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朝送别诗溯源之一——送别诗的发生
送别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贵族祖道饯离时的祝词、外交送别时的辞令与赋《诗》、肩负使命者壮行时的悲歌、好友分别时的赠言等。诗歌的发展特别是五言诗的兴起、魏晋集体离别赋的创作都有效促进了六朝送别诗的发展，六朝重视离别而频繁举行送别活动，为送别诗的兴盛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背景。
对于送别诗的发生及其发展的原因，学界多归结于古人的怨别与重土轻离，并进而从古代交通不便的客观事实和农耕定居条件下的家乡情结两个方面来阐释怨别的缘由。曹道衡《江淹及其作品》谈江淹《别赋》时解释古人轻离怨别的一段文字最有代表性：
曹氏紧扣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古人重聚轻离的主要原因，是为确论。长途跋涉，前路漫漫，吉凶莫测；亲族团聚，互相照应，亲情融融，固然是古人重视离别的主要原因，但小国寡民式地聚居在一起又哪来的离别，又怎么会产生送别诗呢？所以阐发古人重聚轻离的原因是一回事，探索送别诗的发生又是一回事。
送别诗发生学的研究，不忽视起源的追溯，更侧重于送别诗发生主客观条件与诗人创作心理的推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的“发生认识论”为送别诗的发生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皮亚杰说：“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发生认识论”虽然“有必要研究认识的起源”，但是“把关于起源的研究跟认识的不断建构的其他阶段对立起来则将是严重的”“误解”。“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64]因此，送别诗的发生研究可在滥觞、源头的探索之外另辟新的视角。
第一，分离送别是送别诗发生的必要条件。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农耕社会经济决定了稳定安居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然而，自古没有不散的筵席，长期集居作短暂别离的固然不少，短暂相聚作长期诀别的也时有发生。上古时期人类集体生活，整体迁居，对故土的留恋在所难免，偶尔离群走单者间或有之，但是否存在有意识的送别活动于文献不可考。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族外婚与部落往来的日益频繁，有意识的迎送活动必然出现。如《周易·屯卦》“六二”卦辞“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65]男方骑马回旋，来女方家求婚娶亲，姑且不论其是抢婚还是迎亲，[66]女子离家，远父母兄弟是事实。如果是和平的配偶婚，有迎定有送，正式的送嫁或者正是古人有意识送别活动的发端。像《诗经》中《邶风·泉水》《鄘风·螮蝀》载“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周南·汉广》《召南·鹊巢》载“之子于归”时“言秣其马”“百两御之”，《战国策》赵太后嫁女，“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67]，《礼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68]等事实，都说明了古代女子婚嫁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类集体迁居的离别活动或者其时并没有意识到背井离乡，个体小范围的位移也不可能让古人有意识地认识到离别，而恰是在送嫁中让人们体会到了别离的滋味，越来越多的分别便日益引起重视。因此，可以说越来越正规化的送嫁活动推动了其他类型送别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也为送别诗的发生准备了条件。部落往来除和平的族外婚这一形式外，为争夺资源而引发的战争也是其主要形式。相传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兼并时就出现了复杂的联合战争，其间必然涉及联络使者的出行、将士的出征等离别事件，此等生离死别更容易唤起人类生命脆弱的意识，正式的祖軷活动或者肇端于此种离别事件也未可知。日后大凡外交与征伐活动，都有隆重的祖道仪式，并逐渐普及到贵族大臣的远行。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正规送别活动且不说，情人之间“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亲人之间“我送舅氏，曰至渭阳”，朋友之间赠言揖别也为人们所重视，形形色色的离别即便是江淹的《别赋》也未必能概括全面。