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创新及写作难点

“就整体而言，尤其是相较于明清市镇研究的丰硕成果而言，近代市镇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143]这一见解显然适用于近代华北集镇研究。一方面，就整体研究状况而言，尽管近代华北集镇研究已在集市数量与集期、铁路与沿线市镇发展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明清和近代江南市镇研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又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已有研究成果集中于集市数量和集期的分析、铁路与沿线市镇发展等方面；关于集市与乡村经济、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生活之关系的研究虽已开始起步，但有分量的成果仍不多见。其二，现有研究虽然也重视个案研究，但所选个案或为某些县份所属的集市和集镇，或为具有某一共同特征（如位于铁路沿线）的一些集镇，更具体而深入的个案研究，除石家庄等少数集镇外，亦不多见。其三，在已有研究中，虽然也有一些关于华北与江南的比较研究，但此类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就“近代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研究”这一论题而言，由于受到“铁路与集镇发展”这一视角的制约，其研究内容多以铁路影响体现较为明显的集镇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分布、街市扩充及分布等为主，较少涉及受铁路间接影响的集镇管理体制变迁、居民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嬗变等内容；所选个案也以受铁路影响比较明显的石家庄、平地泉、唐山、焦作、张店等工商业兴盛，人口较多的集镇为主，较少涉及数量更多、规模更小的集镇。在这一研究取向下，既少有论者将铁路置于影响集镇发展诸因素中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也鲜有论著将铁路沿线集镇置于近代华北集镇乃至华北城镇体系中进行研究。这既不利于更客观地认识铁路与近代华北集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碍于华北集镇研究的整体推进。

针对近代市镇研究中的不足，任放提出了两点改进意见。一是在资料上要进一步发掘档案、文集、报刊、碑刻、家谱、口述史、调查资料等；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响应李伯重的建言，既要“走出江南”，把市镇史研究扩大到其他地区，又要“超越市镇”，使研究视野超出“市镇”的狭小范围，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其他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44]

结合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的实际，我们也曾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应致力于转换视角、扩大研究视野。以往关于集市数量和集期的研究，以及关于铁路与沿线集镇发展的研究，虽然抓住了近代华北集市（镇）发展中的两大特征，但视野也受到很大局限。近代华北集市（镇）的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应将其置于近代以来华北区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乃至社会变迁进程中进行考察，以“超越集市和市镇”。二是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应致力于更新研究方法。一方面，要深入了解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不能仅局限于一知半解和转引借用。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真正做到多学科交叉。另一方面，要重视从江南市镇研究中学习和借鉴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同时努力开展华北与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以增进对其他区域市镇发展状况及特征的认识。三是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应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拓展。一方面，应在保持已有关于集市数量、集期和铁路沿线市镇研究等优点的基础上，努力开展关于集市（镇）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社会生活方式嬗变之间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应努力扩大个案研究，尤其是关于若干名镇历史变迁及其影响的长时段的个案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四是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应致力于资料的发掘利用。与江南相比，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的瓶颈之一，便是资料尤其是方志资料的相对不足（如镇志、乡志等较为少见）。因此，更应重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口述史料和调查资料的发掘利用。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的乡村建设派和日本的“满铁”等机构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为数众多的调查资料。对此类资料进行发掘利用，无疑将有助于解决史料不足的问题，使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145]

针对先前研究中的若干不足，本书力求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研究视角上，放弃以往研究中经常采用的“铁路与集镇发展”的单一视角，将铁路沿线集镇置于近代以来华北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城镇体系变动中进行考察，力求更深入地揭示铁路沿线集镇在华北城镇化进程和城镇体系变动中的地位，更客观地呈现铁路对华北集镇发展和沿线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研究主题上，由于以往研究已对近代工矿业起步、产业结构变迁、城乡市场体系重构、社会结构变动、市镇发展、城乡经济关系等做了深入探讨，本书将着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总结其特征，揭示其动因，并阐明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与华北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其中，宏观层面将侧重于集镇类型与层级、数量与规模、分布与形态等方面；微观层面将着力于集镇产业发展与社会组织成长、教育发展、管理体制变迁等方面。

