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成就及重大突破

经过40年的改革探索，中国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成就，也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

（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

文化兼具意识形态、公共和商业等多重属性，而且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往往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40年来文化发展的主旨。改革开放发展和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双百”“二为”的强化、事业单位改革到事业与产业分类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是4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这条文化发展道路遵循的是由增量到存量、由局部到全面、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方式。

在所有制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这得益于非公有资本被准许进入文化领域，为文化发展带来资本活水。在文化发展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形成了文化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文化单位分别以分离改制、整体改制和股份改制的多种形式进行了改革探索，明确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转换机制获取新的发展动力，明确自身定位和宗旨，建构和完善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文化职能逐步转变，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也在文化领域开始确立。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1]文化发展需要在文化系统内部获得足够的结构性的内生驱动力，同时需要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共同为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作出贡献。

（二）公共文化服务渐成体系，创造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体制更加系统；人力物力保障体系更加稳定完善，国家财政对于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日益增强；公共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公共文化事业的区域布局更加均衡。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形成了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统筹规划，均衡配置，推动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基本达到国家建设标准。同时，加强贫困地区的流动服务点建设，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设备器材，实现流动服务常态化。“三馆一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基本实现了“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也实现了基本覆盖，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文化事业建设不断加强，文化产业发展成绩显著——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中提到，2017年全国共有44521个群众文化机构，比1978年增加37628个，增长5.5倍，1979～2017年年均增长4.9%。博物馆4721个，比1978年增加4372个，增长12.5倍，年均增长6.9%。公共图书馆3166个，比1978年增加1948个，增长1.6倍，年均增长2.5%。同时，截至2017年底，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7%，比1985年提高30.4个百分点，全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1%，比1985年提高30.7个百分点。全国居民家庭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从1990年平均每百户16.2台，到2017年平均每百户122.2台，增长6.5倍，1991～2017年年均增长7.8%。[12]

建立健全了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通过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文化志愿者以及个体文化骨干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通过协调推进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体系；通过“送”文化和“种”文化相结合、阵地服务和流动服务并举，完善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平台，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多种供给方式。

文化事业费用投入大幅提高，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的模式。据统计，2017年全国文化事业费已达到855.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0.4%，与1978年的4.4亿元相比，增长192倍。分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地方财政的支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持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稳步推进。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915亿元，比2012年增长40.5%，其中东部地区1284亿元，增长47.2%；中部地区562亿元，增长54.8%；西部地区859亿元，增长29.1%；东北地区210亿元，增长20.7%。[13]

（三）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趋于成熟，文化投资势头强劲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全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理念发生彻底扭转，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以结构化调整为主线的道路上，无论是微观市场的活跃程度还是宏观市场上的竞争强度都不断提升，更加有序、合理、开放的市场格局逐步建立。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对外文化贸易渠道也同时打开，国外多元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了向世界展示的机会。一个既有内也有外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初具规模。

40年的发展对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给予了足够的时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起点是文化体制改革。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5年，上海广电局开始在电台、电视台内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更多的文化从业者开始从市场经济层面去思考文化发展、企业经营及市场规律这三方面的关系。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了传媒市场化的探索；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为全国首家出版集团。这些文化企业集团的出现体现了集约化经营的路线，与此同步的是文化体制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指出，完善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包括完善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市场、建立完备高效的文化要素市场、构建以信用管理为核心的监管体系、提升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力（见图1-2）。这四大要素离不开文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程、网络文化市场建设工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力提升工程、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建设和推广工程。

图1-2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领域的投资在文化改革发展40年中也有极其鲜明的特色。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领域的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在“集团化”转型以后，也纷纷涉足资本市场。从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以来，资本运作成为文化企业转型以后面对的重要战略机遇。电广传媒收购深圳荣涵公司股权，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成功实现49%的股权转让，为其他文化单位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国有文化企业的上市也在2004年实现了零的突破：北京青年报社控股的北青传媒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国有文化企业境外上市第一股。2006年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通过华联超市顺利实现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出版发行行业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7年，新华传媒向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定向增发，实现集团主要经营性资产上市。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有关国有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行政级次重组政策的指导下，时代出版传媒与黑龙江出版集团重组黑龙江省新华书店、中国出版集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重组黄河出版传媒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等联合收购蓝猫动漫股权等文化企业与资本结合的案例，彰显了传统国有文化企业迸发出新的活力。在地区封锁被打破、文化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上市融资成为更多文化企业的重要经营方式。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深入的情况下，资本层面的资源整合成为新兴媒体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电广传媒实施“平台+内容”战略，在完成对江苏物泰等一批新媒体并购以后，新媒体的全生态链版图开始构建；凤凰传媒为更好进入互联网影视领域，入股PPTV和学科网、博瑞传播等项目。文化投融资动作更加频繁。国有文化资本的市场化行为还在继续，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也正在建立，新兴业态的出现让引入的资本更好地转换成内生动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文化企业还将采取更多的竞争战略。

（四）传统文化遗产开发融入现代社会，投入与合作并举

中国文化改革发展40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复兴和传承的40年，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才是传承的目的。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选择，然后努力寻找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式和道路。文化遗产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是保护，198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重新修订，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第二次（1981年）、第三次（2007年）全国文物普查基本厘清了我国文物的现状。2006年，我国开始设立文化遗产日（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再只是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责任和工作，而是变成了全民的共识，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知识传播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更多细节。

除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刻不容缓。2002年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将工艺美术列入重点保护对象。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合法化。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发起并编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从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看，既有对中国书画、名窑瓷器、雕刻剪纸、传统武术的保护，也有对各种民俗文化活动的保护。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政府从机制和体制上大力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持续的扶持代替“运动式”的投入，这些都让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受到更好的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产也已经成为文化项目“走出去”中最重要的代表。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在联合国总部、纽约艺术馆等平台上进行深度传播，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展示，也是更好地促进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式。

（五）对外文化贸易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开放促发展的独特路径

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走过了蓬勃发展的40年，政策从无到有，消费市场从弱到强，出口规模从小到大，结构从散到优，主体从单一的国企到民企、国企并行，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形成了以开放促发展的独特路径。由此，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总量在不断增加，贸易产品层次日益丰富，生产内容逐步创新升级，文化企业逐渐成为文化市场的支柱。在以开放促发展的进程中，文化贸易领域的市场化一步步推进，文化贸易市场主体更富活力，大多数的国有文化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民营文化企业也纷纷加速国际化进程，在国家文化市场竞争中不断强大。据统计，2017年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其中，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97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2%；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29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4%。[14]

近年来，促进文化产业、文化贸易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如《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等都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开放带来的市场化机制促进内部改革和行业升级，同时由内部改革反促文化贸易领域市场化加速，这一机制也使得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不断加速发展。

（六）高层支持、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新阶段，文化交流主体日益多样，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扩展到各个层级和领域，合作形式更加丰富多彩，逐步形成高层支持、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15]同时，欢乐春节、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等一批知名文化交流品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对外文化交流不仅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而且紧密贴合时代发展和国家对外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