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者与全职妈妈

人类学传统总是将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在边缘人群，学科建立之初，人类学家就追随着西方文明之外的土著居民开展调研，20世纪末，人类学家逐渐将目光投入到本土文化中间的边缘族群，如流浪者、单亲妈妈、困境儿童、留守乡村的老年群体……研究这些人群的目的并非猎奇，而是将他们不为人知的故事通过写作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多的作用是摘除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剔除人们对于他们的歧视，通过为其发声实现与主流社会的交流，同时，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为这些人群赋予他们本应享有的权利。在我国，人类学发展始终坚持着为边缘群体传达声音，推动对话，召唤赋能的立场。这个传统中包括费孝通的人口较少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徐平的藏北牧区藏民生活研究，乔健的代表底层边缘群体的山西“乐户”研究，范可的闽粤疍民研究、张小军的中国北方城市的拆迁户与下岗工人研究、周大鸣的城中村与城市拾荒者研究，以及刘绍华的四川凉山社会问题研究等等。

关注女性话题无疑也与人类学关注边缘群体传统一脉相承。我国性别平等运动起步早，女性争取独立的主张很早就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伴随社会主义改造而取得的女性解放成就远远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我国社会结构也相应出现巨大变化，女性虽然在公共领域保持着相对的两性平等，而进入家庭领域，两性不平等的现象愈发凸显，女性在家务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越来越少，女性遭受着“母职惩罚”的现象更为普遍，不少女性承担生育养育责任的同时延迟甚至放弃了职业发展。正如学者钱岳引述美国马里兰大学性别社会学学者高迪谢德（Gold Schneider）和纽约大学学者波哈特（E.Bernhardt）在《性别革命》的文章中的研究：“女性在公共领域赶超男性只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前半部分，而男性平等地参与家庭生活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后半部分，如果家庭领域改变缓慢，那么私领域的滞后终将阻碍公领域性别平等的实现。”

更加残酷的现实是，中国女性在家庭领域出现地位下降的同时，社会整体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也愈发加剧。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在全球153个国家中，中国性别平等地位排名106位，属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职场女性参与率较低，女性拥有的总资产数量较少，政治经济领域的领导者中女性占比也远远小于男性。

与全职妈妈接触的四年时间里，我明显感受到这些妈妈们在私领域所感受到“不公平”“被剥夺”“变成工具人”，其实都是我国性别不平等现象加剧的真实折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她们虽然没有得到正式命名，事实上她们的数量相当庞大，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我们的社会发展离不开她们的无薪劳动，我们人口素质的提升也与她们的“密集化育儿”息息相关，然而，她们的声音总是微弱，她们的叙述也是琐碎，被家务和育儿淹没的人生几乎无故事而言，她们诉说出的大多是混杂着情绪的片段，而故事才是赋予声音魅力的主线。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21世纪社会学会有长足的进步，这个进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曾经被忽略的人类的另一半人——女性开始说话，开始揭示她们的经验，当女性的知识进入社会学就会有更多的知识得以生产，性别社会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性别知识的生产，去揭示历史的、生活的真相。”

《82年生的金智英》《妻子们的思秋期》等作品是对于全职妈妈们生活的倾听与记述，记录本身就在表达诉求，一种包含着不满的倾诉和希望改变的要求。《妻子们的思秋期》中，作者斋藤茂男说：

“随着我对‘妻子们’的采访不断深入，我听到了女性的诉求，这诉求里面包含着她们逐渐苏醒的独立意识，诉求的内核也不仅仅只与女性自身利益有关，对包括我在内的男性，也可以说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人应该怎样活着，以及让人活得有尊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换言之，这件事不完全是女人的问题，也是男人的问题。但令我羞愧的是，如此简单的事情，我直到如今才恍然大悟。”

被隐藏的声音具有启迪式的能量，倾听与描述看似简单，却是逼近真实的开始，有关全职妈妈的描述不过在说明一个道理——“人与人是否能够抛开性别建立一种平等关系”，所以，这个话题不仅限于女性而且属于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类全体。

我这本书要在记述的基础上再稍微前进一步，以全职妈妈们的个人表述为主体，通过人类学资料的并置，现代社会性别与性别制度的反省，反思和探索女性价值多元的可能性，来回应曾经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全职妈妈的小心质疑：“难道我们女的就只能接受生娃带娃养娃的命运？”来回应我在一次活动中目睹一位全职妈妈流着眼泪发出的感慨：“这个社会怎么对全职妈妈这么不友好。”

可能，我的这本书就要回答，女性可以身处更加包容的社会，女性可以拥有更多可能的选择，女性并不需要被某种命运绑缚。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外，女性在一些文化中拥有着更大的权利，在一些文化中体验更为丰富的情感，在一些文化中享受着亲密不渝的同性友谊。我并非是“高贵野蛮人”的迷恋者，我并不希望我们放弃现有的文明成就回到部落社会，本书所呈现他者文化的目的都只是提醒“在性别的话题上，我们可以尝试更多”。

我希望通过与他者文化的并置可以突破我们现有的思维框架，来探索出更加包容的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