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简帛泛指简牍与帛书，来源甚早，郭沫若先生说：“商代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1]李学勤先生肯定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说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联成册。[2]《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鲁国“备物典策”，典策即典与册，甲骨文、金文中“册”“典”“聿”等字的出现，证明殷周时期已有典册存在，但李先生只是强调简牍出现较早，仝冠军则进一步推论为简牍的出现不晚于甲骨。[3]
王国维说：“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4]甲骨、简牍产生的先后顺序，目前尚不能确定。现在发现的最早简牍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属战国初期，邢千里先生推定简牍晚于甲骨的关键性证据是春秋以前墓葬中从未发现简牍。我们虽未从墓葬或其他遗址中发现商代或西周时期的简册，但笔墨的出现足以佐证简牍已被应用的可能，在殷墟或更早出土的文物中，已发现书写工具的存在，如河南仰韶和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出现用毛笔描绘的花纹和符号[5]；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灰坑H3403出土一扁壶，上有毛笔书写的“文”字，距今四千多年，时代至迟在夏代前期[6]；殷墟有以毛笔书写而未契刻的甲骨[7]，郑州西北小双桥遗址有毛笔书写的文字出现[8]，安阳铁西区刘家庄南地的商代墓葬出土玉石璋44片，有朱书字迹者28片[9]；西周出土器物上也有毛笔书写的文字，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M37的铜簋内壁、M139的戈上、M172的5枚铅戈上，都有墨迹存在[10]；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M9发现有墨写文字的玉片，距今最少有2600多年。[11]砚是用来作为承载书写颜料的，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砚是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其中有带着盖的石砚与砚棒，石砚有臼窝，窝内还残留着红色颜料，砚边有黑红色石墨。[12]我们知道，简牍上的文字是用笔、墨书写的，而这些笔、墨、砚台等书写工具在殷周乃至更早时期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春秋以前简牍已经出现的可能性。
竹木作为书写材料，比甲骨、金石容易取材，制作也更为简便，因此简牍逐渐取代甲骨、金石，占据书写材料的主导地位有其必然性。只是竹木容易腐烂，当时杀青等制作技术尚未发明，或许是春秋以前简牍不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或问今后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按今已发现简册之成熟精致程度而言，出土战国以前简牍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国历代既有简牍出土，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汉武帝末孔宅壁中发现的战国竹简，对其存在多数学者持肯定意见，由此引起今古文之争；二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出土的“汲冢书”，亦为战国简，存大量典籍。但上述简牍资料皆未能完美传世，今仅见少量辑本。其他各代出土之简牍，则仅见零星记载，数量很少。
20世纪尤其近30年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腾飞，建筑施工的范围空前扩大，同时加之科学考古水平不断提高，古代简牍也大量面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乃此前两千年之总和所未及。1900年前后，西方探险家进入新疆、甘肃等地探险过程中，挖掘了不少的汉晋简牍，揭开了我国近代简牍整理与研究的序幕。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发现的简牍总量约30万枚，出土地点分布于甘肃、青海、内蒙古、新疆、四川、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多个省、市、自治区[13]，其内容也已远远超出《汉书·艺文志》的辑录范围。1925年王国维称他所处的时代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从居延汉简到里耶秦简，从郭店楚简到三国吴简，由于它们没有经过后人的辗转传抄而保留了古代典籍及文书的原貌，使尘封多年的古代文明得以重新再现，简牍的研究价值得到凸显，成为通往历史世界不可或缺的时空纽带。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4]简牍文书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界的四大发现，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简牍文献的出土，揭开了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序幕，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进程，引起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学者的极大关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作为当今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国际性“显学”，简牍学将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结合起来，成为21世纪中国早期文明取得创新与突破的关键所在。人们对简牍自身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根据书写材料的不同，固然可区分出简牍与帛书。而随着简牍数量之遽增、内容之充实，人们对简牍自身的特点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又可从中划分出简牍典籍与简牍文书两大类。由于功能不同，简牍典籍与简牍文书在形式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李学勤先生指出“书籍指的是狭义的书，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经）、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文书是指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簿籍、档案，一些私家的簿籍，亦得附属于此”[15]。文书是各级行政当局在行政运作、经济活动及个人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文字记录，例如，律令，司法文书，上行、平行、下行文书，经济账簿，人员名册，各式契券、合同，私人信件，会盟祷辞，祭祀记录等，具有特定的实效性，形式较冗杂。
以往国内有关简帛的综述性著作，主要有：严一萍《帛书竹简》[16]、林剑鸣《简牍概述》[17]、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18]、李均明《古代简牍》[19]、王子今《简牍史话》[20]、陈松长《帛书史话》[21]、刘国忠《古代帛书》[22]、骈宇骞和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概述》[23]及《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24]、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25]等，对简帛知识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从学术史的各种角度进行介绍的则更多，如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26]及《重写学术史》[27]、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8]、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29]、朱渊清《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30]等，从更深的层次及更专业的角度切入，促进了简帛研究的深入展开。当然，与甲骨学、敦煌学这两门显学相比，简牍学是后起之秀，出土频率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前两者所不能比的，故后劲儿十足，但由此形成的局面是人们对新出简帛的兴趣更大，向前看者居多，即对新出者更感兴趣，而对以往工作进行归纳总结者虽有一些，还是略显不足。
