个体之间具有利他属性的、旨在提升人际关系并通过巩固规范和强化习俗来促进内群体和谐的积极行动。从概念的原型结构来看，人际互动层面上的亲社会行为既涉及特质性、利他性和社交性等自我/个体心理特征，同时也涉及诸如遵守群体规范/维护社会公益这样的群体心理特征（张庆鹏、寇彧，2011）。一方面，它促进了积极自我概念的建立和良性人际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这些改善的不断积累也潜在地推动了积极社会共识的形成，最终建立稳定的亲社会规范，成为建立成熟社会的核心基础。这表明亲社会行为是联结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的纽带，也是在内群体规范认同和跨群体社会互动之间建立积极联系的黏合剂。

如果将人际社交层面上的“亲社会”的理念切入群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则可以将个体心理层面上的亲社会动机和心理行为模式拓展到群际互动层面，并提炼出“群际亲社会行为”这一概念。群际亲社会行为在表象层面上依然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具有友好、合作、分享和互助等特征的积极行动，但形式上的人际行为隐含了群际互动的意蕴，由于身兼不同群体身份的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时也各自稳定地拥有相应的身份认同，这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在内核层面上成为基于个体身份认同的群体间行动。我们可以透过群际亲社会行为来分析变迁背景下的群体形成和发展过程、群际互动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由此结成的各种关系，进而探索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群际互动中消解偏见与歧视、促进群际和谐与族群融合，呼应“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网”“世界朋友圈”等议题。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来自不同文化或不同社群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频繁的接触（包括跨国贸易、跨境留学、跨境就业甚至跨国通婚等），基于“亲社会”构造起来的建设性的群际互动内涵对于这种多元复杂的接触过程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于消除偏见和化解冲突（或者通过冲突来协调各方面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平衡社会的功能），而且体现于重塑共识和提升融合品质，并实现更为深刻的文化整合。可见，在这方面所开展的研究正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日益成为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以文化心理学和移民社会学为显著特征的跨学科视角下探讨群际亲社会行为时，有必要首先厘清亲社会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在人际和群际这两个层面上存在的差异。人际亲社会行为以个体主义心理学传统为出发点，关注不同层级的环境变量对社交场景中的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关注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对行为的交互影响，此外还涉及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体意识和适应性努力。与之具有相通之处的是，群体层面上的互动特征一方面同样涉及施助者和受助者，或者互助双方之间的沟通、比较、评估和反馈等心理与行为过程，另一方面则涉及基于上述过程而形成的群际关系。此外，文化与社会视角下的群际亲社会行为更多地以社会感知意义上的群际互动的形式出现，群际亲社会行为在行动驱力、行动方向、行动对象以及行动的实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个体的累加”，而是抽离于孤立个体意义之外的集体经验呈现。“群体”和“群体间”的意涵折射到个体的认知系统之后，首先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被具象为“个体感知到的群体”以及“个体感知到的群体间互动及关系”，而当数以万计的个体感知抽象为共享的社会现实，则形成了下文将要提到的集体社会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