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百日新政

尽管人民已经表明了他们对变化的渴望，但4个月的新旧交替的间歇期里仍充满了不确定性，党派间的争吵在授权生效之前便已渐次平息。这就是《宪法》所规定的缓慢而庄严的节拍，这段空窗期，就好像是美洲之鹰的力量暂时屈服于跛鸭那滑稽可笑的软弱无力。这注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这样的间歇期，因为，“第二十修正案”（1932年3月2日提议，1933年2月6日批准通过）规定，从今往后，任期届满的国会，其生命在1月3日结束，而卸任总统的最后期限则定在1月20日。

秋冬两季早已让夏天萌发的几粒复苏的蓓芽枯萎凋零。10月，随着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再一次萧条，民主党人便责备胡佛的“恐怖竞选”；当这次落潮在大选之后继续低迷、并持续了整个冬天的时候，共和党人便反戈一击，把它归咎为人们担心罗斯福的就职。任期届满的国会拒绝承担重大责任，他们的继任者则急不可耐地拥挤在大门口。罗斯福拒绝与胡佛合作，联合发表关于战争债务和“可靠”货币的声明，一心在他的金库旁边玩牌，拒绝牺牲未来的行动自由以取悦他的前任。政治上的反唇相讥密集地你来我往，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却越来越长，救济之桶的底部被一刮再刮，国家的银行体系开始了它最后的向灾难俯冲。

从1930年初到1932年底，总共有773家国有银行倒闭，涉及存款超过7亿美元，另有3，604家州银行——这些银行的资金链更脆弱——破产，涉及存款超过2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装甲车冲向受到威胁的银行，在持枪警卫的守护下，卸下它们的钱袋子。全国各地的存款人都处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老的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恶化和适度联邦监管的缺席，大萧条所带来的紧张不安和关于日渐迫近的未来的谣言，导致了一波又一波提款浪潮。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储存和藏匿——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甚至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或者索性把现金寄往国外。结果，胡佛在193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藏钱运动。然而，流通货币继续严重不足，以至于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个南方城市，像里士满、诺克斯维尔和亚特兰大——在这些地方，每当危机出现，分离主义的思考方式总是甚嚣尘上——开始印刷自己的货币。这些钱用来给市政府雇员发工资，并提供一种特殊的钱给失业者去购买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这种办法让他们能够活命。胡佛在职的最后两周，财政部估计，大约有12.12亿美元退出了流通，正统的共和党人都悲观地看待“美元的逃跑”，参议员卡特·格拉斯拒绝出任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

第一个全面崩溃的清晰征兆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业休假12天，以挽救一连串的本地银行。在深冬，事情很快就达到了高潮。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开始了银行实际上的暂停营业。10天之后，密歇根州州长宣布给银行业一个类似的喘息机会，到3月初，亚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步其后尘。储蓄银行，在享受大萧条早期阶段的非凡声望之后，如今也承受了破坏性的逃离。一家接一家机构到纽约的货币市场上寻求它的平衡。3月4日星期六，总统就职日的一大早，赫伯特·H.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其他的地方很快也屈服了。在大厦将倾的紧要关头，三年来一直在勇猛地（即便有时候是笨拙地）跟这场危机做斗争的胡佛总统，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即将离开白宫的最后时刻，呼啦啦分崩离析，在他的耳畔回荡着崩溃的轰鸣。

这周周末，以及接下来的一周，人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来宾们陷入了没有现金的困境。在盐湖城，摩门教徒们准备发行可在本地流通、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纸币。在帕萨迪纳，一家豪华酒店为身无分文的顾客印刷了一种临时凭证。在底特律，一位富有的市民跑遍全城也找不开一张10美元的纸钞，最后才从一位苹果小贩那里得到了一枚镍币来给他妻子打电话。邮票、电话代币、墨西哥元和加拿大元以及借据，都成了流通媒介。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空空如也的口袋再也不会招人嫉妒了；友善和轻松绝望的气氛普遍盛行。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新当选的总统身上，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他很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在迈阿密，就在他走马上任的两周之前，他险些没有躲过一位暗杀者的子弹，结果，这颗子弹让芝加哥市长安东·J.瑟马克送了命。这个国家如今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倚靠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肩头，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和勇敢让人们恢复了信心。3月4日，在一种几乎令人颤抖的紧张气氛中，十万观众挤满了国会大厦东面正前方的40英亩[14]草坪和人行道，还有数百万人聚集在他们的收音机旁。胡佛严肃而沮丧的面容，看上去与他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自信形成鲜明对照。罗斯福站在寒风之中，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大衣，以坚定的声音和几乎是挑战性的姿态，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

