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朝送别诗溯源
第一节 送别诗的分类
学界历来很关注名家送别诗或送别名篇的研究，但是对送别诗进行分类归纳的文章很少。要梳理送别诗的演变历程，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方可条分缕析，有迹可循。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较早对送别诗进行了分类，卷一七七在“应制十”门下立“饯送”目；卷二六六到卷二八八集中收录送别诗作，分为“送行”和“留别”两大类，在“送行”门下另立“送人省觐”和“赋物送人”目以彰显特殊的两类。虽然《文苑英华》存在着“饯送”“送人省觐”“赋物送人”三种类别定位的尴尬，但其“送行”与“留别”二分的范式却一直影响着学人对送别诗的分类，如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李太白集分类补注》按李白诗歌题材归类编纂，其中就立有“留别”和“送”两大门收录太白的送别诗。至于后代一些诗歌总集与那些按题材编辑的别集，对其中的送别诗或明或暗运用这种二分法归类结集的亦不在少数。
《文苑英华》的二分法，其实就是按照作者在送别活动中的主客、去留身份来划分的，现在一般称为送别诗与留别诗，送别诗即作者以主人的身份送别去者出发的诗歌，这类诗占送别诗的大多数；留别诗即作者身为被送者感离伤别而作的诗歌，诸如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诗》、李白《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即是。吴承学在《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一文中即把唐诗中各种不同形态的离别诗诸如“宴别”“赠别”“送别”“饯别”“寄别”“留别”等类型总归为两大类：送别与告别，其“告别”也就是指“留别”，即“留诗而别”。[52]这种二分式归类简洁明白，但还不足以涵盖全部送别诗，如那些代笔写作和以离别为题材抒发胸臆的送别诗，在送别活动中作者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只不过是送别活动中的第三者，对某一次有情人的分离有感而发，就不好以送别或留别来涵括了。
松浦友久在《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第三章“李白离别之吟”中给离别诗划分类型时，创造了一种新的送别诗分类法：
按照诗歌中表达送别的具体性或抽象性来进行分类，一般情况下，作者与对方关系密切，写作时自然更多着眼于彼此双方都很熟悉的事实，因此这类诗作中显示出来的送别活动具有个别性、具体性；而作者与对方关系生疏时，写作中则更多从离别的普遍性上着墨，这类诗作中显示出的送别活动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第三种类型就是结合个别性的描述与普遍性的表达于一体的送别诗。当然，也有许多送别诗作者与对方关系很紧密，所写的离别却有较高的普遍性、抽象性。故松浦友久的分类其实是按照诗歌中所表达出来送别的概括程度来确立的，简单地说就是个别性（具体性）送别诗、普遍性（抽象性）送别诗以及二者兼备的送别诗。这种分类从诗歌内容出发，划分标准简单准确，具有较清晰的区分度。但与传统分类“送别”“留别”存在一样的问题，松浦友久的分类是基于具体送别活动和送别主客体的存在来划分的，并不能周延完全意义上的送别诗。
对送别诗进行分类和对许多其他类型诗歌归类一样，标准不同，结果不一。当每一类可以进行二级分类时，不妨做进一步的划分，建立送别诗的目录树，庶几能包含各种形式的送别诗。
