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及其争议
赵稀方[1]
内容提要：汉学主义对东方主义进了修正和补充，它不是简单地将汉学主义处理为一种殖民侵略以至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并且认为中国人自身参与了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汉学主义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不过，问题也不少。如在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涉及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
关键词：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 后殖民主义
1998年，西方才有学者运用“Sinologism”这一术语[2]，并将其与东方主义（Orientalism）联系起来。在国内，首先提出汉学主义的，是周宁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的《汉学或汉学主义》一文。周宁之后，倡导汉学主义最力者是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的华裔学者顾明栋。顾明栋在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Sinologism：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3）一书，由西方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教授（J.Hillis Miller）作序，这本书的出版和翻译，标志着“汉学主义”在海内外学界的初步奠定。汉学主义在国内学界引起了相当注意，《跨文化对话》和《汉学研究》等刊曾就汉学主义展开过专题笔谈，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为此召开过研讨会。汉学主义及其相关论述一方面获得了部分学者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引起了激烈争议，其中不乏严厉的批评。面对这些批评，顾明栋也不示弱，撰写了《为汉学主义一辩——与赵稀方、严绍璗、张博商榷》等文，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在对于严绍璗、张博先生的回应中，顾明栋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在对于汉学主义来龙去脉及主要观点了解不够的情况下进行批评，过于武断。对于笔者的批评，顾明栋认为，因为笔者读过原稿，所以批评“很有针对性”，他因此也将笔者作为商榷的主要对象。针对顾明栋的说法，笔者再次发表文章进行回应，由此引发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
笔者首先对于“汉学主义”的提出，予以了充分肯定。我们知道，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后，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反响，并奠定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不过，我们注意到，萨义德“东方主义”之“东方”概念其实与今天不同，它主要是指伊斯兰。那么，东方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呢？这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关于此的探讨常常出现，但顾明栋的《汉学主义》一书却是第一次系统表述。就此而言，顾明栋及其“汉学主义”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可贵的是，顾明栋并没有盲目地套用东方主义，而是认为东方主义并不完全适应于中国，因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殖民话语”，而汉学主义并不是。在他看来，相较于东方主义，汉学主义有其独特之处。如何解释近代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负面表述呢？顾明栋看来，单一的东方主义殖民话语不能直接解释，而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角度进行解释也显得过于表面，他认为最为内在的原因应该在心理层面寻找。他提出了“文化无意识”这个概念——它与拉康、弗洛伊德及李泽厚的概念既有关系又有不同。顾明栋认为，西方的优越感和中国的自卑感都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势的结果。对于西方人来说，近代以来的记忆多是关于征服、胜利和统治的优越情节，而中国人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失败和创伤性事件，造成了一种自卑情结。这些感觉逐渐内化，逐渐被抑制在集体心理的更深层次，从而形成了中外汉学主义模式。顾明栋不是简单地将汉学主义处理为一种殖民侵略以至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这种解释无疑较直接套用东方主义更为深入一些，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说法只能解释一种倾向，不能解释全部。海外汉学家们一定不会同意他们的著作全是汉学主义的产物这样一个结论，顾明栋自己也认为很多汉学研究是公允精深的。海外汉学肯定有汉学主义倾向，但同样可以肯定不是全部。举例来说，书中曾引用保罗·科恩的看法，批评中国历史研究受到外来话语的钳制，“中国人自己，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的历史的时候，都已经深深地依赖着从西方借来的词汇、观点和分析的构架……这些视角，到目前为止，都倾向于歪曲中国历史，或者夸大西方的作用，或者较为微妙地误解这种作用”[3]。这个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保罗·科恩（Paul A.Cohen），正是海外的汉学家。从后殖民角度批评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早也来自西方汉学家，那就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他写了《从国家拯救历史》一书。这本书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视野，追溯了线性目的论和进化论的启蒙历史观，并详细地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义史学逐渐成为中国史学主导的过程，并打捞被国家史学所压制从而逐渐被人们遗忘的“历史”，给人以很大启发。顾明栋本人系海外学人，他的研究是汉学主义的一个部分，但这本书突破了“文化无意识”，提出反对汉学主义的思想。大概可以这么解释，虽然是文化无意识，但也不乏突破者，更重要的是，“文化无意识”这个概念的长处恰恰是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作者批评“汉学主义”的目的恰恰就是改变它。