在研究内容上，一是将临近铁路车站，在交通和经济上与车站或设站集镇有联络的集镇纳入考察范围；二是侧重从数量与规模、形态与分布、类型与层级等方面考察集镇发展；三是将文化和制度纳入考察范围，形成了由经济（侧重于产业）、社会（侧重于社会组织）、文化（侧重于教育）、制度（侧重于管理体制）四大板块构成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四是着力考察集镇交通运输业发展、集镇教育发展、管理体制变迁以及集镇发展与华北城镇化的关系等内容；五是注重对华北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的比较研究；六是从一个方面揭示铁路与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之间，铁路沿线集镇“差异化发展”与华北城镇体系及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力求运用或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在界定集镇概念时借鉴了集镇社会学、乡镇社会学、乡镇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对集镇数量、规模进行统计分析时，借鉴了吉尔伯特·罗兹曼、龚关、王庆成、范毅军等人的研究方法；在考察集镇类型、形态、层级时，借鉴了社会学、城市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适当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

在史料运用上，更加重视对各类地方志，尤其是新近编辑出版的村镇志如《杨柳青镇志》、《独流镇志》、《明港镇志》、《王庆坨镇志》、《羊口镇志》等的利用；更加注重发掘档案、海关关册、调查资料以及日文论著中关于集镇时空格局演变、管理体制变迁、社会文化嬗变等方面的记述；更加重视对碑刻资料选辑、碑刻资料汇编等的利用。

由于研究视角发生转换，研究内容有所扩展，本书的写作难点亦转变为以下三个方面：如何在以往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展示出1881—1937年华北铁路沿线集镇“差异化发展”的整体态势；如何更深入地认识铁路沿线集镇在城镇体系变动和华北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如何更客观地评价铁路在华北集镇“差异化发展”、城镇体系变动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

为突破以上难点，本书将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充分吸收和借鉴已有关于华北集镇和江南市镇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和方法，在进行微观的个案分析同时，更注重宏观的整体性研究；在发掘描述性史料的同时，更注重从档案、海关关册、地方志等史料中整理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深入研究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同时，更注重进行华北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华北铁路沿线集镇与铁路沿线城镇（县城等）的比较研究。

另一方面，本书在结构安排上也对写作难点有所观照。绪论交代了选题缘起、概念界定、相关研究成果、创新点和写作难点。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从相对宏观的层面展开。其中，第一章采用个案研究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集镇数量与规模、形态与分布、类型与层级等三方面对晚清时期华北集镇的“差异化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着重探讨铁路建设运营中的车站设立、机构设置、制度推行与集镇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展示铁路运营管理机构设置与集镇交通运输业“差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从数量与规模、类型与层级、分布与形态三方面探讨铁路开通后沿线集镇时空格局的演变，从整体上展现铁路开通后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第四章至第六章主要从相对微观的层面展开。其中，第四章从近代工业起步和社会组织演变两个方面考察华北铁路沿线集镇产业和社会组织的“差异化发展”。第五章从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教育的初兴、工矿业型集镇教育的进步、工商业型集镇教育的起步三个方面考察铁路沿线集镇教育的“差异化发展”。第六章从影响集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性因素、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工矿业型集镇和工商业型集镇的管理体制变迁等方面考察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管理体制的“差异化发展”。第七章通过对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的比较，展现两者在“差异化发展”态势上的异同。结论部分则从相对宏观的层面，在总结华北铁路沿线集镇“差异化发展”特征及其动因的基础上，揭示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与华北城镇体系变动及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分析铁路所起的作用。

---

[1] 参见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第162—192页；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农业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1—32、353—360页。

