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瓦热老婆婆

献给乔治·布歇

1

我已经有十五年没到维尔洛涅去了。直到今年秋天打猎，住在我的朋友塞尔瓦家里，这才又去了一次。他终于重新盖好了他那座给普鲁士人毁掉的城堡。

我非常喜爱那一带地方。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角落，给我们的眼睛带来一种肉感美，使你不由得要用肉体的爱去爱它们。有些常见的泉水、树林、池塘和山丘，像意外艳遇似的打动了我们这些被大地迷住的人，在我们的心里撒下了温柔的回忆。有时候，甚至我们的思想会回到某一角森林、某一段河岸或者某一片鲜花盛开的果园，虽然不过在一个愉快的日子里偶尔见过一次，可是它们却像春天早晨在街头遇到的那些穿着浅色透明衣衫的女人的影子一样，留在我们的心头，在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里种下了一种难消难忘的欲望，一种交臂失之的幸福感觉。

在维尔洛涅，我爱的是整个田野；田野上布满了小树林，还有纵横的溪水在泥土里流动，好像一条条血脉似的，把血液输送给大地。我们在溪水里捉虾、鲈鱼和鳗鱼。真是无上的幸福！有些地方还可以洗个澡；在这些潺潺的溪水两岸生长着茂密的青草，草丛里时常可以发现沙锥鸟。

我像一只山羊那样敏捷地朝前走着，眼睛望着我那两条在前面东寻西找的猎狗。塞尔瓦正在右边一百米外的一块苜蓿地里搜索。我绕过索德尔家的林子边上的灌木丛，瞧见了一所烧毁的茅屋。

猛然间我想起了在一八六九年最后一次看见这所茅屋的情形，那时候它收拾得很干净，外面架着葡萄棚，门口有几只母鸡。如今它只剩下没有坍倒的破烂阴森的骨架，还有什么能比一所死气沉沉的房子更显得凄凉的呢？

我还记得我有一天累得筋疲力尽，这所房子里有一位老太太请我进去喝过一杯酒；当时塞尔瓦曾经把她家的情形讲给我听。她的丈夫经常违警打猎，后来被宪兵打死了。她的儿子，我从前见过，瘦高个儿，还没有娶亲，据说也是一个残忍地摧残鸟兽的人。别人都管他们叫索瓦热。

这是一个姓呢，还是一个绰号？

我喊塞尔瓦。他迈着鹭鸶般的阔步子向我走过来。

我问他：

“这一家人怎么啦？”

他对我讲了下面这一段故事。

2

宣战的时候，小索瓦热三十三岁，他撇下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应征入伍。大家都知道她手上有点钱，所以并不太替她担心。

她仍旧一个人住在树林边上，这所离村子很远的孤零零的房子里。再说，她也真的不害怕，因为这位又高又瘦的老太太脾气很倔强，跟她家的男人一样；她很少有笑的时候，别人也从不和她说笑逗趣。的确，乡间的女人难得有笑的时候。笑是男人的事儿！她们过着抑郁寡欢，没有一点指望的日子，心胸变得狭小，不开朗。乡间的男人在酒馆里多少养成了一点爱热闹的快乐心情，可是他们的妻子却总是板着脸，闷闷不乐。她们脸上的肌肉没有受到过笑的训练。

索瓦热老婆婆在自己的茅屋里继续过着跟平常一样的生活，不久以后，茅屋就被大雪盖住了。每个星期她到村里去一次，买点肉和面包，然后又回到家里。因为大家都说路上有狼，所以她出门总背着枪，枪是她儿子的，已经生了锈，枪托也被手磨坏了。她那副模样儿实在够怪的，高高的个儿，背有点驼，跨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雪地里走着，枪筒从黑帽子后面冒出来；那顶紧紧箍在头上的黑帽子，罩住她那从来还没有人见过的白发。

有一天，普鲁士人来了。按照每家的财产和收入，他们被分配到当地居民家里吃住。大家都知道老婆婆有点钱，所以她摊到了四个。

这是四个肥胖的小伙子，金黄色的皮肤，金黄色的胡子，蓝眼睛，尽管吃了不少苦，可是仍旧胖胖的；他们虽然是在被征服的国家里，还是很和气。他们单独住在这个上年纪的女人家里，对她非常亲热，尽可能节省她的气力和开支。早上，可以看见他们四个人光穿着一件衬衫，围着井洗脸。他们在刺目的雪光里，哗哗地用冷水洗他们北欧人的白里透红的皮肤；这当儿，索瓦热老婆婆跑来跑去，忙着烧早饭。接着，他们就打扫厨房，擦玻璃窗，劈柴火，削土豆，洗衣裳，像四个守着母亲的孝顺儿子似的，干着家里所有的活儿。

