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换帅
在抗击大萧条的战斗中，赫伯特·胡佛所承担的责任，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在类似困境中所承担的责任都要大。1837年危机中的范布伦，1873年的格兰特，1893年的克利夫兰，都曾批准过旨在缓冲打击的货币措施。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给国会寄去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咨文，从而产生了一部临时法律，给予紧急时期的流通货币以更大的灵活性。1921年，哈丁召集了一次关于失业问题的总统会议，其目的就是要把问题交回到地方慈善机构的手里。但在1929年之后，前所未有的灾难要求前所未有的行动。在试图让联邦政府干涉经济周期的运转上，胡佛欣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并迫于环境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压力，不得不采取另外一些违背传统的措施。
在过去，经济复苏表面上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产量的减少导致了多余商品的吸收，同时资本费用的降低和原材料的降价拉低了新产品的生产单位成本。消费和就业因此都得到了刺激，工业开始再次扩张。不仅是大陆边境，对外出口市场也引发了这样的复兴，就像由于高出生率和移民而导致消费者的持续增长一样。现如今，全世界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美国的工业扩张似乎接近它的极限。国家所患的，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混合的传染病，生活安逸的岁月，帮助耗干了它与生俱来的抵抗力。在这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中，如果不用完它所有的储量，患者能自己恢复吗？老式的治疗方法——比如忍耐、苦干、少量的货币调整和大量的希望——能否治愈它呢？
相信社会计划、憎恶浪费和低效的赫伯特·胡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这位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继任者轻松地称为“马车时代”的那个时期的产物，因为胡佛坚定地相信，经过改良的放任主义、金本位、个人奋斗和谋利动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相信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之所在。在1928年的竞选演说中，他把自己的学说精简提炼为“粗犷的个人主义”这样一句短语，在危机的那些年，这一短语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攻击、嘲弄，甚或被戏仿为“衣衫褴褛的个人主义”。1934年，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胡佛写道：
胡佛总统携夫人进入白宫
这样一种姿态，结合了对政府的家长式作风的深刻不信任，利用税收的力量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减少大手大脚、不用偿还的联邦支出。因此很显然，这位医生，在面对新的、令人担忧的症状的时候，肯定会谨慎地少量给药，对大手术抱怀疑的态度，即使患者本人越来越想试验一把。
事实上，在遭逢艰苦岁月之前，部分国民已经习惯于那些似乎风行于现代的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让美国感受到了联邦控制在危机时期的必要性。更深一层的是，城市工业秩序的发展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把政府与商业交织在一起，把国家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有些市民认为，政府就是私营企业力量当中的一个经济平衡轮；也有人认为，在战争时期，在民众的痛苦或恐慌中，政府是行动的最高来源；还有一些人——显然是大多数——则认为，政府是普通人用以抵抗企业的贪婪和剥削的盾牌。那些还记得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的人，看到了第三种意见的示范。政府所扮演的这几种角色，诉诸其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把联邦政府的力量注入1929年之后的令人绝望的僵局中。此外，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把目光投向国外的人都感觉到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在承担起巨大的责任，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常常比美国在这十年所见证过的任何措施都更加激烈。