他开头便是一句：“这是国家授予圣职的日子。”接下来补充道：“这些黑暗的日子，如果教会了我们懂得：我们真正的命运不是要被别人照顾，而是要照顾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同胞，那么，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价都是值得的。”关于国内的现况，他说到了要“像对待战争的紧急情况那样”对待失业，要帮助把家庭从破产中挽救出来，把农民从破产中挽救出来。“这个国家要求行动，现在就行动。”他关于外交事务所说的话，以及他的“睦邻政策”，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被人们想起，但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最留意倾听的，多半是罗斯福关于银行体系的意见，是他所提出的要求：“要终结用别人的钱去投机……要准备足够而坚实的货币。”他宣布：“货币兑换商们已经从我们的文明神殿里的宝座上逃走了。我们如今可以把这座神殿恢复到远古时代的原貌。而恢复的措施，就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社会价值以比纯粹的金钱利益更高贵的地位。”

当他进入他的敞篷车返回白宫的时候，罗斯福以拳击场上的方式在头顶上方有力地挥舞着他的双手，以此回应人们的欢呼。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仿佛就是已经终于实现的胜利一样。抗击大萧条的战斗已从防守转变为进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胡佛说出乐观的话，就会有人指控他：那只不过是愿望或自满。当他最终承认了情况的严重性的时候，他便成了“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决不会被人放过”。几年之后，《摇摆乐天皇》中还在对此讽刺挖苦。但是，一位从前任那里继承了国家灾难的领袖——罗斯福在1933年的美国，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的英国一样——能够大胆地面对眼下的局势，面对它所有的黑暗、匮乏而无须为自己辩解，鼓起公众的勇气和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以征服一场给他带来授权的危机。

行动来得既迅速又密集。3月5日星期天，罗斯福让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第二天，他禁止了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并宣布全国银行放假，以便在它们逐步重开之前对个别银行的稳固性进行检查。在格拉斯拒绝出任财政部长之后，这顶乌纱帽就落到了威廉·H.伍丁的头上，他从前的联邦派同盟的共和主义传统跟他的新角色似乎不大协调，就像他作为铁路设备制造商的成功事业跟他的外表对不上号一样。但他坐在那里，头戴灰白色的假发，深蓝色的眼睛，顽皮的微笑，一边驾驭着全国18，000家银行驶过险滩暗礁，一边派发着他的双关语和奇思妙想，与此同时，在罗斯福的要求下，胡佛所任命的一些官员留了下来，给他提供了超越党派利益的帮助。

3月9日，“百日国会”开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可了总统所做的一切，要求RFC筹集新的资本重组银行，并授权发行更多的货币。银行的解冻已经开始了，为的是发放一些像购药款、救济金和工资之类的必不可少的款项。面对新的处罚措施，那些藏钱的人开始拿出他们的黄金，来到存款的窗口，把黄金兑换成金券。路易斯安那州那位狂妄自大的参议员休伊·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把美国所有的银行都置于联邦储备系统的斗篷之下，而左翼人士则为罗斯福放过了国有化信用体系的天赐良机而扼腕叹息。

罗斯福骨子里是个温和派，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自己的路。在3月12日星期天，广播里播出了他的讲话，这是新闻界后来所说的“炉边谈话”的首次播出，他以简单朴实的言辞解释正在做的事情，并邀请大家通力合作：“让我们联合起来，把恐惧赶走。”普通市民对这一诉求很是热心，新政最成功的宣传媒体就这样被发现了，其背后是一位广播明星的声音。与此同时，这场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挺过去了。第二天，已经解冻的银行开始在全国各地重新开张。