[2] 北京在1928年后改名北平，本书为便于行文，除专有名词和引文外，统一作“北京”。

[3] 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6页。

[4] 直隶1928年后改称河北，本书为行文方便，凡涉及清末时期时，采用“直隶”一词；论及民国时期时，则使用“河北”一词。

[5] 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78页。

[6] 王庆成：《晚清华北村镇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7页。

[7]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86—188页。

[8]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213页。

[9] 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页。

[10] （清）阙名：《燕京杂记》，骈宇骞整理《旧京遗事·旧京琐记·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120页。

[11] 道光《定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843页。

[12] 光绪《恭城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505—506页。

[13]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第303页。

[14] 由于唐山、石家庄等新兴城市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由乡村向集镇演变的阶段，直到1927—1937年，才跻身小城市行列，加之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本书仍将其归入集镇行列。

[15] 参见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1937；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1934；《陇海全线调查》（1932年份），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按，《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书》刊行时有《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书》和《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两个名称，编者有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和北宁铁路局两种说法，本书统一为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刊行时也有《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和《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两个名称，本书亦统一为《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

[16]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1—4页。

[17] 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60—64、71页；周俊旗：《关于近代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39、106—108页；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89—203页。

[18] 参见本书“相关研究成果概述”部分。

[19] 民国《茌平县志》卷2《市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81页。

[20] 河北省政府建设厅编印《调查报告》第4编《工商》，1928，第69页。

[21] 参见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2页。

[22] 参见郝寿义、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第301、324页。

[23]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指涉的是当前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基本内涵是：“旧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逐步转向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双重二元结构，即位于农村地域上的农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以及位于城市地域上的城市传统工业区和新兴工业区。”见郑弘毅主编《农村城市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4—15页。

[24] 高承撰、李果订正《事物纪原》卷8，商务印书馆，1937，第316页。

[25] 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1934，第5页。

[26]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第22页。

[27] 高承撰、李果订正《事物纪原》卷7，第251页。

[28] 高承撰、李果订正《事物纪原》卷7，第251页。

[29] 乾隆《蒲台县志》卷2《村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8册，第449页。

[30] 民国《桓台志略》卷2《法制》，《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8册，第333页。

[31] 《形胜》，康熙《顺义县志》卷2，第10页a。

[32] 乾隆《夏津县志》卷2，《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19册，第34页。

[33] 光绪《玉田县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2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55页。

[34] 光绪《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线装书局，2002年影印本，第215页。

[35] 民国《沧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680页。

[36] 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0，第51页。

[37]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4—6页。

[38]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233页。

[39] 邹逸麟：《清代集镇名实初探》，《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65页。

[40] 康熙《高唐州志》卷1《市镇》，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孤本方志选》第2辑第2册，线装书局，2001年影印本，第60—61页。

[41] 咸丰《武定府志》卷7《市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1册，第92—93页。

[42] 光绪《惠民县志》卷5《乡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2册，第306页。

[43] 民国《西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56页。

[44] 奚东曙：《都市发展之社会学观》，《都市与农村》创刊号，1935年4月，第12—13页。

[45]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6—34页。

[46] 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任放：《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第41页。

[47]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任放：《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第75页。

[48] 民国《茌平县志》卷2《市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0册，第81页。光绪《高唐州乡土志》的记述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集市与集镇、市镇的主要区别在集市规模和铺户数量上，其文曰：“以上六区皆街市之大者，遇集期则四方辐辏，商贾如云，平时贸易则本街铺户而已。谓之为市，所以别于集也。”参见光绪《高唐州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04页。

[49]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5页。

[50] 在关于中国近代和当代集镇的研究中，人口在2000人以上常被视为集镇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在关于近代华北的调查和地方志中，不少人口在1000以上2000以下，甚至不足1000人的聚落亦被列入集镇之中，故本书将集镇人口下限放宽至1000人，以期更符合近代华北集镇发展的实际。调查中典型者如《全路各站附近乡镇调查表》，《陇海全线调查》（1932年份），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7册，第363—399页。