1929年秋天，像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胡佛也没能正确评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他把这次市场崩盘看作是纸上的崩溃，可以通过高层的精明合作来加以阻止，1929年11月和12月，他多次把工业、金融和劳工的领袖们召集到白宫。从铁路公司、电话公司和钢铁公司，他得到了增加支出的承诺，从大型工业企业得到了维持工资水平的保证。大多数这样的许诺，其所得到的尊重（如果说有任何尊重可言的话）是半心半意的，或者是推诿躲避的。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胡佛对工商企业的自我恢复能力与合作精神的基本信心，注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在此期间，他试图通过说一些类似于教练给运动员打气的话，来消除“毫无根据的恐惧”，恢复人们的信心。“我们在萧条时期所遇到的困难，百分之九十是由恐惧引起的。”他这样告诉他的秘书，这句话预言了他的继任者在就职典礼上所发出的响亮宣言：“唯一让我们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
在结束了1929年最后几个星期忙乱的活动之后，胡佛相信该刹车了，他停止了乐观主义符咒的运转，企业的自救开始行动。他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期望，几个月过去，一种急躁情绪开始产生，不仅在那些穷困的失业者当中，而且在有钱人当中也是如此，在“囊中羞涩的时代”，人们盼着政府出面，就像他们在繁荣时期抗议政府干涉一样急切。1930年，出现了一些抗击大萧条的小规模战斗，比如政府对旱灾受害者的援助，帮助农民喂养他们的牲口（虽说不是喂养他们的孩子），以及一些公共工程建设计划，包括拨款5亿美元修造联邦政府的建筑，及花费6，500万美元用于修建巨石水坝（后来改名“胡佛水坝”）。这些公共工程计划持续了好几年，在救助当地失业人口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在不断增长的绝望情绪下，它们看上去似乎有点缩手缩脚、半心半意。到处都在大声疾呼，要求采取行动。
胡佛总统签署《农业救济法》
从1931年6月的延期偿付开始，胡佛默认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到了处理这场危机上。他是一个工作刻苦的人，顽固而真诚，然而他没有能力以某种方式把他抗击大萧条的战斗戏剧化，以点燃公众的想象，重振国民的士气。人们都把这样一场灾难归咎到他的头上，而究其根本，灾难的种子早在他上任之前就已播下，1928年的竞选倘若是他的竞争对手获胜，这场灾难无疑也会到来。
但很不幸，胡佛很适合充当替罪羊的角色。尽管他有能力，但他缺乏他的继任者所拥有的那些天赋——政治上的同志关系、可以传染的个人热情、广泛而全面的计划，以及让人发抖的领导能力。在“抹黑大战”的帮助下，胡佛被塑造成了一个看上去严厉冷酷、沉默寡言的人，而且，对人民的困境冷漠无情（这样说很不公平）。有一句经常被人重复的俏皮话说，这位“伟大的工程师”已经迅速排干了水，弃水而去并筑起大坝。他的事业生涯生动说明了公众人物名声的反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储藏顾问而进入了美国人的家庭和厨房，成为友好的效率、节俭和“胡佛化”[11]家常规范的象征。与此同时，1916年和1919年，他在为数百万欧洲饥民提供食品的工作中所付出的劳动，使他拥有了作为一个供给者的英雄般的魔力。当大萧条来临的时候，人们莫名其妙地指望他复制这一社会工程学的奇迹，尽管已经再也没有外部来源，让一个痛苦的民族从中分流出慷慨的恩赐。然而，这些早期经历却使得胡佛更加坚定地相信：自愿合作和共同努力是对所有紧急情况的最好回答。带着这样的历练，再加上他的曼彻斯特人的自由主义性情气质，胡佛长时间地反复研究经济崩溃之谜。
最急迫的问题是救济。美国人关于救济的传统观念并非源自现代英国（“侵蚀灵魂的施舍”），而是源自至少可以上溯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济贫法》。人们普遍相信，施舍使得那些接受施舍的人更贫穷，公共救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这样的支出是“不劳而获”。因此，扶危济困往往成了地方的责任，给予这种帮助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吝啬而带有羞辱性，为的是让寄生虫望而却步，并强调贫穷的可耻。济贫院的阴郁恐怖被认为是有益的。
在一个纯洁的农耕国度，地方救济还不算太糟，它得到友善的铺垫，美国人喜欢把这种友善视为一种民族特征。后来，个人慈善通过慈善组织协会和红十字会的渠道，缓和了地方救济令人生厌的气味。对总统来说，在一场起初看上去跟旧金山地震或密西西比河洪水几乎没什么两样的危机中，求助于这些慈善组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1930年10月，胡佛任命了一个由前纽约警察专员阿瑟·伍兹上校牵头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之后，他对新闻媒体说：“志愿组织和社区服务的意识并没有在美国人民当中消失……而是强大到足以应对过去一年来所出现的问题。”事实上，为了慈善目的，自1925年之后就建立了社区公益基金，捐款在1931年秋天和1932年春天达到了高峰。第二年，要么是由于基金的枯竭，要么是因为公共机构的强势登场，捐款下降到了1924年以来的最低点。
胡佛相信，救济和再就业的义务是从个人开始的。如果没有见效，接下来就可以号召像红十字会这样的私营组织出力，然后再求助于市政府和州政府，最终，作为终极手段，求助于联邦政府——在这最后的关头，联邦政府的救助所采用的形式应该是借贷，而不是赠予。在这场胡佛认为是捍卫国库的战斗中，他缓慢地、万分不情愿地一条战壕接一条战壕向后撤退。