更持久的银行业改革开始于1933年6月16日签署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该法案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了，规定了存款保险，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阻止为投机而贷款。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1933年冬春之间对华尔街的调查，以及检察官费迪南德·佩科拉所搞的严厉讯问，为颠覆市场的偶像出了大力。J.P.摩根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侮辱：把一个侏儒放在他的膝盖上——是一位马戏团的推广代理给他放上去的——但花旗银行的魔术师查尔斯·E.米切尔却在道德上受到了严重质疑，以至于他也加入了塞缪尔·英萨尔——最近被废黜的公用事业巨头——的行列，成了无赖中的一员。这位金融家为了减少所得税而亏本卖股票给自己家里的某些成员（仅仅一年之后便购回）的高招，就是佩科拉委员会揭露出来的、让普通纳税人铭记在心的丑闻之一。缎面礼帽曾经象征着成功的顶点，如今成了戏谑嘲弄的符号。

这之前就出现了像《华盛顿旋转木马》（Washington Merry-Go-Round，1931）这样充斥着讽刺挖苦的政治流言的书，以及像《为君而歌》（Of Thee I Sing，1931）这样的放肆无礼的音乐剧，如今又添加了一些商业巨人的暴露性传记，像乔纳森·N.伦纳德的《亨利·福特的悲剧》（The Tragedy of Henry Ford，1932），约翰·T.弗林的《上帝的金子：洛克菲勒及其时代的故事》（God's Gold：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and His Times，1932），哈维·奥康纳的《梅隆的几百万》（Mellon's Millions，1933），马修·约瑟夫森的《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以及稍后出版的费迪南德·伦德伯格的《美国的60个家族》（America's Sixty Families，1937）。很多美国人不再迷惑于那些曾在纽约和华盛顿一手遮天的财富和权力的超人，3月危机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大银行家似乎都被折磨得蔫头耷脑，再也发不出维护自己的声音。

他们还知道，罗斯福是不可抗拒的——至少暂时是。当《银行业紧急情况法》提交讨论的时候，共和党在国会里的组织秘书伯特兰·斯内尔声称：“房子正在被烧为平地，而美国总统说，这就是灭火的办法。”威尔·罗杰斯在写到总统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比喻：“全体国民都站在他一边。即便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他们也站在他一边。而他正在做的事情，确实是错的。如果他把国会大厦烧为平地，我们也会欢呼喝彩，并说：‘烧得好，无论如何，我们至少总算点起了一把大火。’”

国会先后通过了几项立法，显示了国家的新趋势，它们分别是：1933年3月下旬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和1935年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这一立法网络，限制了用于投机目的的银行贷款，设置了防止股票操纵的保险装置，规定了向证券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监管者，通过了在1937年末之后所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死刑判决”——那些“在地理上和经济上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的”除外。所有这些措施，尽管在工商界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为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证，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成。1940年，作为辅助性的安全措施，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

没有得到那么广泛认可的是新政的某些货币风险投资，这表明，总统还扮演了一个并非不同寻常的、试图提高价格的实验者角色。他特别关注，提高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的价格的比例，而且，由于小麦和棉花之类的农产品的价格对国际需求高度敏感，有人认为（相当有道理），美元贬值将被证明是有效的。1933年4月，政府宣布，它已经抛弃了金本位。罗斯福获得了国会的授权，可以用5种规定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制造通货膨胀。1933年6月，抱着实现货币稳定的希望，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但这次会议一无所获，这一方面多亏了法国及其黄金集团卫星国，另一方面也多亏了罗斯福总统突然的担心，唯恐这样的稳定会阻止国内刚刚开始的一轮涨价风潮。他7月3日的电报因为“破坏”了这次会议而受到了广泛指责。最终的结果就是促使国外的敌意对准美国，在国内则强化了普通百姓的孤立主义。直到1936年9月，英国、法国和美国才最终达成协议，要防止剧烈波动和竞相贬值。