正是一次次“黯然销魂”的分离送别为送别诗的发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二，送别时赠物、赠言与各种仪式活动是送别诗发生的具体语境。送别是送别诗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有了分离送别就有了送别诗。送别诗是在古人长期经历的悲欢离合中逐渐萌芽发生的，具体送别时的赠物、赠言、拜揖、祖道等各种活动加上赠诗的形式就产生了送别诗。分手赠物，以作留念，或者是古人表达离别之情原初的方式。情人之间或以“木瓜”“琼琚”互赠，或“赠之以勺药”，或“杂佩以赠之”，或“贻我彤管”，小小物品既是表达两情相悦的信物，更是引起对方在小聚分离后睹物思人的媒介，所赠物品寄托了情侣对于长相厮守的渴望，另一方面也隐隐折射出他们对于分离的惆怅，此种莫名的惆怅如果当下抒发出来就是缠绵凄婉的情侣送别诗。至于其他送别之馈，《诗经·秦风·渭阳》写外甥送别舅父以“路车乘黄”“琼瑰玉佩”，《大雅·韩奕》载送别韩侯以“乘马路车”，既有实用的利于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又有贵重精美的纪念物品，说明了贵族分别赠物之风的盛行。赠送交通工具表达了送者对行者旅途坎坷的忧虑，并尽力保障行者沿途平安的用心；馈赠精美玉佩让离者随身携带，使之能时时怀念亲故之情，物品成为分离之后填补离人之间空间距离和时间隔离的中介，尺缩了分离二者的心理距离。正因为见物如见人的意识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离别赠物代有传承，成为送别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宋人祝穆编《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五“别离”门“睹物思人”条录：“王猛将行，造慕容垂，饮酒从容。谓垂曰：‘今当远别，何以赠我？使我睹物思人。’（《晋海西公》下）”[69]可见人们对于分离赠物意义的认识。
送人以物固然可以有睹物思人的效果，然其深刻程度相对于语言来说又逊一筹。宋人谢维新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四三“事为门”“饯送”目下的“事理发挥”最惬人意：
赠人以言意味无穷，早在送别诗还未盛行的时候就被古人所重视，《荀子·非相》强调人言的重要性曰：“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之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71]而古人临别最有代表性的赠言就是老子送别孔子时的告诫。《史记·孔子世家》载：
此段记载作为别离赠言的早期事实首先被王肃《孔子家语·观周》征引，文字稍异。此后《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古今事文类聚》《御定渊鉴类函》等类书引录别离事实时均录《家语》此则，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四三和卷四六两处引录此段文字，分别注出《史记》《孔子家语》。且不论孔子拜谒老子是否属史实，此段关于临别时“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的记载大抵是可信的，视其赠言具体内容主要是告诫离人如何处世，为人应当从现实出发，不必拘泥于古训。类于这样的临别警语，见于文献者不在少数。如《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载子路辞行孔子时，子路在赠车与赠言中选择了后者，孔子赠言：“不强不达，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而矣。”[73]赠车确保旅途平安，赠言却能提供今后人生道路上独当一面的处世哲学，是一份无形的精神财富，诚如《荀子·大略》载晏子送别曾子所云“婴闻之，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74]，馈物赠言高下自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载晏子送别曾子赠言大意同于《荀子》[75]，但相对浅显易懂：
先秦诸子提倡的送人以言侧重于理性的指导，似乎无关送别之旨。但如果做进一步推想，人们相聚一起时遇到疑难问题可以商量解决，而离别之后就得独面社会，独立解决生活中大小杂务，赠之以指导性言语正是人们深刻体会到离别之苦以后做出的正确抉择。如果把这些哲理性的话语换成感性的分别倾诉，送别诗就呼之欲出了，诗性的语言不但具备哲理性语言的深刻，还具备高度的感染力。因此，送别诗多数是在临别的嘱咐与告诫的具体语境中喷薄而出的。