首先在传统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按照诗歌是否涉及具体送别活动可以分为送别诗和叙别诗两大类。叙别诗是以“别”为题材的诗歌，作者或者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描述耳闻目见的他人之分别，或者咏怀古代重大送别活动，或者描述设为不知名的两人之依依惜别，或者以七夕为题材慨叹牛郎织女的离别，或者泛抒别情别恨，无论哪种题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诗歌中或多或少都有送别场景的描述或对离别的伤怀。这种类型的送别诗经常以代言抒情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展示作品主人公感情波澜的外抒情层面，另一方面透露作者情感起伏的内抒情层面，有时还会在叙述离别过程中直接抒发作者的感慨，形成双重抒情效果。六朝叙别诗为数不少，特别是乐府诗中有许多这类诗作。《乐府解题》分析陆机、谢灵运《豫章行》曰：“陆机‘泛舟清川渚’，谢灵运‘出宿告密亲’，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54]陆诗载《文选》卷二八，谢诗《艺文类聚》卷四一摘有断章[55]，根据诗歌内容和《乐府解题》的记载可知二者均属与离别相关的叙别诗。[56]汉乐府《艳歌何尝行》围绕“忧来生别离”的主题，采用双白鹄“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的意象表达“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的依依惜别之情，生动感人，属于典型的叙别诗。汉乐府《离歌》《芑梁妻歌》对晨行梓道无还期的“余丝”（谐“思”）的表述、对“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感慨都是伤离恨别的主旨，曹丕《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徐幹《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以第三者的身份描述他人的离别，陶渊明《咏二疏诗》《咏荆轲诗》分别悬想或热烈或悲壮的古人饮饯场景，都是叙别诗。另外，像何逊《车中见新林分别甚盛诗》与《见征人分别诗》，诗题即明确指出其属叙别一类。随着送别诗发展日趋成熟，叙别诗逐渐减少，但作为送别诗早期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送别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具体送别活动密切相关的送别诗又可以进行二级分类，按照作者在具体送别活动中所处的身份位置可以分为三个小类：代言送别诗、留别诗、送别诗。魏晋之际，代言诗赋体很流行，如曹丕《寡妇赋》叙陈留阮元瑜遗孤悲苦之情，曹植《愍志赋》感邻人之女嫁不得其人而代言感戚，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等都是代言之作。梅家玲说：“至于纯‘代言’之作，其旨本在代他人立言，故文中必具有一明确之情性主体，且所立之言，即为此主体之所见所感。因此，所据之‘文本’虽非特定的文字作品，但却必然是与此主体有关的，可想见、可感知的具体情状。此一‘情状’，或为所闻，或为所见，而代言者，即依此而设想，为其立言，说其心事。”[57]代言送别诗即作者代他人写作送别诗，根据他人的生活经历和其时的送别场景，拟测他人在送别活动中的情怀，为之立言，拟其心事。这类送别诗留存数量不多，谢晦代宋武帝作《彭城会诗》、鲍令晖《代葛沙门妻郭小玉作诗二首》、王环《代西封侯美人诗》属于此类。留别诗在数量上仅次于送别诗，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行者感离作诗赠送行者，其对象是送客的人；一为作者不忍离开熟悉的故土而感赋，其对象为故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前者如秦嘉《留郡赠妇诗》，后者如谢灵运《初发石首城诗》。作为送别主人鉴于具体送别活动而作的诗是送别诗中的大宗，兹不列举。
第二，叙别诗属于送别诗中的旁支，代言送别诗数量较少，传统送别诗分类一般都不考虑这两类。要力求全面清理六朝送别诗，就不得不注意到各类送别诗作的方方面面，可以称作广义送别诗的研究。如果只着眼于具体送别活动的送别诗，可以称之为狭义送别诗研究。狭义送别诗更适合做分类研究，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狭义送别诗做进一步分类。