新政中最不靠谱的尝试出台于1933年秋，那是在早期复苏的蜜月期开始衰退之后。总统冒险尝试康内尔大学乔治·F.沃伦教授的“商品美元”理论，共和党人称之为“空头美元”，阿尔·史密斯称之为“胡扯美元”。迫使美元贬值至略低于其原先含金量的60%，决策者指望这一招能够促使总体价格的上涨和特殊商品的涨价，以改善美国的出口形势。对外贸易方面的一次轻微改进紧随而至，但最主要的看得见的效果是，当黄金购买价更高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每天早晨在总统的餐桌上经过与沃伦、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琼斯商议之后武断地制定出来的——黄金便立即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进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库，最后总额高达140亿美元。这一黄金购买计划，从1933年10月25日开始实施，直至1934年1月，并没能给国内商品价格带来看得见的提升，而每天颁布的不同价格，倒被证明扰乱了人们的信心和市场的稳定。

1934年6月19日的《白银购买法》，是白银集团在与总统达成一致之后迫使国会通过的，这项法案就意图而言也是通胀的。其最切实的结果是，不仅抬升了本国白银的价格，而且还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获得了10亿美元的外国白银，并把大部分银块存放在西点的金库里。但是，在国家有望成为埋葬全世界贵金属的墓地的同时，这些操纵对价格的影响，几乎不是计划者们所祈求的那种适度通胀，也肯定不是华尔街所预言的那种失控的通胀。然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反映出了新政中的一种并不少见的大杂烩：不切实际主义，冒冒失失的即兴而为，以及精明的政策，与极其真诚、常常也非常实际的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一个每件事情都想试一把的总统注定要犯错。

新政早期几个月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货币和信用、价格和利润的体系，都在大萧条的缓冲作用下崩溃了，听任其自然发展将会是缓慢并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的过程。货币的流动必须通过政府的开支来加以鼓励，通向繁荣的途径可以安抚工人和消费者。由于实际上每个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而每个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所以有人认为，4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将会有利于全体国民：创造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工作岗位；根据工业规章制度增加就业、提高工资；通过作物种植限制，加上直接利润支付，来抬升市场价格，以此支撑农业收入；通过货币操纵，并借助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信贷机构的管制，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一项庞大的计划被启动了，部分是通过立法行动，部分是通过新近增加了的行政权力。国会乐于默认总统所寻求的巨大权力，并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签巨额支票，而分配和花销这些钱的权力，也正是自己交到他的手上的。

新政是以节省的调子开始的，首先是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发出警告：“漫长的三个年头以来，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产的路上。”紧接着是国会通过了《经济法》，授权把联邦政府部门的工资和退伍老兵的津贴每年削减4亿美元以上。强有力的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所有传统势力都奋起抵抗。但罗斯福几乎立即便下达了总统令，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被削减的开支，由此开始亲自加入花钱的行列，并很快成为领头人——要求拿出数十亿美元用于救济、给商业企业注资，以及支付一大堆新的联邦机构的运行成本——1934年3月28日，国会在选举年的刺激下，放开了经济的缰绳，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完成了一次复辟。从那时往后，所有保持预算平衡的主张都被扔到了脑后。

1933年3月——这个月见证了太多的大戏、革新和复兴的希望——啤酒销量3.2%的回升几乎被看作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转折，但它至少是一个受欢迎的预兆，预示着另一次对最近传统的背离。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禁酒还是举国争论的热点话题。1930年1月，有人就“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1931年1月又调查过一次，在这两次民意调查中，全国经济联盟的成员（照说他们应该是些聪明过人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都认为，禁酒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失业则远远排在后面。胡佛总统支持全国禁酒——“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动机是高贵的，目标是深远的”——但他的支持并没能阻止违犯禁令的汹涌浪潮，以及联邦政府执行禁令的越来越力不从心。胡佛所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只不过证实了公众的感情已经不再支持禁酒。农民们需要卖掉他们的粮食和糖，以及政府还指望从联邦酒税中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财政收入——这笔钱眼下流入了禁酒帮助产生的黑社会的腰包——是导致废除禁酒令的另外两个因素。