赠物与赠言是古人送别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具体发生一般是在或简单或规范的送别仪式中进行的。古人重视待人接物，重大活动有专职司仪“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宾主之间行所谓“三揖”之礼，[77]极其复杂烦琐；而普通迎送也很注意拜送辞行礼节。《论语·乡党第十》“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杨伯峻译为：“托人给在外国的朋友问好送礼，便向受托者拜两次送行。”[78]大拜辞行，仪式简单却严肃，郑重其事。《艺文类聚》卷二九录《东观汉记》：“陈遵使匈奴，过辞于王丹。丹谓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为天地所遗。今子当之绝域，无以相赠，赠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喜。”[79]大别“赠子以不拜”传为佳话，代之以“揖而别”营造出离者与送者亲切的氛围，一则令行人在平等揖别的环境中高兴而辞，再则拉近送别主客体当下心理距离，更增行人对于离别的伤感。普通送别虽然有从复杂到简单、由严肃到亲切发展的趋势，但官宦贵族的离别却长期有着正式规范的祖道仪式，仪式的重要意义在于，一则昭显古人对于生别离的自觉意识，体现古人重聚伤离的生命情愫；再则显示行者身份的高贵，予以离人心理的慰藉；最关键的还在于通过这样的仪式凸显官僚贵族之间的交谊，具有实质上笼络人心的政治意义。这种庄严而隆重的祖軷仪式在孔颖达《五经正义》有多处详细注解，兹不赘。汉焦赣《焦氏易林》两则述解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祖道活动的场景，卷一《豫之第十六》：“大畜：住车醊酒，疾风暴起。泛乱福器，飞扬位草。明神降禄，道无害寇。”[80]卷二《坎之第二十九》：“巽：轻车醊祖，焱风暴起。促乱祭器，飞扬错华。明神降佑，道无害寇。”[81]既可以假设为某一次祖道活动的纪实，也可以理解为一首祖道仪式上的祝词，尤其“明神降佑，道无害寇”的祈祷祝福，表达出了祖道求神慰人的主旨。六朝士族文人之间告离送别既有承袭祖道仪式者，也不乏简化仪式为饯筵叙别的。正是送别时候的嘱托馈赠发展到程序化仪式化进而形成对酌述离，延长了分离过程的时间，酝酿了主客的离情别绪，郁结之思有足够的时间抒发，使以前在仓促分离的情况下只能在别后细细咀嚼体味的怀人之作，得以在送行的当下吟哦而出，更增离别的感染力。因此，没有送别氛围的营造，没有送别时的叮咛嘱咐与告诫祝福，没有送别时的严肃仪式与筵席上的浅斟低酌这些具体的语境，送别之情就可能只有留到别后对物怀人、感伤唏嘘，从缠绵感怀的相思之作中抒发了。
第三，分别时主客情感的郁结是送别诗发生的内在驱动力。文学的创作动机就是“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造活动的一股内在动力”，“是由需要产生的，在作家心理失衡的情况下形成易感点，遇有外部刺激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带有极强行动力量并对整个创作过程起支配作用的或隐或显的意图或意念”。[82]送别诗的发生同样离不开其创作动机的作用，送别活动是触发创作送别诗的外在机缘，别离宾主内在郁结的情感则是送别诗发生的内在驱动力。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提法，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韩愈“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都强调了创作主体内在情感的郁结对于创作的驱动作用。的确是这样，在送别诗不很盛行的先秦时期，别离当下的心里震撼，往往熔铸在别离后感情的煎熬之中，进而在各种思妇怀人诗作中表现出来。《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离”目下的“事理发挥”，虽然强调男儿应该有四方之志，在别离之际“惟夫慷慨丈夫意气相期，仗剑于樽酒之间，着鞭于功名之会，惟知以怀安败名为戒，夫岂欷歔流涕恋恋作儿女子态耶？”但不忽视别离的伤感之情：“然亲戚故旧临岐之始，于其情也，不无所感伤焉。此古人之所以重离别也。”[83]亲情、友情是送别诗生成的重要情感机制。故君子于役不知归期时，思念的人在暮色苍茫之中触景而生的离愁别怨最难将息，于是就吟咏出《君子于役》来；“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妻子的思念随时间流逝而加深，乱发、头痛、心病最终化作《卫风·伯兮》，以舒中怀。蹇叔哭师、屈原哀郢，都是离别之际内在情感自然的宣泄。当人们在无数次的送别活动中发明了送别诗后，感情真挚的亲人、交谊笃深的朋友长诀远别，当下压抑的情感最好的发泄方式就是送别诗。厨川白村说：“生命力受到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84]也可以说，送别之际主体感情受到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正是送别诗发生的根柢，这种离别之际主体心里的苦闷与懊恼，莫砺锋说得很形象：“在幅员辽阔、山重水复的神州，在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古代，还有什么比离愁别恨更使人忧愁悲伤的呢？