但是，这位老婆婆总是惦记着亲生儿子，惦记着她那瘦高个儿、鹰钩鼻、棕色眼睛、嘴唇上像堆着一团黑毛似的大胡髭的儿子。每天她都要挨个地问那四个住在她家里的士兵：

“您知道法国步兵二十三团开到哪儿去了吗？我的儿子在里面。”

他们每一次都回答：“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家里也有母亲，自然能够了解她的痛苦和忧愁，于是千方百计地在小地方讨她的欢心。况且，她也很爱这四个敌人，因为乡下人没有什么爱国心激起的仇恨；那只有上层阶级的人才有。卑贱的人贫困，任何新的负担都压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付的代价最高；他们的人数多，所以成批的被屠杀，成了真正的炮灰；总之，他们最弱小，最缺乏抵抗能力，所以他们遭受战争带来的苦难也最深重。他们不能理解那种好战的狂热，那种容易激发的荣誉观念，以及那些在六个月里把一胜一负的两个国家都同样耗干了的所谓政治计划。

当地的人一谈到索瓦热老婆婆家里的那四个德国人，就说：

“这四个家伙算到了自己家里了。”

谁知有一天早上，老太太独自在家里，远远瞧见平原上有一个人朝着她的房子走过来。没有多久，她就认出是当地的邮差。他交给她一张折起来的纸，她把做针线活儿戴的眼镜从盒子里取出来戴上，念道：

索瓦热太太：一个不幸的消息通知您。您的儿子维克托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简直可以说，这颗炮弹把他炸成了两段。我当时正好在他跟前，因为在连队里，我们是紧挨着在一起的，而且他曾经跟我谈起过您，要我在他万一遭到不幸的时候，当天就通知您。

我从他衣袋里取出了他的表，准备在战争结束后给您送去。

我向您致以最亲切的敬礼

步兵二十三团二等兵

塞泽尔·里沃

信上注的日期是三个星期以前。

她没有哭，只是一动不动地待着，在这突然而来的打击下发了傻，甚至一时还感觉不到痛苦。她心里想：“维克托已经被打死了！”接着，泪水慢慢地涌上眼睛，痛苦渗入心里。许多可怕的、难受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海里闪过。她再也不能拥抱她的儿子，她那个高个儿的儿子了！再也不能拥抱他了！宪兵打死了父亲，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儿子……他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段。她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形，多么可怕啊！耷拉着脑袋，睁着眼睛，同时还像他往常生气时那样咬住他那大胡髭的尖儿。

他们事后把他的尸首怎样处置了呢？要是她的儿子也能像她那额头中间带着一颗子弹的丈夫一样，被人送回来就好了！

突然，她听见一阵说话的声音。原来是那四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回来了。她连忙把信藏在衣袋里，趁时间还来得及，仔细擦了擦眼睛，带着平素的脸色，若无其事地迎接他们。

他们四个笑着，兴致很好，因为他们带回来一只很肥的兔子，毫无疑问，兔子是偷来的。他们向老大娘做了个手势，表示这下子可有好东西吃了。

她立刻动手准备中饭；可是临到杀兔子的时候，她没有勇气下手了。她可不是第一回杀兔子呀！一个士兵在兔子耳朵后面给了一拳，把它捶死。

这个小东西一死，她就剥皮，露出了鲜红的肉；但是一看见手上沾满了鲜血，一看见她觉得在渐渐冷却，并且凝结起来的鲜血，她就从头到脚哆嗦起来；她老看见那个被炸成两段的高个儿的儿子在面前，也跟这只还在颤动的动物一样，浑身是血。

她坐下来和普鲁士人一同吃饭，可是她吃不下，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只兔子，没有注意她。她偷偷瞧着他们，没有说话，有一个主意在她脑子里渐渐地酝酿成熟了，不过她的脸色是那么沉着，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她突然问他们：“咱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啦，可是我连你们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明白她的意思，于是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但是这个还不够，她要他们把姓名和家里的地址写在一张纸上。等他们写好了，她又在大鼻子上架起眼镜，看了看那些不认识的外国字，然后把纸折起来，放在衣袋里，压在通知她儿子死讯的那封信的上面。