1932年共和党的政纲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民主党人和罗斯福则强有力地要求废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国会为废除禁酒令而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结果是，把决定权交给各州。啤酒销量在下一个月的回升是未来事件的一个预兆。各州会议的批准很快就开始蜂拥而至。像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和亚拉巴马州这样一些支持禁酒的老据点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来自浸信会宗主权核心的《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称之为“传教士界的彻底溃败”。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了支持“第二十一修正案”的第36个州，这场“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1933年那个至关重要的春天，一旦银行危机有所缓和，最紧迫的问题便是严酷的救济问题。超过1，500万失业者，以及各州和市县施舍名单上的将近600万人，都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关注。在3月21日给国会的一份咨文中，总统建议着手三类疗救性立法：授权各州主要为了直接救济而提供食物和衣服给贫困者；由联邦政府招收工人进入事业单位，这一措施可以迅速启动，而又不会妨碍私营企业；制定持久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些紧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各自包含了“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雏形，其实现比第一项更慢，而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的种子则源于第一项措施。哈里·L.霍普金斯特别操心这家机构，霍普金斯是一位虚弱而认真的社会工作者，来自艾奥瓦州，在罗斯福当州长期间担任纽约州的救济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指导下，联邦紧急救济署（人们公认设立此机构是由于危机的急迫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于1933年5月12日由国会设立，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州和市的福利渠道所管理的直接救济来帮助贫困者。它从5亿美元的资金开始起步，最终花掉了大约30亿美元。

联邦政府期望地方机构能够依据各自的能力分担一部分担子，但并没有要求严格的配套资金。就全国整体而言，从最终的账目来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华盛顿提供了70美分以上，各州13美分，市县16美分。像马萨诸塞这样一些相对较富的州，比起像南卡罗来纳这样的穷州来，贡献要大得多，新英格兰人则嘟嘟囔囔地抱怨自立精神的衰微。在南方，反对者抗议用现金去填充黑人和穷鬼的腰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看作是“肥缺”，希望尽可能地少付出、多获取。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经常不得不敲打那些更小气的市县，威胁说，如果地方政府不松开自己的钱包的话，就切断救济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逐渐远离了直接帮助这种最快速、最廉价、覆盖最广泛的方式而走向“创造就业岗位”，依据需要支付的工资，最终制定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就业计划，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技能。一旦他把迫在眉睫的危机置于控制之下，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可以鼓舞士气的就业机会，因为工作所产生的效用会提升工作者的自尊，使他的技能不至荒废。然而，霍普金斯的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工作的低工资会影响到私营企业的工资；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则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对这样的救济。他们因为更便宜而青睐于施舍，并认为，公共工程计划会从货币市场转走资金，有时候会破坏现有价格（比如在低成本住房领域），会让国家背负巨大的债务，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延缓经济复苏。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可霍普金斯的选择，这一点毋庸置疑。1937年5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新政实施的四年之后，五分之四的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进行救济；同年晚些时候，随着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开始，罗珀民意调查发现，救济工作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所有其他被提出的解决方案，尽管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在这一计划执行的早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开始收到救济支票之后，便主动地走出家门，打扫本镇的街道，说：“我得做点事情，以回报我所得到的东西。”

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已经有了工作救济的想法，不管有多么即兴和琐碎——比如在公园里捡废纸、扫落叶，在十字路口数汽车作为本地交通记录的数据。根据8月1日的一项裁决，无技能劳工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样的薪水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工资——这是国家复兴署试图稳定的一块，也没有影响到管理层的人力需求——最近复活的美国就业局正把这一需求在失业者当中广而告之。

这一从施舍向工作救济的转变，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阶段进行得如此之久，以至于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该机构把它将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员，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时期，机构人员总数高达250万人。与此同时，1933—1934年间的冬天，FERA的救济名单在大萧条期间迎来了最大范围的扩张，1934年2月，它的救济名册上有将近800万个家庭，约相当于2，800万人。