江淹《别赋》分别描写了富贵者之别、剑客游侠之别、从军之别、远赴绝国之别、夫妇之别、方外之别、男女情人之别的不同场景，透析了别中之异，如果这些不同之别中有诗，那就是各种类别的送别诗。惜其分类标准不一，不能作为狭义送别诗分类依据，按同一标准衡量方可确定送别诗的分类。按照送别双方关系的不同，可以分为君臣送别诗、主僚送别诗、官民送别诗、朋友送别诗、亲人送别诗等。其中，亲人送别诗又可细分为父子送别诗、兄弟送别诗、夫妇送别诗、情人送别诗等。六朝皇帝亲自主持百僚饯行的送别活动非常频繁，大臣应诏赋诗不得不在意君臣关系，因此，君臣送别诗不同于一般送别之作，独具特色。颜延之、庾肩吾都善于作这种类型的送别诗。主僚关系的送别诗略同于君臣送别诗，僚属应令赋别同样很注意对主上的歌功颂德，六朝送别诗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主僚上下级关系下的诗作，像二陆、二潘就长于这种主僚送别诗，尤其是陆云特别用意于各种类型的公务祖饯活动，在《与兄平原书》中就提到宿构准备祖饯诗一事。六朝部分官僚很注意个人在群众中的声威，在调任之际也会写作送别诗致原任所吏民。如谢灵运《北亭与吏民别诗》、谢朓《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诗》、沈约《去东阳与吏民别诗》、萧纲《罢丹阳郡往与吏民别诗》、萧绎《别荆州吏民》等可以称之为官民送别诗。朋友送别诗是历代送别诗中数量最多的，那些抒发朋友之间真挚友情的作品更加脍炙人口、流传久远。恰恰相反，古代亲人间送别诗虽也有不少留存下来，感情的抒发却没有朋友间送别抒怀那样经典有韵味，如郭愔《从弟别诗》：“乖索易永久，寻离觉月促。辽落隔修途，窈窕阂丘谷。”[58]虽然也注意到分别造成相聚的时间尺缩、离索的时间延伸，空间距离的阻隔等现象，但没有典型的意象，缺乏真挚动人的抒情，既没有“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融情于景所营造的时间流逝、空间远隔、诗人伫立惜别的效果，也没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直抒胸臆的感人情怀。其他亲人诸如父子、夫妇、情人之间的送别诗也大抵有情不发，也许是中国儒学思想浸染下“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束缚吧，至真之情反而无法言说，亲人之间的交流反不及朋友之间，形成送别诗的一大悖论。
按照送别诗感情基调不同，可以分为怨别伤别诗、劝慰送别诗、励志送别诗、欢别诗。方回《瀛奎律髓》对“送别类”解题曰：“送行之诗，有不必皆悲者，别则其情必悲。此类中有送诗，有别诗，当观轻重。”[59]方氏所谓的送诗、别诗之分，其实是建立在别离必悲的感情基调上的，而送行之作有悲有欢，当观其中轻重。虽然方氏这种分法略显局促，但其注意从感情基调角度对送别诗进行分类，不为无见。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文选》李善注：“黯，失色将败之貌。言黯然魂将离散者，唯别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则形毙。今别而散，明恨深也。”[60]《别赋》又曰：“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61]是知有别则恨，有别必怨，种种怨恨之别“感荡心灵”，故锺嵘《诗品》曰：“离群托诗以怨。”怨别伤别一直以来就是多数送别诗的感情基调，李徽教《诗品汇注》：“‘离群托诗以怨’，如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等属是也。”[62]其他如谢朓《送远曲》“潺湲伤别巾”，何逊《仰赠从兄兴宁寘南诗》“当怜此分袂，脉脉泪沾衣”等直接以流泪来表达送别时的伤怀，应玚《别诗》“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直抒胸臆伤别，类似这些以怨别伤别为感情基调的送别诗不胜枚举。“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劝慰送别安抚离人，也是古代送别诗经常选择的感情基调，如《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以劝慰离人保重作结就是如此。六朝时祖饯诗大多会在作结时劝慰离人，祝福前途一路平安。中国古代社会有各种禁忌，送别时一味伤怨通常被认为不吉利，会影响离者的情绪，故送别诗在伤怨抒怀的同时交织劝慰祝福，抒发双重感情表达送者矛盾心情。