本书试从新的视角考察现代中国简帛整理与研究的情况，除全面介绍简帛的出土情况外，将侧重介绍简帛的基础研究及专题研究之“热点”与尚待开发的“冷点”。为便于阐述，根据简帛的自身特点，将之分为简牍典籍、简牍文书、帛书三大部分，即本书之上、中、下三编，三者既有联系，又各有特点，整理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使然。
典籍，俗称书籍，是在一定材料上记录、传播各种知识、表达思想、积累人类文化的工具。多为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形式较整齐，但不具备文书所具有的行政功能。简牍典籍即当时的古书，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其文本内容未经后世修改，保存着当时的原貌，弥足珍贵。本书上编关于简牍典籍及下编帛书的论述，将侧重版本、学术史及思想倾向的介绍。
文书是记录信息、表达意图的文字资料，包括公务文书与私人文书。其中公务文书必须由法定的作者制成和发布，具有行政功能，能制约当事人的行为，是书籍所不具备的，但形式较琐碎。简牍文书绝大多数未见于传世古籍，是研究当时各项制度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中编关于简牍文书的论述将侧重介绍文书分类、行文格式及其与行政运作的关系。
每编又大致分为发现情况、基础研究、专题研究三部分，形式结构大体一致。但由于各编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尽一致，本书各编表述的方式也有些差异。
关于发现情况大体以每批次出土的简帛为单元做介绍。每批次出土的简牍有的尚包括典籍与文书，故介绍时在上编与中编分别出现，从标题看略显反复，内容并不重复。
基础研究是对简帛自身规律的认识，具体而言包括简帛的缀合、编联、排序、释文、分类等，技术性强，对整理工作有较高的借鉴参考价值。
专题研究是从各种角度对简帛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如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文书学等角度对简帛进行研究从而得出新结论，涉及多学科交叉。
近年来，简帛资料对各学科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典型者如楚简的大量出土，使人们对战国文字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又清华大学入藏战国简中大量史料的发现，使人们产生重建周史的想法；大量秦汉律令司法简牍的出土，为复原中华法系的早期面貌提供了依据。总之，简帛研究中已产生的“热点”很多，本书将尽可能多地介绍给读者，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每种重要趋向，也只介绍重要观点。我们亦注意到尚未形成“热点”的领域，其实可资利用的资料很多，例如，秦汉简牍中有半数以上，走马楼三国吴简则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统计学、会计学、文书学研究对象的账簿、名册之类；又可作为军事学、地理交通学研究对象的简牍也很多，但迄今针对这些领域产生的论文、论著还不是很多，可谓之为待开发的处女地。因此，对相关论著，本书亦做稍详细的引述。
本书上编由刘光胜执笔，中编由李均明、邬文玲执笔，下编由刘国忠执笔，全书由李均明定稿。2018年末至2019年初，编者又增补2009—2019年间公布的新资料，分工不变，形成今见之修订版。
作者水平有限，如有错漏，望大家指正。
作者
[1]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2] 裘锡圭先生也肯定殷商时期简牍的存在，他说：“简至迟在商初就已使用。”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3页。
[3] 仝冠军：《论简牍不晚于甲骨出现》，《出版发行研究》2003年第2期。
[4] 王国维撰，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5]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1—97页。
[6] 李建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
[7] 参见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417—418页；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9] 除玉璋残片外，据陈志达先生统计，商代玉石文有20多件，其中约23件为刻文，2件为毛笔书写。参见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陈志达《商代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10] 蔡运章：《洛阳北窑西周墓墨书文字略论》，《文物》1994年第7期。
[11] 师安衷：《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发现》，王斌主编《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时代（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253页。
[12] 西安半坡村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
[13] 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资料综述》，《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3期。
[14]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15] 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文物》1999年第10期。
[16] 严一萍：《帛书竹简》，（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
[17] 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 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 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0] 王子今：《简牍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21] 陈松长：《帛书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国忠：《古代帛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23]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概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24]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25] 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26]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7] 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8]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9]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0] 朱渊清：《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