这种巨大的膨胀，要归功于一家叫作“民用工程署”（CWA）的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飞速发展，这个部门通过地区分部直接从华盛顿运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样文章。它于1933年10月投入运转，以应对寒冬的袭击以及公众当中乐观主义情绪的低落，这种低落已经开始不利于新政的最初萌发。CWA很快就让400万人有了工作，大约一半来自FERA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剩下的人则来自非救济失业者。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个小时，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个小时，有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使得CWA有时候成了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一个很危险的竞争者。它总共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在紧急情况的驱策下，做一些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没有哪一家新政机构比CWA更容易被人攻击为“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最早用于手工业，1935年，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罗伯特·马歇尔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把这个词引入了这个国家，并让那些抱有敌意的批评者们乐不可支。

即使CWA的某些计划的有用性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们的总体效果却展示了工作救济的心理价值。密歇根州一个县里的一位CWA官员注意到：“即便是得到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能挣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工资，它给人带来的快乐也是无限的。”她看到，有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的时候不禁“喜极而泣”。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第一张工资支票直接去了理发店，这是几个月以来他们第一次享受专业的理发服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的外表进一步反映了自尊的恢复。自然，理发师本人，连同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一起，也都从中受益。有一点倒是真的，并非每一个得到救济工作的人都表现出了这样兴高采烈的姿态。对那些从专业或技术行当一落千丈、沦为粗蛮劳工的人来说，内心的苦楚足以激发对整个制度的愤怒。一位41岁的机械工程师，是7个孩子的父亲，在给CWA埋头苦干了几个星期之后，冷嘲热讽地写道：“挖沟真是一项高贵职业。”这家机构在1934年春天寿终正寝，它未完成的项目被FERA的总体计划所接管。

总的来说，FERA提升了州和市县救济的品质，只养活了极少数寄生虫，其比例大概从未超过10%。对很多落魄人群的自矜，FERA试图给予接受帮助的人以某种尊严。当越来越多的人靠救济生活，待遇也越来越慷慨时，耻辱感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而且，另外的临界情形也使人不得不屈服，他们的储蓄已经被耗干了最后一美元。更有甚者，数百万刚成年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而父母和祖父母在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却没法养活自己。当然，有人开始心满意足地接受贫穷，并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山姆大叔有义务负责他们的生计，在长期无所事事的状态下，有些失业者最后成了没有能力就业者。地方当局常常宽容地让那些很快就会被清理出市县救济名单的可疑个案和不成器的人继续留在联邦政府的救济名单上。

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在周期性波动的范围之内，新政的政策并没有减少，而是显著增加了接受救济者的数量，至此，政府决定抛弃FERA，把直接救济全部交还给地方政府去办，把联邦政府的经费投入到具有更持久价值的强健的客户和项目上。1935年12月，FERA寿终正寝。然而，它的继任者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故事，属于新政的后期阶段，而不属于百日国会所启动的立法及其直接的因果链。

FERA及其短命的分支机构CWA的不足，与另一项冒险——公共工程署（PWA）——的记录形成了鲜明对照，PWA组建于1933年6月16日，有33亿美元的拨款。按照设计，PWA将通过扶植需要大量原材料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罗斯福总统把这个部门交给了办事谨慎、头脑冷静的哈罗德·L.伊克斯，他是内政部长，自称是个“脾气不好的倔老头”，讨厌用联邦的资金“雇用成年人在刮风的日子去追逐风滚草”，这一态度决定了PWA全部信条的色彩。然而，霍普金斯所处的环境迫使他把自己的计划主要建立在工作救济连同其不可名状的所有不适当的基础之上，伊克斯却无须面对这样的要求。PWA的工作是根据与私人企业签订的合同来做的。PWA坚持在把经费（这笔经费通常占到工程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贷出或拨给各州和市县之前对项目进行仔细的审查。在国家利益上，PWA还承担了另外一些事情，到最后（1938年），这些事情成了它唯一的关注点。