胡佛总统接见密歇根州果园“桃子王后”
尽管民间的委员会在1930—1931年间零零星星地做了一些善事，但从更大范围看，这些离满足需要还有一定的距离。伍兹委员会并没能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以建造一座哪怕是简易的人行桥，来跨越不断扩大的失业裂口。1931年8月，胡佛以失业救济组织取代了伍兹委员会，主席是实业家沃尔特·S.吉福德，后来换上了威尔逊的陆军部长牛顿·D.贝克。这个委员会——本身就等于承认情况越来越严重——的目的是协调地方组织的活动，同时告诫各社区和各州照顾好自己。“展开工作”是它鼓励工业企业的口号。
1932年1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开展了一次驱车旅行运动，以争取根据每周5天、每天6小时的计划获得100万个工作岗位。同意这一计划的雇主有资格挂出一个招牌：“我们参与了。”那一年的初春，纽约市发起了“街区援助”行动，保证每周从每个街区的有工作居民那里得到1美元的捐助，以帮助失业者。J.P.摩根打破了几乎是滴水不漏的矜持，通过广播电台赞扬了这场运动。同时，红十字会在1931—1932年间的严酷冬天大约帮助了100万人。
尽管私人慈善团体英勇可嘉，但毕竟是杯水车薪。当迅猛增长的贫困人群转而求助于地方政府的时候，他们发现，由于税收的减少和萧条两年的消耗，食品柜里已经空空如也。冬天的几个星期甚或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州拨款给地方当局以支付救济的成本，直到这些来源也被消耗殆尽，饥饿的眼睛更急切地转向了华盛顿。3月，国会投票决定，从联邦农业委员会调拨4，000万蒲式耳小麦，通过红十字会分发给失业者，4个月之后，又从同样的储备中发放了4，500万蒲式耳小麦和50万担棉花，后者在红十字会的监督下被做成了衣服。这些措施，把联邦政府所拥有的商品用于救济——尽管是通过私人慈善机构的途径来分发——标志着一项革新。胡佛反对挪用联邦资金给红十字会去分发，在这一点上，国会支持他。
1932年7月到了最后的阶段（为了阻止它，总统支撑了如此长的时间），当时，复兴金融公司（RFC）获得授权，从国库里贷款给穷州。RFC——未来罗斯福政府从胡佛手里继承的新机构当中最重要的机构——是1932年1月在一家被称为“国家信托公司”的计划失败之后设立的，胡佛之所以要发起创办国家信托公司，是希望强大的银行能够自动地组成信托联营，以帮助弱小的银行。像他的许多设想一样，这一设想也过于倚重企业的开明自利。对于帮助弱者，强者显得并不热心，于是，全部负担便落在了华盛顿政府的身上。
就这样，RFC诞生了，由国会创办，贷款20亿美元给银行、保险公司、建筑信用合作社、农业信用组织、铁路公司及其他类似的企业。由菲奥雷洛·拉瓜迪亚领头的反对派批评者立即把它称作“百万富翁的救济金”。然而，胡佛相信，支持国家信用机构会间接地让每个人受益。1932年6月6日，RFC第一任首脑查尔斯·G.道威斯将军辞职，三个星期之后，他的芝加哥银行从RFC那里得到了9，000万美元的贷款，一时间举国哗然，人们强烈要求彻底公开它的贷款活动，将联邦的资金用于帮助那些忍饥挨饿的个人和捉襟见肘的银行。
1932年夏天，不仅仅是补助金示威者，而且还有大量穷困潦倒的市民，加上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全都向国会大厦和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财政部伸出了他们空荡荡的双手。众议院议长、政治上的自命不凡者和民主党人约翰·N.加纳要求把联邦贷款发放给那些穷苦的男男女女。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拨款给破产城市的老师发工资。很多人强烈要求恢复自上次战争之后便无疾而终的联邦就业服务，创立全国性的失业保险体系。1932年7月，胡佛总统尽管很冷淡地看待所有这些建议，但他还是不得不同意一项救济提案，向财政部征收的21亿美元，其中18亿美元可以由RFC贷给各州、市、县，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建设，剩下的用于联邦政府的建筑。这一措施，像更早的时候分发给联邦政府的小麦和棉花一样，为后来的“新政”开创了一个先例。在罗斯福统治下，政府放弃了偿还这些贷款的要求，因此把这些借款转变成了赠予。
胡佛总统忠实于他的保守主义观点，时刻提防税收的增加和联邦政府的拨款（除了用于能够盈利自己清偿贷款的公共事业的贷款之外）。他不喜欢“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比如市政厅和州议会大厦、公路、街道、河流和港口的改造，以及陆军和海军超出通常规模的建设，但他批准了一些“产生收益的公共工程”，比如收费桥、收费隧道、码头，以及盈利能力足以保证还款的其他项目。主要是通过他的努力，1932年7月的《救济法》才偏向于后者（可以动用15亿美元），而前者则只有3亿美元。