在人们经受痛苦的整个过程中，无疑是在初尝此痛的刹那之间感受最为深切，受到心理冲击力也最大，比如病人的肌体刚接触注射器的针头，或锒铛入狱的犯人听到身后‘砰’的一声关上铁门。离别也是一样，陈师道有诗云‘去远即相忘’，姜夔有词云‘人间别久不成悲’，虽然或许是正言反说，但客观上说出了一个道理，最使人伤心欲绝的是离别的开端，也就是送别。”[85]离别的开端正是主体感情酝酿与压抑的顶端，而送别过程的渲染更使主体的心理防线不堪一击，苦闷的内心最好的发抒方式当然只有诗了。唐相国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86]正道出了送别时感情的起伏是触发创作灵感的重要机缘，故从感情入手才能发现送别诗发生的真正缘由。
第四，赠言、赋《诗》、诵祝等形式逐渐不足以表达别离双方心理的当下震撼、不适应送别形势的发展后，送别诗应运而生，日益繁荣。随着人类别离意识的觉醒，女儿出嫁、大夫就国、使臣出使、贵族行旅、侠士赴命，都要举行规格不等的送别仪式。临别之际亲人的喋喋叮咛、情人的甜言软语、朋友的惜别感喟、哲人的处世良言、僚属的祝福颂扬、主上的勉励宽慰，各种形式的赠言话别一直是送别过程中的主打环节。然而，多数赠言儿女情长，是私语。先秦时期正式的送别话语是《诗》和祝诵文，赋《诗》以观个体心志，祝诵表达集体别情。赋《诗》主要见于外交送别，各人赋《诗》外交目的大于送别目的。如《左传·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87]郑国六卿无非断章《诗》义以表达与宣子相识的荣幸、悬想别后的思念、颂扬宣子的美德懿行以昵燕好，虽于其中可观各人心志，但不难体会出其强烈的应酬性与外交味。引《诗》抒发离别感伤，两汉之际也时有发生。《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元兴元年，和帝崩，“太后临朝，和帝葬后，宫人并归园。太后赐周、冯贵人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不获福祐，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怀，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88]《诗经·邶风·燕燕》是一首深情送别之作，邓皇后为了表达此时无比伤感，以层递的手法透过一层，言《燕燕》犹不能喻此离情，与前面自身经历的简述紧密配合。恰当引用《燕燕》一诗大意，使这段离别感言发自肺腑，真挚动人。
古代正式祖道仪式中要由专人负责宣读诵祝等韵文来传达集体的别情。如《诗经》中提到吉甫作诵分别赠给申伯和仲山甫，在申伯与仲山甫的祖道仪式上可能就是由吉甫代表全体送行人员作诵抒别的；《吴越春秋》载越王入臣时就是文种致祖道祝词。从蔡邕亦作有《祖饯祝》可以见出汉代祖道仪式上依然有这种代言形式的祖饯致辞。
社会历史不断在发展，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古人的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或主动或被动的别离日渐频繁，类于孔子的周游列国、重耳的出逃、苏秦的游说等长期辗转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虽然贵族重大的出行有人主持正式的祖道活动，但可以肯定还有更多的别离事件，没资格或者来不及举行这种复杂的祖軷仪式，更谈不上请当时德高望重的长者来致祖饯祝词了。赠言、赋《诗》固然可以聊表心意，却不足以发泄送离二者抑郁而又深笃的感情、排遣行者远离故土的百转愁肠。这时候最能代表个体感情的就只有诗歌，送别诗便在没有正式仪式的离别之际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当个体意识觉醒并得到张扬时，具有集体意识的祖饯祝词开始不适应集体送别活动中个体的需要，每人赋一首祖饯诗也便提到大型集体祖饯活动的日程上来。又因为诗歌本身的发展，诗人们把敏锐的触角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类题材当中，故送别诗取代祖饯祝词，也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
总之，送别诗的发生是一个渐次萌芽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人类分别意识的觉醒并且事实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离别，才有可能有送别诗的发生；其次，送别之际的赠物、赠言、赋《诗》乃至各种送别仪式，为送别诗的发生准备了充足的条件；最后，离别时刻感情的震撼点燃了送别诗创作的激情之火，苦闷的发抒使送别诗的发生成为现实；而祖饯祝词在传达集体意识上的局限性与诗歌在表情达意上的优越性，也保证了送别诗一涉足送别题材领域，就蓬勃发展并成为历代题材诗歌中重要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