在劝慰基础上进一步就是励志，以激昂的话语振起全诗，鼓励离者勇往直前，开创新天地，也是古代送别诗常用的手法。如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诗》鼓励邻里要“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励志送别诗在六朝偶有人作，唐人则于此种手法情有所钟，不少送别诗采用了励志的感情基调。“悲莫悲兮生别离”，通常认为送别时都是缠绵悱恻、怨恨相交、黯然销魂，其实不然，诸如荣调进京、迁升就任等饯送活动多是在一片喜气中进行的，送者更多的是对离人的祝贺，离别弥漫在愉悦的氛围当中。诗人以欢愉的感情基调创作欢送诗便顺理成章，如王粲《赠杨德祖诗》“我君饯之，其乐泄泄”，描述了欢送的场景，惜其诗只存此断句，但可以肯定这首诗采用的是欢愉的感情基础。
按照送别活动规模与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祖道饯送诗、饮饯惜别诗、送行话别诗。根据离人的身份与出行原因的不同，古代送别活动规模也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军事出征、外交出使、官僚贵族迁调就任都要举行祖道饯行活动，并且送者要赋诗送别，这就是祖道饯送诗。正规祖道仪式上既有媚神、慰人的祖道致辞诗，又有饮饯时百僚应令赋作的媚主、慰人祖道饯别诗。六朝时凡标题“祖道”或“侍宴”的送别诗都属于这种类型。士人分离，送别仪式通常比祖道简单，昔日好友，或登高临水，赏景叙别；或齐聚一堂，推杯换盏借酒抒怀，并赋诗表达依依惜别之情，这种饮饯惜别诗在送别诗中为数最多，名篇如沈约《别范安成诗》、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送别最显真情也最简单的一种就是长亭南浦执手话别，而这种场合下触景生情即兴赋作的送别诗更是真情的流露。如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李白《赠汪伦》都是送行话别诗的代表作。
按照离人出行事由和前方目的地的不同，有出塞或从军送别诗、出使送别诗、出游或就任送别诗、归乡归隐或返京送别诗等。古代士人出行事由最主要的是从征去边塞、出使到异国、出游往名胜、就任之职所、归隐返乡里、述职迁京都等，如唐人就经常有为觐省、赴举、下第、之任、出征、出使、致仕、返乡等写作的送别诗。每次分别，行人都有一个明确的前方目的地，如唐人远游地主要有京城、蜀地、湖湘、浙东、边塞等，送别出使甚至由六朝时期的南北出使发展到向新罗、印度、日本出访，而这些重要的行旅或如愿以偿，或前途莫测，离人心境各不相同，送者或祝贺或祈福或安慰或悲慨，情感不一。故根据这个标准区分送别诗为若干小类，能合理地反映出各种送别诗真实的感情基调，且能从同类送别诗中清晰地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如六朝时出塞别诗与唐人出塞别诗感情抒发就迥然不同，从中可透露出六朝与唐代士人对边塞功业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社会风貌的不同。而六朝时出使外聘者经常被对方扣留等事实，也可以从其时出使送别诗中祝福平安旋归的心态中折射出来。
对于送别诗的分类，还可以按多种标准划分，如按照写作动力和写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赋得送别诗、联句送别诗、应制送别诗、感怀送别诗。按照送别诗的美学风格不同，可以分送别诗为悲壮型、明丽欢快型、凄清婉约型、激昂豪放型。按照送别诗抒写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叙事型、直抒胸臆型、写景抒怀型。当然，多数诗歌都可以按这几种标准来分类，用作送别诗的分类标准并没有代表性，故不详述。另外，还可以根据送别发生地的不同给送别诗分类，如亭驿送别诗、水浦送别诗、名胜送别诗；也可以根据诗歌标题的不同做归类，如明确标题“祖饯”“送别”“留别”的送别诗或标题中有“赠”字的送别诗或标题没有送别相关字眼事实上是送别的诗等。不过，如果这样去划分未免过于琐细，对于送别诗的研究实际意义不大，故略而不赘。
本文对六朝送别诗进行全面梳理，基本按照以上分类标准对之条分缕析，希望能整理出六朝送别诗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