总统对另一个问题——穷困房主问题——的解决，以不同的伪装显示了他在财政上的谨慎，以及他跟济贫机构打交道、而不是直接涉及个人的决心。大萧条给建筑业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前面已经谈到过。其中最惊人的影响是，1928—1933年间，住宅建设下降了95%，而住宅修缮的支出从5亿美元下降到了5，000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1932年，大约273，000个房屋业主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房产，到1933年初，每天大约有1，000套住宅落入抵押持有人之手。在持续几个月的强烈要求之后，1932年7月，胡佛总统诱使国会建立了联邦住宅贷款银行（FHLB），总共12家，为的是能够把资金借给建筑信用合作社，以及那些因为贷款给住宅业主和农场主而给自己的信用造成严重紧张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一措施帮助了某些抵押贷款机构，使它们能够继续运转，但对于消除来自个人业主背后的烦恼和损失来说，效果还是小得令人失望。
与此同时，在焦虑不安的1932年之夏，共和党再次提名胡佛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则提名了深得人心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罗斯福最初是州参议员，后来在威尔逊手下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正当他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的时候，1920年，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遭遇了惨败，不久之后又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表面上他的前程似乎就这样给毁了。但他凭着极大的勇气，以病残之躯，驾驭了自己的生活。1928年，在朋友阿尔·史密斯的劝说下，他重新步入政坛——罗斯福曾给史密斯取了一个著名的绰号：“快乐战士”，这个绰号似乎更适合他自己的性情气质。
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
1930年，罗斯福以压倒性多数再次当选州长，接下来，他提出了一项强有力的社会福利计划，再加上他最喜欢的两位副手詹姆斯·A.法利和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为他提供的政治保护，这一切，使他成了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乘飞机飞到芝加哥去接受提名，这一行为不仅打破了先例，而且还让人预先看到了他与生俱来的戏剧天赋，以及他极强的执行力。然而，正如罗斯福最喜欢的新闻记者欧内斯特·K.林德利所说的那样，他“在1932年大选期间并不是个大受欢迎的偶像”。他似乎太斯文了，不可能是荒野中发出的呼喊。人们经常引用沃尔特·李普曼在1932年1月8日对他的著名描述：他“不是人民的保护者……不是既得特权的敌人……他只是一个对这个职位来说没有任何重要的资格却又很想当总统的令人愉快的人”。然而，国人很同情这位不知疲倦的竞选者，有时候他一天要发表16次演说，精神饱满，充满自信，面带微笑。然而，对他真正的品质，人们没什么概念。
关于大萧条，两党的施政纲领和竞选活动自然是有分歧的。在胡佛的带领下，共和党强调大萧条的国际根源，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和罗斯福则强调它的国内原因。关于它的疗救措施，他们的想法也有分歧。对前者来说，复兴是“至善”，改革是次要的；而后者则认为，复兴固然重要，但迫在眉睫的改革对于复兴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些改革措施有：为下一次崩溃设立保险，建立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控制产品过剩，拨出更多的联邦贷款用于失业救济，以及与其他国家订立互惠贸易协定。政府允诺“撤出私人企业的所有领域”，“除了对发展符合共同利益的公共工程和自然资源来说必不可少的领域之外”。
胡佛依然坚持他对地方自助精神的信念，不管是为了复兴，还是为了救济——救济一般被认为是三个R[12]当中最急迫的一个——他相信，如果商业信用机构继续得到联邦贷款支持的话，最终会一切顺利。他支持金本位，这样一来，“美元将在全世界的每一个柜台上流通”。他还支持高关税，并严肃警告：“如果取消关税保护的话，千百座城镇的街道上就会野草丛生，数百万农场的田地里就会蒿莱遍地。”共和党人则为1932年夏末和初秋的一场温和的改良高潮而欢呼喝彩，当时，RFC减缓了银行倒闭的速度。但普通市民，看着自己微薄的工资袋、施舍处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几乎感觉不到情况有任何好转，并热切地渴望改变。大选前夕，胡佛向他的秘书承认：“我要告诉你，我们的麻烦是，反对我们的有600万失业者，1万补助金示威者，以及廉价的玉米。”
面对大量心怀不满的选民，罗斯福用行动巩固了他的承诺，同时他保证：“失败不是美国人的习惯。”在佐治亚州的奥格尔索普大学，他说：“常识告诉我们，采用一种办法，试它一把。如果失败了，就坦率地承认，再试试另外的办法。但最重要的是，你得试着做点什么。数百万处在贫困中的人们，当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伸手可及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默默地袖手旁观的。”他的早期言论很少提到明确的方法，但随着竞选活动的发展，它们越来越明确了，包括控股公司的改革，保护投资者免遭欺骗，互惠税率协议，田纳西河与哥伦比亚河上的联邦发电厂，放松农业抵押贷款的抵押负担，以及社会保障，等等。