汉学主义的一个自以为新颖的地方，是指出了中国人自身参与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顾明栋指出，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一个局限是，它主要探讨了西方的东方学话语，并未涉及被殖民者。他认为，中国人自身的论述构成了汉学主义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国人不自觉地崇尚西方价值，应和了西方汉学主义的思路。在这里，顾明栋列举了顾颉刚的疑古运动，王国维对于叔本华的运用，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以及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指出中国大师们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操控。自然，当代学术中唯西方是从的学风更是有说服力的例子，顾明栋为此专门援引了李泽厚和汪晖对于盲目搬用西方话语的批评。
批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述没有顾及被殖民者，这是一种常见的批评，不过在我看来并不准确，至于顾明栋断言萨义德的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被殖民者的“只言片语”的发挥，更是没有根据的。的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主要是论述西方的东方学话语的，不过在这本书的最后，第三章第四节“The Latest Phase”，专门谈到了当代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殖民化”问题。书中谈到，近东当代文化已受欧美文化模式的主导，本地学者操持着从欧美贩卖来的东方学话语，自身只能充当一个本地信息的提供者。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如此等等。萨义德的结论是，当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the modern Orient，in short，participates in its own Orientalizing）。事实上，自我殖民化、东方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过程的说法都是从萨义德那里开始的。当然，萨义德并没有对此多加发挥。
顾明栋先生对于我的这一批评，并不接受，他专门查阅了《东方主义》的英文原著的有关章节，认为萨义德只提到了当代阿拉伯人只是西方人从事东方学研究的“信息提供者”，并没有参与东方主义建构。我觉得奇怪，谨慎起见，我也像顾教授一样，重新查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英文原著。查阅的结果证实了自己的看法。我把萨义德的有关阿拉伯人“自我殖民化”以及有关“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的论述引出来几段，注明原版本章节页数，向顾先生请教。
这里用的是萨义德《东方主义》1978年最初版本（Edward W.Said，Orientalism，First published in 1978 by Routledge），引文来自第三章Orientalism Now第四节The Latest Phase。
Indeed，there is some reason for alarm in the fact that its influence has spread to“the Orient”itself：the pages of books and journals in Arabic（and doubtless in Japanese，various Indian dialects，and other Oriental languages）are filled with second-order analyses by Arabs of“the Arab mind”、“Islam”，and other myths.（P322）
的确，有理由对下列事实敲响警钟，即东方主义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东方”自身：阿拉伯世界的书籍和报刊中（日本、各种印度方言及各种其他东方语言无疑也如此），处处充斥着有关“阿拉伯心性”、“伊斯兰”及其他神话的二手分析。
The predictable result of all this is that oriental students（and oriental professors）still want to come and sit at the feet of American orientalists，and later to repeat to their local audiences the cliches I have been characterizing as orientalist dogmas.Such a system of reproduction makes it inevitable that the oriental Scholar will use his American Training to feel superior to his own people because he is able to“manage”the Orientalist system.（P323）
所有这一切所导致的可预期的结果是，东方学生（及东方教授）仍然希望跑到美国东方学家的脚下学习，然后向他们本国的听众重复那些我称之为东方主义教条的陈词滥调。这种再生产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使东方学者还优越于他的国人，因为他接受了美国训练，能够“操纵”东方主义系统。
This have many consequences.There is a vast standardization of taste in the region，symbolized not only by transistors，blue jeans，and Coca-Cola but also by cultural images of the orient supplied by American mass media and consumed unthinkingly by the mass television audience.The paradox of an Arab regarding himself as an“Arab”of the sort put out by Hollywood is but the simplest result of what I am referring to.（P323）