[51] 李伯重教授在《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一文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说明江南市镇中的大多数居民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非农化”比例较高，但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华北地区，似乎不宜刻意强调这一特征。毕竟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工商业相对欠发达的华北铁路沿线部分地区，以农业人口为主体居民的集镇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在1937年前的京奉铁路沿线地区，既有以非农业人口为居民主体的长辛店、丰台、门头沟、秦皇岛等大集镇，亦有农业人口居多数的清河等大集镇；在1933年前的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仅有数十家商户的小集镇占有较大比例；在1933年前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的集镇中，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集镇（设有集市且有固定商户者）在数量上占有相当比例，其中不乏马牧集、朱集、曲兴集、张茅镇、会兴镇等人口多达数千的大集镇。参见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9—22页；《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全路各站附近乡镇调查表》，《陇海全线调查》（1932年份），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7册；等等。

[52] 详见张玮、熊亚平《华北农村市场体系的过渡：以河北省为例（1736—1937）》，未刊稿。

[53] 《县组织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第524—525页。

[54] 民国《桓台志略》卷2《法制》，《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8册，第333页。

[55]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2页；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农业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第2—3页。

[56] 许玲：《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14—17页。

[57] 光绪《阜城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202—203页。

[58] 民国《望都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17页。

[59] 《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二威海卫，第12页。

[60] 《导言》，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第3页。

[61] 王胜泉主编《中国乡镇社会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4—5页。

[62] 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农业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第5—6页。

[63]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5页。

[64]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6页。

[65] 谷中原：《交通社会学》，民族出版社，2002，第206页。

[66] 参见郑合成《安国药市调查（上）》，《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1期，1932年3月，第105页；刘家璠：《京兆直隶棉业调查报告书》（直隶省部分），农商部棉业处，1920，第30页；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编《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河北省棉产调查报告》，1937，第198、262页。

[67] 张厚昌述《豫省农民生活之所见》，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第48页。

[68] 《陇海铁路沿线调查报告序》，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7册，第10页。

[69] 《经济调查报告序》（胶济铁路车务处副处长谭书奎序），《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总编（上），第2页。

[70] 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第4页。

[71] 《导言》，《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第29页。

[72] 参见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第3—4页。

[73] 参见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第5—10页。

[74] 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第63页。

[75] 《导言》，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3页。

[76] 高珮义：《城市化发展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第31—42页。

[77] 党国英：《由“城市化”到“城镇化”》，《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16日。

[78] 宋家泰：《序》，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第1页。

[79]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第1页。

[80]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第29—30页。

[81] 俞逢清：《石家庄之经济观》，《商学杂志》第6卷第4—5期，1921年6月，第32—36页。

[82]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第18—31页。

[83] 《开展石家庄商埠计画》，《河北工商月报》第1卷第3期，1929年1月，第19—30页。

[84] 刘哲民：《石门二十年来之回顾》，《大公报》1932年5月3—5日，第5版。由于石家庄运输业和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街市的向东扩充，国民政府于1925年8月29日批准石家庄和休门合并成石门。因此，除特别说明外，本书在论述1925年之后相关问题时，石家庄系指其与休门的合称。参见《直隶省自治筹备处呈请改石家庄市为石门市文》，《直隶自治周刊》第144期（公牍），1925年11月，第1—2页；《临时执政府指令》（第1273号），《政府公报》第3381号，1925年8月30日。

[85] 陈佩：《河北省获鹿县及石门市事情》，新民会中央总会，1940。

[86] 《平地泉（集宁县）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48期，1926年1月，第12—20页。

[87] 戈我：《西北的粮都平地泉蒸蒸日上》，《大公报》1936年6月17—18日，第10版。

[88] 《包头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60期，1926年5月，第6—32页。

[89] 《秦皇岛之近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12期，1927年5月，第1—12页。

[90] 《唐山之经济近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13期，1927年5月，第1—14页。