他告诉旧金山联邦俱乐部：“私人经济的力量就是……一种公共信用”，并且经常引用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理论，但很不幸，他们的势头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无影无踪了。另外几次，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似乎渴望让几乎每一个人安心，渴望取悦他们。他对“稳健货币”大加称赞，却没有停下来定义它，他严厉斥责胡佛“不计后果的、奢侈浪费的过去”，导致政府开支从1927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1931年的30亿美元，然而，他愿意挺身而出，为联邦当局担负起已经增大了很多的责任。
这次竞选给政治生活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新标签。在1932年4月7日的一场较早的广播演说中，罗斯福用一句短语——“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把他对底层社会的关心具体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话的来源竟然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直率的个人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他的社会达尔文哲学拒绝“改造世界的荒谬努力”，他还坚持认为，那帮多愁善感的改革家们所鼓吹的“不适者生存”，是对勤奋和节俭的公开侮辱。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莫利教授剥离了它的上下文，把“被遗忘的人”这个说法介绍给了罗斯福，莫利是罗斯福私密顾问圈子中最著名的成员，一位新闻记者后来给这个顾问班子取了个绰号，叫“智囊团”（the brains trust），并很快被通俗化为brain trust。不久之后，当选的罗斯福把他为美国人民所制定的伟大目标定义为“更富足的生活”，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定义为“中间偏左”。
所有这些短语都将被人们反复记起，但最不可缺少的是“新政”（New Deal）。在接受提名的时候，罗斯福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向自己保证，将为美国人民带来一次新政。”带有社会正义含义的“新政”一词，被马克·吐温笔下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所援引；在罗斯福发表声明之后的8月底，斯图亚特·蔡斯的一本书就以此为标题。在很短的时间内，罗斯福和他的追随者们正决定性地谈论这次新政，这个标签让人回想起他的第五代堂兄西奥多曾经鼓吹的“公平交易”（Square Deal），以及上一任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所信奉的“新自由”（New Freedom）。要么是赞扬，要么是谴责，它很快就成了那个时代最通行的政治标签。
胡佛以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市发表的一篇广播宣言结束了他的竞选活动，他说：“我们是一个进步主义者的国家。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迈步前进。关于进步的方法我们有严重的分歧……我深深地感觉到，共和党是我国历史上自亚伯拉罕·林肯时代以来最进步的党。”他警告选民，不要被“排列在五颜六色的允诺中的错误之神所误导，从而误入歧途”。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自己最后的演说，他说：
罗斯福与胡佛同车出席他的就职典礼
决定权在人民的手里。凭借将近2300万张——只差16张——选票，罗斯福当选为总统，除了6个州（其中4个州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拿下了其余所有州。民主党还席卷了参众两院的大部分议席。威廉·艾伦·怀特是罗斯福早期改革运动的一位身经百战的进步主义者，40年来，他一直从他在堪萨斯州的报社里机警地注视着这个旋转的世界，他把这次压倒性胜利看作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新姿态……是美国人民的一个强有力的愿望，希望把政府作为谋求人类福祉的一个媒介来加以利用”。
的确，1932年的夏天和秋天，国家处在其历史上最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之一：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情气质和政治哲学都向选民们表达了自己的诉求。站在1935年的立场回首过去，李普曼宣称：“罗斯福总统的复兴计划，大多数是对胡佛总统计划的发展。”——这一断言既不可能讨好共和党人（他们决意要把新政看作是一次邪恶的背叛），也没法取悦民主党人（他们热心地维护自己对这项创新的权利）。