这产生了很多后果。这一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趣味的标准化，它不但体现在晶体管飞机、蓝色牛仔衣及可口可乐上，更体现在美国大众媒体所提供的东方文化形象上，它们被本国大众电视观众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阿拉伯人甚至按照好莱坞所创造出来的“阿拉伯形象”来看待自己，这一悖论是我所说的这一现象的最直接的后果。
在第一段中，萨义德谈东方主义已经扩展到东方本身，阿拉伯、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学者，处处都在依据西方生产的“阿拉伯心性”“伊斯兰”等东方主义概念对自身进行分析。第二段谈东方学生或教授热衷于去美国接受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然后回到东方后进行知识“再生产”（reproduction）。第三段谈，好莱坞所创造的东方主义“阿拉伯形象”，已经被东方人接受下来，并且按照这一形象看待自己。这难道不都是在论述“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难道不是在谈论东方人自身参与了“东方主义的构建”？顾教授对此视而不见，不知何故？
事实上，在我看来，萨义德的问题，其实主要并不是没有谈及被殖民者，而是只谈到了被殖民者只有“自我殖民化”这一条路。在这一点上，很多后殖民理论家质疑萨义德，并探讨了被殖民者的表达问题。斯皮瓦克（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写于1985年的《庶民能说话吗？》一文，探讨了东方他者能否发声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关庶民发声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到斯皮瓦克参与其中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这个庶民研究小组是1982年由古哈创建的，其刊物是著名的《庶民研究》。古哈的思路是试图在历史中倾听庶民的声音，解放被压抑的庶民的历史，从而与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构成的精英史学相对抗。最精彩的质疑来自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在他看来，萨义德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从殖民者/被殖民者、自我/他者关系的角度来论述殖民主义话语。他认为，萨义德站在西方单一主体和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看不到作为文化或心理的本原身份的必要否定的“他者”作用，看不到作为一种语言、象征和历史的差异系统的殖民话语构成的复杂性，也看不到由此衍发的反殖民话语的可能性。他通过对于印度历史的分析，告诉我们，被殖民者即使模拟殖民话语，也会有变形和嘲弄，从而质疑了殖民者的权威。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逆写帝国》（Ashcroft，Bill，Gareth Griffith，and Helen Tiffin，eds.，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Routledge，1989），正是运用了这样一种思路，认为后殖民文学虽然运用殖民者的语言，但经由挪用、变形、转换等方法，同样表现了被殖民者的抵抗。
在顾明栋的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他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他们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他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
对于这一批评，顾明栋先生的回应是，“的确，拙作没有花很大篇幅去讨论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理论，但有两点笔者在此要澄清。其一，汉学主义理论无论是早期的政治批判还是后期的反思批评，都是针对汉学研究、中国研究和国内学术研究的种种问题，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西方霸权，这并不是汉学主义理论探讨的话题；其二，这一批评事实上隐含了一个看法：复制萨义德没有创意，但复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是高明的，有创新的”。这种回答看起来振振有词，事实上让人费解。我并不认为顾教授在构建汉学主义的时候，一定要提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或者其他什么人。我的意思是，汉学主义是根据东方主义而来的，而萨义德自提出东方主义之后，受到了很多质疑，建构汉学主义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质疑，才能成立。东方主义最大的破绽既不是没有注意西方内部的反殖民传统，也不是对真正的东方人重视不够，而是单一主体，即以“我”/“他”、“主体”/“客观”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西方人和东方人，没有注意到西方东方两种主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互动关系，这样也就看不到其中产生反抗的可能性。这一质疑主要由霍米·巴巴提出，所以笔者才提到他。事实上，汉学主义存在同样的问题，无论你是否提霍米·巴巴，都必须回答这一问题。
霍米·巴巴的说法有点抽象，这里不妨谈一下顾教授所提到的德里克，这样问题会变得比较清晰。德里克的“接触区”概念虽然来自Mary Louis Pratt，但他的思路其实颇为接近他所批判的霍米·巴巴。在德里克看来，东方西方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存在一个“接触区”，东方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人来东方，或者东方人去西方这样的区域里产生的，而接触交流、互相影响之后，东西方思想其实已经变得不像萨义德说的那么分明。西方在了解了东方的现实以后，虽不免对待东方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们可以从东方出发，批判西方社会。另外，德里克认为，“欧洲现代性既生产了作为他者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另一种现代性，同时又受到后者的挑战”。[4]“又受到后者的挑战”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它指在接触区内，被支配的东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自己对于西方文化的吸取。即以20世纪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吸收而言，我们既应该看到它不自觉的自我东方化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它挪用转化西方现代性为我所用的一面。陈小眉的《西方主义》一书，顾教授应该是看过的，这本书讨论中国80年代的西学热。她认为，80年代以《河殇》等美化西方贬低中国的西方主义很容易被看作自我东方主义，但这种西方主义却为国内的知识者反对左倾思想提供了武器。
