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亚美尼亚共和国面积不足3万平方千米，人口约300万，是南高加索地区规模最小的国家。它不仅位于亚欧大陆的交汇地带，而且被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环绕，是名副其实的欧亚腹地。历史上亚美尼亚民族曾谱写出独特鲜明的历史轨迹，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且一直传承至今的国度，它具有独树一帜的深厚文化积淀。近代以来，它曾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遭受过统治者的屠戮，其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境况相对平稳。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但又与邻国不断发生冲突，国内经济屡遭重创，周边安全环境始终充满不确定性。近年来，亚美尼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尽管逐步趋于稳健，但仍迫切寻求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更大发展。
2019年11月，笔者受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资助，应邀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由埃里温国立大学（Yerevan State University）、“中国—欧亚战略研究中心”（“China-Eurasia”Council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search，Foundation）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特别召开的第二届“当代中国与欧亚地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与当地高校和智库商讨开展合作交流。实地探访这个古老而独特的国家，一种难以名状的异域风情总是萦绕在心里。亚美尼亚随处都体现着欧亚文明的交融，从环境、建筑、人们的外貌和饮食到交谈中流露出的价值观念，既有欧洲的影子，又有苏联、俄罗斯的烙印，还有中东西亚的特质，它们表面上形态迥异、彼此矛盾甚至冲突，但实际上却都能在亚美尼亚和谐共存，时刻给人带来恍若隔世的难忘体验。此后，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中国—欧亚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研讨会、第三届“当代中国与欧亚地区”论坛以及庆祝中国与亚美尼亚建交30周年研讨会等多个国际会议，合作出版了两本专著，分别是 China and Eurasia：Rethinking Cooper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Era of Changing World Order （中文译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欧亚地区合作与矛盾的再思考》，2021年由Routledge全球发行，笔者的一篇论文被收录其中，且受邀撰写中文序言）与 China and Eurasian Powers in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2.0：Security，Economy and Cyberspace （中文译名《多极世界秩序2.0时代的中国与欧亚大陆》，2022年由Routledge全球发行，笔者的一篇论文被收录其中，且受邀撰写中文序言），都取得了较好的国际反响。202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国—欧亚战略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将为推动两国学术与人文交流创造新的历史机遇。
当更进一步体察亚美尼亚的地缘环境，又能发现一些错综交织的问题。南高加索三国的领土紧密衔接，但风格各有不同。东边的格鲁吉亚毗邻黑海，与俄罗斯接壤，两国关系曾十分密切，但2008年俄格战争后，关系出现震荡，格鲁吉亚日益向北约和欧盟靠拢；西边的阿塞拜疆毗邻里海，能源储备丰富，令众多国家艳羡，其世俗化的伊斯兰教信仰也能够在中亚和中东国家博得一席之地；唯独夹在中间的亚美尼亚从资源禀赋到地缘优势均难以与上述两国相提并论，因而长期以来不得不凭借其善于经商的传统和海外离散族裔的影响力，在逆境中求生，一方面时常表现出哀婉悲切的内在气质，另一方面也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强烈的民族凝聚力。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和亚美尼亚作为文明古国，均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两国民众的友谊始终持续到现在。2022年，中国与亚美尼亚建交30周年。目前，两国友好关系持续平稳发展。中方也期望能够加强与亚美尼亚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取长补短，为巩固两国长期友好关系、推进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全力保障，助力区域合作向前发展。这些年发展中，以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为指引，中国与亚美尼亚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也期望能够和亚美尼亚一道，挖掘合作潜力，推进两国在能源、矿产、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交流。另外，两国应推进做好人文交流，做好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加大对“三股势力”的严厉打击。中亚双方于2019年签订互免签证协定，该协定生效日为2020年1月19日。当然，在欧亚地区，亚美尼亚也成为第二个和我国实现免签的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为亚美尼亚摆脱地缘劣势带来了崭新的历史机遇，在确保亚美尼亚发展战略能够得以如期实现并增强民众生活质量的基础上，也有助于巩固中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认同感和影响力。
本报告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数据库”（项目编号：17VDL001）阶段性研究成果，为人们加强对“一带一路”领域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别分析提供一定的借鉴。在此课题分析中，我负责南高加索国别研究课题组主持工作，这里也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许勤华教授对本报告在思路构建、内容写作、后期修改期间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国—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麦哈什·萨哈基扬（Mher Sahakyan）先生及家人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坡岭研究员提供的重要数据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潘诗姮和我指导的亚美尼亚籍硕士那斯雅（Araksya Nersisyan）的鼓励。考虑到个人能力欠缺、写作时间短等因素的限制，本报告写作中难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202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