然而，这句话还是把握了一定的真理。这两位领袖都担负起了空前的责任，要提高国家经济的机能，使之回到繁荣的轨道上来，他们的做法是：努力提高农产品价格，巩固工资水平，通过公共工程建设来创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复苏”，通过鼓励更短的工作时间来扩大就业，并管制美元价格（尽管，一方面，胡佛通过联邦储备体系中的自由市场运作来扩大信用基础，从而着手支撑美元的国内价值，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在致力于支撑它的外部价值，并让国家脱离金本位）。整个新政期间，胡佛的RFC和他的住宅贷款银行（FHLB）都在持续运转；尽管共和党总统在1931年3月通过了一次冷若冰霜的否决，掐灭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想法——“我坚决反对政府进入任何旨在与民争利的商业活动”——但可以说，他把圣罗伦斯海道作为铁路的竞争对手来推销。胡佛的同业公会预示了国家复兴行动中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他以另一次预示性的行动批准了《诺里斯-拉瓜迪亚反禁令法》。
简而言之，这就是公众不能接受胡佛实际上是新政创始人的原因。像大多数似是而非的论断一样，它也忽视了很多东西，首先是两位忙于跟同一场灾难战斗的社会设计者的某些行动之间必然存在的类似之处。它还忽视了胡佛在采取某些措施上的谨小慎微与罗斯福对试验和改革的强烈热情之间的差异。在胡佛站在悬崖边上哆哆嗦嗦的时候，罗斯福却兴高采烈地跳了下去，并邀请国民们步其后尘。更要命的是，这种比较忽视了胡佛临时的权宜之计与罗斯福为改革和复兴所设计的永久性蓝图之间的差别，忽视了前者对产业自治的根本信任与后者越来越依靠法律强制之间的差别。
胡佛把1932年的竞选称为“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是个人主义对严格管制的竞争。罗斯福则把它看作是两种繁荣理论之间的两难选择：一种是试图让富人更富，希望多少有些好处能够滴落到普通人的身上；另一种则是“如果我们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的繁荣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蒸蒸日上”。在实践中，正如未来将会证明的那样，这主要意味着政府应该为了普通人的利益，更坚定地管理财富，更不客气地对利润和收入征税，同时还要更大方地花钱。干这些勾当是不是政府的职责呢？他们分歧的根本盖在于此。
罗斯福是一位自由主义的贵族，他的灵魂根源属于农业而不是工业化的美国，他秉承着托马斯·杰斐逊、查尔斯·平克尼和爱德华·利文斯顿那深入人心的传统，把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忝列为公共服务的责任，就好像他本身的身体缺陷给了他直觉上同情所有弱势群体的钥匙。罗斯福是一个热爱公平比赛的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充满热情地相信，要公平地对待所有人。穷困的挤压和剥削的榨取，他只从别人的口中听说过，比如从妇女工会联盟热心的组织者们那里，在他康复期间，这些人曾看望过他，这或许就是他对劳工及其健康和工资问题的态度赖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他的品质当中，心灵和想象超越了冷冰冰的智性分析。另一方面，他的反对者们一直不厌其烦地指出，出生于富贵之家的罗斯福，对金钱动辄摆出一副贵族的姿态，这一点跟白手起家的农家子弟胡佛大不相同。无论是作为一介平民，还是作为纽约州州长，罗斯福都明显是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来说，把钱用在促进人类幸福上，比预算平衡和谨慎节约更有吸引力；他对华尔街大亨们从来不像柯立芝和胡佛那样敬若神明。他的大多数经济学知识，都是凭借他典型的快速（尽管不可避免地是肤浅的）吸收能力，从他所遇到的人那里得来的。
罗斯福（1931年10月）
作为一个“乡绅”，他对农业问题（特别是资源保护问题）有着像杰斐逊一样强烈的兴趣，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远比他的大多数批评者们所反感的财政浪费要真实和严重得多。在简单化和戏剧化自由主义对心甘情愿的大众同化的渴望上，他被证明是一个完美大师。他的方向感通常优于他的逻辑预感。他常常抢风行驶、见风使舵，总是能够利用主导风向和潮流，罗斯福是个天生的航海家。
新政所允诺的又是什么呢？它跟共和国最古老的渴望是一致的，首先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13]，是一场“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在19世纪便从个人秩序转向了社会秩序，从乌托邦社会的孤立集群转向了对全国经济的通盘管理。自19世纪80年代起，联邦立法便致力于国际贸易和铁路公司，而另外一些形式的监管（例如对货币和外贸的监管）可以追溯到共和国的摇篮时期。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同对“富豪罪犯”的抑制，是老罗斯福的基调，而农业救济则可以追溯到威尔逊统治时期的《乡村信贷法》，以及哈丁和柯立芝统治时期的《谷物与商品交易法》。像威斯康星、纽约、马萨诸塞和堪萨斯这样一些进步州，已经在诸如农业救济、水力管制、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之类的事情上迈开了独立的步伐。