新政参与者把PWA设想成“注水泵”（pump-priming，意为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注入资金）机构，旨在刺激非政府就业，其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补偿性支出理论。这一形象化的说法受到了老式水泵的启发，用这种水泵抽水，有时候必须在皮圈适当拉起之前向里面注水以使之膨胀。山姆大叔究竟能不能通过注水使得工业之泵进入有效运转，抑或仅仅只能从这台水泵中得到它所注入的那点水，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尽管那些害怕计划经济的人不信任PWA，但它似乎很早就对私营企业产生了刺激效果。尽管其初衷并不是要救助失业者，但在1934年全年的时间里，PWA还是保持了平均有50万个人遵循每周30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在上班。到四十年代初开始清算时，它已经在34，000多项计划上共花掉40多亿美元。

它们的社会效用无疑得到了承认，PWA的拨款使得巨石水坝（后来的胡佛水坝）得以通过昼夜轮班连轴转的方式提前两年半的时间完工。同样是在PWA的资助下，各种水利和开垦项目启动了，其中，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最著名的。纽约市的三区大桥1932年因为缺乏市政资金而成为烂尾工程，如今在PWA的资助下重新开工，用上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泥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巨大森林。1936年，大桥落成——联邦政府在债券的销售上获利150万，而在1933年，银行家们都拒绝购买这些债券，不管以什么价格。下水道系统，船舶掉头区，自来水厂，民用礼堂，中小学和大学建筑，贫民窟的清理和模范住宅，农场到市场的公路和校车公路，是另外一些受到青睐的公共事业。PWA为医院提供了121，760个床位，完成这一项目共花掉了3亿多美元——相当于5年的常规增长。

说到对未来的特殊意义，PWA在1933—1935年间筹资修建了50多座军用机场，帮助军队铺设了74，000英里[15]的战略公路，为飞机设计师建造了一个风洞，拨出了1，000万美元用于更新军火和改造兵工厂，在海军的监管下投入了2.37亿美元用于建造军舰。然而，1935年，由于和平主义的精神和奈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主导者“奈”命名）的大声疾呼，国会禁止把公共工程和救济的资金用于“军需品、军舰，及陆军或海军的原材料”，这方面的大多数活动都停止了。PWA着手行动的时候总是慢吞吞的——面对着地方上的一方面是急躁，另一方面是猜疑——但回顾它所取得的各种不同的成就，会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百日新政之初，国会便启动了银行改革立法，在新政最后的阶段，又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不仅创立了PWA，而且还把大部分私营企业置于集中的监管之下。在这期间，它采取了一些对农民、贫困房主、一文不名的年轻人和田纳西河流域山地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措施。这些政策的清晰表达，它们在新政中期的成形和调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予以追踪，但从它们在这些至关重要时期的构想中，带出了一项经验的遗产，而国民经济不断转变的范式仅仅只会在细节上有所修改。

1932年的最后几个月，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1933年上半年，经过大萧条三年的持续压力之后，公共舆论的微妙转变最终冲垮了抵抗的屏障。群体价值的重新洗牌明明白白地发生了。大企业的首要地位，物质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圣，禁酒的崇高，以及对自力更生的满足，全都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弃之如蔽屣。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的氛围，领导阶层的允诺让数百万人激动不已，而让少数人惊慌失措。并非巧合的是，1933年，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经典《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再版，而就在这一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上总统之后的第一本书竟被冠以《向前看》（Looking Forward）的标题。“我们已经上路”，他这样告诉国民，在经过长时期的不踏实之后，没有比这句话更受欢迎的了。在新政的这段蜜月期里，总统和人民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婚配，双方可能都有少许的不理性，相信对方是绝对可靠的——但话说回来，爱情毕竟是超越逻辑的。

进一步决策的时间就在眼前。有些决策明显是试验，在它的内部，某些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短期的稀缺经济和长期的富足经济，更高工资和就生活成本而言并没有多大提高的农产品价格，《反托拉斯法》的暂缓紧挨着对小商人的新的关切。这些行为背后的哲学，比政策本身更始终如一，普通百姓倚靠在他们对这种趋势的直觉之上高枕无忧。新政的力量和弱点，成功和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清晰，连同下面这个事实：罗斯福即席创作的才华往往超越了他对坚实目标的掌握。当争议的尘埃仍悬在空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最公正的判断，或许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第一个任期快要结束时对他的评价：“罗斯福先生对自己提出的很多问题也许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他是现代美国第一个提出了正确问题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