顾教授的汉学主义在中国人“自我东方化”这个方面，较萨义德有更多的论述，这是他的贡献。然而，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单一主体和二元对立，他们都只谈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及东方的自我东方化问题，没有注意霍米·巴巴和德里克所谈到的东西方主体互动的问题，因此既没有注意到西方汉学家可以客观地书写东方，甚至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例如德里克提到的柯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还有笔者在文中提到的作为西方汉学一个部分的顾明栋教授可以反过来批判汉学主义，更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可以策略性地转换西方知识，为我所用，而不是像顾教授那样一股脑儿地把中国人对于西方知识的接受视为汉学主义。这里的荒谬是非常明显的，难道“五四”对于西方民主科学的引进完全是东方主义？鲁迅接受了传教士史密斯《支那人气质》的话语，转而进行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也是东方主义？
顾教授一方面说，他不需要接受霍米·巴巴，另一方面在谈到德里克的时候，又自我辩解“确实探讨过这样的文化互渗现象，提到中国学者如何对汉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顾教授没有注意到，有关于主体互动的思想，是霍米·巴巴首先提出来的，并且被知识界广泛使用。他也没注意到，霍米·巴巴的思想和德里克“接触区”论述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虽然提到了“文化互渗”的情形，然而无力解释这一现象。在全书的结构中，他一边倒地论述西方的汉学主义及中国的自我汉学主义化，从而变得十分偏颇，这也是国内汉学家根本否定汉学主义的原因，因为研究汉学主义的专家深知他们所研究的汉学对象，很多都是博大精深之作，并非全部是汉学主义的产物。
最后，在谈到汉学主义的目标的时候，顾明栋认为，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都是政治导向的，他希望能够“在尽可能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干扰的情况下对有关中国知识生产等问题进行自觉的思考”。这个说法，连作者自己都不敢相信，书中的“结论”有云：“有人或许会说笔者对知识去政治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特里·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和其他很多理论家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一切知识都有意识形态性。”[5]关于知识的非中立性，已经成为当代学术探讨的一个基本前提，有关于此的说法，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大串名字，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运用的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即使老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强调知识的阶级性，顾明栋要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如何可能呢？汉学主义的这个目标，看起来也是跟随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而来的。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的最后一章，谈的正是这个问题：“东方主义”提出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只是破而不立？是否存在着非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知识？文化如何表述“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否只是从属于他的国家和文化？等等，从萨义德的论述看，他也很不乐观。
对于这个问题，顾明栋先生认为笔者有误解，他解释说，他不是要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而是提倡鼓励和促进相对中正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尽可能远离任何形式的歧视、偏见、主观性和政治干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此问题上，我和顾教授其实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理想来追求，并且促进相对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这当然是应该的。
（原载《福建论坛》2014年第3期）
[1] 作者简介：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 Bob Hodge and Kam Loui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The Art of Reading Drag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Adrian Hsia，Chinesia：The Europea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98.
[3]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1.
[4] 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s of Orientalism，The Postcolonial Aura，Westview Press，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Inc.，1997，p.118.
[5]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83，pp.194-217；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Socially Symbolic Act，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p.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