然而，在美国，更舒适的生活条件和所谓的“粗犷的个人主义”传统，延缓了政府管制和社会保障的发展，而像瑞典和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早在大萧条之前就采用了这些办法，这就更不用说极端集体主义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种集体主义指的就是苏联——美国直到1933年末才承认这个国家。即便如此，这股社会主义化的世界性潮流，也并非对美国人的生活毫无影响。例如，1929年1月，代表各种不同观点的美国历史学会社会学科委员会着手进行一项大规模调查，他们抱着这样一种确信：深度输入的趋势正搅动着美国的社会和教育体制，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人正走向大民主和集体主义。
正如赫伯特·克罗利20年前在《美国生活前瞻》（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所说过的那样，再也不能把民主的保证看作是必然的，而是必须把它视为只有通过计划和控制才能实现的目标。按照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的构想，新政恰好就是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他的顾问班子主要是些年轻人，他们要么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教授的嫡传弟子，要么是在罗斯福州长领导下的纽约市和纽约州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实践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精英。按照他们的设想，新政应该是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大企业与独立的小公司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间、丰年与荒年之间的一种制衡体系。然而，他们坚持认为，此前一直被忽视的某些利益集团需要政府给予特别的支持和鼓励，而且，即便是大企业的优质资产，也要依赖于全体国民——包括劳工和农民、白领工人和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经济健康。
罗斯福内阁
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联邦政府在指导救济和复兴上必须担当更有力、更积极的领导角色。一位放任主义经济学家曾说，“自然原因”应该被允许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志发挥作用，据说，罗斯福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他答道：“您知道，人民并不是牲口！”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手段，新政并不是根据罗斯福1932年的指示所起草的一份清晰的计划，甚或也不是在他就职的时候已经充分酝酿好的计划，而是一种对“民享”政府的一般性姿态，后来才具体化为行动，并在环境的逼迫下成形。然而，在新政的早期阶段就可以觉察到，某些宽泛的理论跟新政交织在一起。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观点在30年代获得了社会规划者们的广泛认可）认为，在大萧条时期，补偿性开支（“赤字财政”）和货币管制是值得去做的。税收和救济，事实上还有整个社会体系的管制，应该精心地加以设计，以使得更少的钱流入存钱的富人的腰包，而让更多的钱落入花钱的穷人之手，以此加快货币流通和大规模消费。据说，大笔财富并不仅仅来自个人，还来自社会的努力，因此可以公正地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征收重税。有人认为，生产所带来的回报，应该越来越多地流向消费者和工薪阶层，而越来越少地流向投资者和投机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这一逻辑的影响下，新政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最低生活工资，合理的闲暇，大多数人的经济保障，以及缩减少数人的巨大财富和权力，尽管它的步子还是太慢，满足不了像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参议员之流的极端凯恩斯主义者。如果反对者提出，这一理论挫伤了积极性，惩罚了成功，同时使得投资基金因为不安全感而保持冻结，很多自由主义者就会说，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符合它古老的自夸：这是一个机会的国度。一种新的愿景由此浮现并进入了美国人民的视野，它是否会转变，它究竟是乌托邦的幻想还是短视的投机之举，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
据支持新政的人说，它打算把立法应用于那些私营企业未能为其行为的社会后果承担适当的责任的领域。罗斯福后来引用了林肯的话作为先例：“政府的立法目标，就是要代替人民大众去做那些他们必须做、但凭借他们各自的能力却又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办法或许依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但人道主义者罗斯福的宏大策略却从不缺少清晰度。而且，如果这就是方兴未艾的革命大潮的话，那么，一个见证过杰斐逊“革命”和杰克逊“革命”的国家，还是能够认出大多数古老的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