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差异的政治学：抵抗与对话
学术界之所以着迷于“差异”，其原因主要是它不仅是一个迷人的学术和学术史论题，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场景密切相关的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或共同体内部，“差异”首先与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在未有更好的术语之前，我们姑且以“晚期资本主义”或“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的终结”描述它吧！这些术语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不过是空洞无物的纯辞藻——而衍生的认同（身份）政治有关。应当注意，这种“认同政治”已大大不同于从前的政治认同。如本哈比所注意到的，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围绕着财富、政治地位和机会的斗争，那么现在的政治斗争则是围绕着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生态和新医药技术之后果，以及种族、语言和族群尊严等而展开，这就是说：“运动政治取代了政党政治，妇女积极分子、有色人群、同性恋者和利益相关之公民的松散联合体取代了严密的组织。”[12]换言之，认同（身份）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以至于我们不能说“阶级认同（身份）”，尽管其意并非不通：“阶级”与“认同”代表着不同时代对人群的不同划分。在西方，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由阶级向认同（身份）的转换如上所说是一个发生已久的现象，且已为许多社会学家所及时地捕捉到，如哈贝马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看见：由于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对于社会解放的兴趣”已经不再表现在经济的诉求上，“异化失去了它的经济上显而易见的贫困的形态。异化劳动的贫困症出现在异化的自由时间中”，因而“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自行消失了。……阶级意识，尤其是革命的意识，今天，即使在工人阶级的核心阶层中也难以得到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革命的理论都失去了它的接受人”。[13]面对这一新的情境，哈贝马斯并非不再相信“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效能，在此他只是提请注意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批判对象即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异化已经改变了其旧有的形式而被赋予更加微妙的如心理的特征，于是这也就是说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策略。或许如果坚称认同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有失武断的话，那么根据守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髓的哈贝马斯，即便加以修正，我们仍是可以最低限度地说，如今理解认同政治必须参照阶级政治的新变化，即认同政治诞生于阶级政治的消长盈虚之中。
本哈比和哈贝马斯以上所描述的诚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图景，在中国这类“运动政治”尽管近些年亦有所萌动，并与西方开始有所呼应，但毕竟对于多数国人来说还是显得过于奢华、奢侈、奢靡了。我们的差异政治有更紧迫的议事日程，即如何看待和处理中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在我们这里，差异政治主要不是拘于民主国家或共同体内部事务的“认同政治”，而是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经济体制之间、文化之间、文明之间的宏大政治，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争取外部世界之承认的政治。当前的中国集现代与后现代特征于一身，因而在差异政治上，要想将中国的目标与西方的议程截然分开也是不可能的。
以“差异”相号召、相鼓舞的“运动政治”，其本质是什么呢？本哈比指出：“在此语境中（即在运动政治的语境中——引注），‘差异’这个词就变成了两个问题之交汇点：它既是一种对启蒙主义运动类型的理性主义、本体论和普世主义的哲学批判，对那些强调变易（alterity）、他者性、异质性、不协调和抗拒的人来说，又是文化抗争性呐喊。当今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已受到那些强调不可被同化之差异的团体的挑战，这些团体想利用他们的差异性之事实剥除理性主义的神圣性，破除民主自由的幻觉。”[14]用我们的话说，“差异”具有后现代的指向，即以不可被理性约简的非理性发起对启蒙理性及其普世化的批判，而理性又总是通向规范和霸权，至少说常常为后者所使用。与本哈比的观察异曲同工，杰姆逊在研究“奇异性”（singularity）[15]及其社会政治内涵时也发现：“反抗普遍性原理就是反抗规范的霸权和体制的价值，不管是在文化还是法律意义上说的。后现代主张可以概括为相信普遍的必然是规范的，规范的必然是压迫性的，并最终实施到个人和少数群体身上。换言之，这些普遍性原理直接或间接地设立了规范，根据这些规范，反常的行为就可以被发现，个人或集体的变态就可以被谴责。于是废除这些规范就成就了如火如荼的批判运动，如我们在身份政治、独立主义和边缘或被压迫文化运动所看到的。他们相信，规范霸权走到极端就会带来种族清洗和大屠杀。”[16]值得特别关注，杰姆逊继续指出：“吊诡的是，文化和民族的自我肯定也同样构成了对帝国主义、标准化和由全球化引发的民族特性的消亡的抵抗。”[17]在此杰姆逊差不多是已经在说，本哈比以及他本人如上原则性附议的两个问题实则为一个问题，而且民主与差异虽然分别为相互不同乃至相互对抗的团体所使用，但也是同根所生：在个人层面上的自由民主放大到集体层面上即是对基于差异的族群、国族的独立自决权及其他各项权益的主张。以世界现代史而论，没有“民主”，何来“脱殖”（民族独立运动）？！