[91] 程昌志：《唐山市镇简述》，《市政评论》第3卷第14期，1935年7月，第11—13页。

[92] 《泊头镇之近况》，《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0期，1928年5月，第20—25页。

[93] 《地绾南北之漯河》，《河南政治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第1—3页。

[94] 《山东潍县之经济近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7期，1926年11月，第1—12页；《滦县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16期，1927年6月，第18—26页；《定县之棉花与土布》，《中外经济周刊》第192期，1926年12月，第29—33页；《直隶青县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20期，1927年7月，第15—23页；《德县之经济概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21期，1927年7月，第1—15页；严晦明：《山东潍县的乡村棉织业》，《益世报》1937年2月27日，第12版。

[95]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丁，1934。

[96] 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中华书局，2010。

[97] 刘强：《论清代山东周村的发展模式——清末民初转型期经济性市镇发展道路的再认识》，《滨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9—24页。

[98] 田伯伏：《京汉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兴起》，《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91—96页。

[99] 江沛、熊亚平：《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70—197页。

[100] 王先明、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新兴市镇的发展（1905—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49—157页。

[101] 江沛、李丽娜：《铁路与山西城镇的变动：1907—1937》，《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第50—57页。

[102] 马义平：《道清铁路与豫北地区城镇体系变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29—32页；《近代铁路兴建与豫北城镇的兴衰》，《中州学刊》2013年第7期，第138—143页。

[103] 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00—103页；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地区市镇形态的演变（1905—1937）》，《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第73—81页；熊亚平、任云兰：《铁路运营管理机构与城镇形态的演变——以1905—1937年间的华北铁路沿线城镇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04—110页；熊亚平、安宝：《近代华北铁路沿线城镇转运业的发展（1904—1937）》，《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第135—137、142页；熊亚平：《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初探（1904—1937）》，《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第138—143页；熊亚平、张玮：《市镇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初探（1904—1937）》，《兰州学刊》2012年第3期，第56—59页。

[104]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591—610页。

[105] 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5），1987，第63—70页。

[106] 夏晓汛：《铁路运输与山东社会经济的演变（1900—193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106—152页。

[107]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第296—314页。

[108] 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第1—105页。

[109] 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第16—19页。

[110]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136页。

[111] 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331—341页。

[112]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第56页。

[113] 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89—203页。

[114] 张利民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363—456页。

[115] 张利民：《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163—202页。

[116] 徐永志：《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132—141页。

[117]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第139—169页。

[118] 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1—167页。

[119] 刘海岩：《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1860—1937）》，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1—2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4—48页。

[120] 王玉茹、郭锦超：《近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的比较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26—132页。

[121] 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王兴瑞译，《食货》第5卷第1期，1937年1月，第44—65页。

[122]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第13页。

[123] 山根幸夫『明清華北定期市の研究』汲古書院、1995。

[124] 〔日〕中村哲夫：《清末华北的农村市场》，胡宣同等译校，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180—207页。

[125]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69页。

[126] 王庆成：《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38页。

[127]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8]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91—202页；《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1—143页；《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6—75页；《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56—67页；《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93—100、128页；《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第103—108页；《清代河南西部的商业重镇荆子关——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52—56页。

[129]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02页。

[130] 邓玉娜：《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0—95页；《清代河南集镇的空间分布——基于距县里程方面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5—34页。

[131] 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27—39页。

[132]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第601—616页。

[133] 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第333—342页。

[134] 曾桂林：《铁路与近代株洲城市的兴起（1898—1951）》，《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6期，第56—60页。

[135] 谭刚：《陇海铁路与陕西城镇的兴衰（1932—194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61—69页。

[136] 丁贤勇：《浙赣铁路与浙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1930年代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8—141页。

[137] 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38]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9]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第326、328页。

[140] 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141] 范毅军：《传统市镇与区域发展——明清太湖以东地区为例（1551—1861）》，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5。

[142] 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第148—152页。

[143] 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44—145页。

[144] 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46页。

[145] 熊亚平、张利民：《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述评》，《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