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的普遍与特殊之辨

张聪[1]

内容提要：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中西之争，均着眼于中西文论的特殊性局限，却忽略二者所表现出的交互适用性。中西文学理论虽在知识结构与价值系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却并不具有根本的对立冲突。文学理论的中西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主观焦虑引起的、论争目标发生偏移的误读性论战。因此，我们应采取多元分层的“对话主义”立场，摒弃文学理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偏执，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寻求特殊性的保全方案，使各方文论资源在多层视域有机结合，且保持彼此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构建出可以与异域的“他者”、与历史的“自我”进行对话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关键词：中国文论 西方文论 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

自19世纪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就一直在欧风美雨的推涌下，掀起狂波巨澜，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一直绵绵不绝。一部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史，就是一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不断渗透并深刻影响的历史。从最初的“救亡图存”，到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自觉，再到新世纪对文化话语权利的极度渴望，中国人在古老的“华夷正朔”观念的影响下，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搏击中，走过了充满不安、焦虑和忧惧的一个多世纪。这期间，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一大热点。作为中西文化比较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理论的中西比较与论争，亦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

从19世纪末西方文学理论中关于小说、戏剧的诸种观念、技巧、手法及文学思潮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刺激开始，中国学界希望借助西方文学及其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是，由于国人的文化自卑以及图强思变的急切心理，在借助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不免存在“妄事糅合”的生涩之感。[2]其间虽也有反思批评之声，却大多被淹没在“西学东渐”的狂热浪潮之中。

相对于20世纪初期对于中西文论关系的隐约担忧，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闭塞压抑以及随后的“开眼看世界”新高潮之后，20世纪末关于西方文论异质性和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症”的全面省思，在其思考的力度和影响的范围上，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与全面。其间，西方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负面影响虽然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但从此后的发展来看，很多相关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针对中国文论的独立建构问题，一直未有清晰的研究与判断。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来重新思考定位中西关系，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在这之中，重新“辨别”中西文化及文学的差异，借助现有的文化、文论资源来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将本土的文学理论从西方文学理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将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特殊性与西方文学理论中相对有效的普遍性相区别，建构中国当下的文化、文学理论，就成为当前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下“夷夏之辨”的题中应有之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