中国的差异政治同样也有针对西方将其民主制度神圣化、普世化的指谓，但另一方面它又何尝未曾受到远道而来的德赛二位先生的启蒙和洗礼？！就前者而言，中国是后现代的；而就后者而言，中国又是现代的。与前述各种“运动政治”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也是用现代性来对抗现代性，换言之，用（西方的）普遍性拆解（西方的）普遍性，因而所有的后现代性政治最终都不过是依然腾挪在现代性的自家庭院之内。正是在这一点上，如杰姆逊所看到的，美国女性主义为享受普遍人权的斗争，在非西方国家的女性看来，“不过是一个文化事件，并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美国女性主义确实已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因为从理论上说，“普遍人权本身就是普遍性原理，暗示了本质主义倾向”。[18]对待后殖民理论，我们亦应如是观：后殖民理论不仅属于被压迫的人民，也同样属于来自西方的压迫者。民主与差异没有本质性的对立！福山那被以为浅薄的“历史终结论”其实也没想象的那么浅薄！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计划”对现代性的执着也不是如多数人批评的那么盲视！我们可以修正它，完善它，重新界定它，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但现代性无论如何都将是现代社会的不二选择。
就此而言，除了袭用后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理论而外，我们中国读者假使能够虚心倾听一下哈贝马斯这位现代性价值的铁杆拥趸应是专意写给我们的如下一段话，将不会毫无裨益，它至少会促使我们去寻思哈贝马斯何以对现代性价值的信念是如此坚韧不拔——他兴许有他片面的道理呢，我们猜测，我们需要在此方向上的猜测：
诚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且，再一次加强了社会的整合性。即使世界性的社会的特殊整合性，内含着全力反抗政治形态的诸种协同尝试，但民主和人权始终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文明化的诸种力量的唯一指导方向。[19]
哈贝马斯恐怕不是在挑衅我们的特色文化，他不反对差异，差异的反抗，差异政治，认同政治，这是今天西方社会所谓“政治正确”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是在他看来，任何差异、认同都意味着与同一、与作为同一或普遍性的民主的对话和协商关系。他提出，对话具有双重的职能，一是寻求自己的身份，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即“得到关于自身的清晰理解”，二是确定“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群和边缘群体”。对话就是知己知彼，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对话还假定，此关系不是伦理性的，不是善良的意愿，在其本质上，它是交往理性，是协商性的和有程序来保证的。这样的对话理论归结为理性，归结为话语，并由此而通向主体间的“共识”以及社会的“团结”。[20]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它是一种政治哲学，不，毋宁说，它是一种哲学的政治学！在这种对话理论内部，不是不存在差异，而是所有的差异都被理性、语言、共识、程序[21]所同化、消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差异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统一、同一，是以“民主和人权”为标志的普遍性。我们中国人可以批评哈贝马斯理性主义的自负，批评其对话理论仅仅漂浮在话语层面，但对于常常执迷于中国文化的不可言传和“奇异性”的我们来说，哈贝马斯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例如，我们可以将他的“自负”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不是用差异拒绝对话，而是将差异作为对话的起点。再例如，中西文化的不同并不只是空间性的，它同时还是时间性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因而所谓的“中西对立”常常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如果说中方在这种对立之中有时不占优势，那是因为中国也不再那么传统，它早已进入现代；而如果说中方仍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那是因为现代化需要为其所丢弃的传统付出代价。完美的现代化需要中西方的互补、合作。
回到本文所主张的“差异即对话”的命题上来，前面已经说过，在理论上，言说差异就是将差异带入对话，差异性话语就是渴望对话的话语；现在在读过杰姆逊以及哈贝马斯的差异政治学之后，从实践的角度看，我们发现，结论同样如此，而且还更好理解一些：在所有的“运动政治”以及其他各种差异政治中，高举差异的旗帜无非是为了更有效地获取对方的承认，是为承认而斗争，为在一种关系中寻找其满意的位置而斗争，此绝非如德勒兹所苦心孤诣的，独自地差异下去，独自地“生成”开来。差异总就是为了进入对话的差异！不存在为差异而差异的斗争！
再从“认同”这方面看，虽然如本哈比所揭示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总是并且必然是一种产生差异的政治”[22]，即相信“只有消除差异和他者性（otherness）认同才能得以维持和保存”[23]，似乎认同与差异相成而相反，但这样的认同其实也不过就是被唯我独尊地提炼了或被赋予特权的差异，如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如希特勒为之癫狂的种族优越论。在此语境中，认同无非是差异的一种强形式。有强者的差异，那是优越感、优胜感、杰出感；有弱者的差异，那是为尊严和权利而进行的抗争。在一定条件下，两种差异是可以转化的：当弱势不再是弱势或转变为强势时，其差异就变成卓异、卓越了；同样，当强势不再是强势或转变为弱势时，其差异则流于怪异、怪诞，如退化为今日的旅游消费中的“景观”。在此需要注意，我们一般不会将强者的差异称作差异，差异是弱者的专属权利。对弱者而言，差异总是一种斗争策略，但差异总是隐含着对话的愿望：斗争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