吃完了饭，她对他们说：“我去替你们办点事。”

她动手把干草搬到他们睡的那间顶楼上。

他们看见她这样做，觉得很奇怪；她向他们解释说，这样他们可以暖和一点；于是他们也帮着她搬。一捆捆的干草堆起来，堆得碰到了茅屋顶，他们就这样替自己安排了一间被干草围在中间的宽敞卧房，又温暖又香，他们一定可以睡得很舒服。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个看到索瓦热老婆婆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就担起心来。她推说是胃气痛。后来，她把炉子生得旺旺的，坐下来烤火；四个德国人像每天一样，爬上梯子，钻进自己的卧房。

翻板活门刚一放下，老婆婆就抽掉梯子，悄悄打开通到外面去的那扇门，又去搬了许多捆干草，把厨房塞得满满的。她光着脚在雪地上走，轻得听不见一点声音。她不时去听听那四个睡着了的士兵参差不齐的、响亮的鼾声。

等到她认为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就扔了一捆干草在炉子里，点着以后，把它分散在其余的干草捆上，然后走到外面瞧着。

没有几秒钟的工夫，整个茅屋里面都被强烈的火光照亮了，接着就变成一团吓人的烈火，一只火光熊熊的大熔炉。火苗从狭窄的窗户蹿出来，把耀眼的火光投在雪地上。

过了一会儿，顶楼里传来一声狂叫，紧跟着是一片号叫声，一片令人心碎的痛苦和恐怖的呼救声。房子里面，活门突然塌下来了，滚滚的火焰冲进顶楼，穿过屋顶，像一根庞大的火炬似的，升到天空；整个茅屋都烧着了。

茅屋里除了噼噼啪啪的火声和墙倒梁坍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了。屋顶一下子塌下来，烧得火光闪闪的房架子，在浓烟中，把一大束火星撒向空中。

白皑皑的原野被火光照着，跟一块染上一层红色的银色台布一样，闪闪发光。

远处传来了钟声。

索瓦热老婆婆仍然站在烧毁了的房子门口，手里握着她儿子的那支枪，防备有人逃出来。

她看到一切都解决了以后，把武器朝火里一扔，接着就听见了一下爆炸声。

许多人奔来了，其中有老乡，也有普鲁士人。

他们发现她安静而满足地坐在一个树桩上。

有一个德国军官讲法国话讲得像法国人一样好，问她：“您那几个当兵的到哪儿去了？”

她伸出枯瘦的胳膊，指了指那堆正在熄灭的红火，大声回答：“在那里面！”

大家紧紧地围着她，那个普鲁士人又问：“火是怎么起的？”

她说：“是我放的。”

谁也不相信她的话，都以为是这场火灾突然把她吓疯了。她于是当着那些围着她、听她说话的人，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从她怎样接到信，一直说到那几个和她的房子同归于尽的人怎样发出最后一声叫喊。凡是她曾经感觉到的，凡是她曾经做过的，一点也没有漏掉。

她说完了，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为了在最后的火光里分清这两张纸，她又戴上了眼镜。然后她把其中一张给大家看，说：“这张是通知维克托的死讯的。”在把另外一张给大家看的时候，她朝红通通的废墟点了点头，说：“这张纸上是他们的名字，可以写信通知他们家里。”她不慌不忙地把这张白纸递给抓住她肩膀的军官，接着说：“您一定要在信里写明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的父母，这是我维克托瓦尔·西蒙·索瓦热干的！千万别忘了。”

军官用德国话大声下了几道命令。她于是被捉住，推到她自己家的墙跟前。墙还热得烫人呢。十二个士兵很快地在她对面，相隔二十米的地方排好队。她没有动。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等待着。

命令刚发出，跟着就响起一排枪声。有一发子弹发晚了，等其余的枪声响过了，才单独地射出去。

老太太没有一下子栽倒。她像是被人砍断两条腿似的瘫下去的。

普鲁士军官走过去。她差不多已经给打成了两段，不过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封浸在血泊中的信。

我的朋友塞瓦尔说到这儿，补了一句：“为了报复，德国人才把我的那座城堡毁掉。”

可是我这时候却在想那四个烧死在这所茅屋里的善良的小伙子的母亲，想另一位被枪杀在这堵墙边的母亲的残忍的英勇行为。

我捡起了一块小石子，上面还留着被火燎过的黑颜色。

郝运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