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的认同之路

当问及“我是谁”的那一刻，我无法绕开自己作为“老师”的职业身份，讲授的一门门课程，撰写的一篇篇论文，送走的一拨拨学生，获得的些许赞誉，它们稳定地托起了我对自己的认知，影响着我如何看待自己，决定着我如何表达自己，甚至也会对未来我如何规划自己产生作用，这些都是构筑“我是谁”的要件。

而全职妈妈们呢，如果抛开职业身份，她们如何面对“我是谁”的命题？她们对于自我的意义锚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共鸣？

她们为了陪伴孩子的成长，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了营造家庭的氛围，为了减轻老人的负担……她们的意义都在于服务他人，而她们能够归属于自己的意义却越来越不足为外人道。

身份感与成就感的失落逐渐侵蚀了她们的自信，也影响了她们对于自我的完整认知。

文丽说：“我们就关上家门知道自己是妻子，是妈妈，出了家门，经常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们安慰自己：“这只是个过渡，孩子大了就找工作。”

有的只用原来的职业来称呼自己：“我原来的工作是网页设计师。”

她们不能说自己是“家庭烹饪师”“家庭教育工作者”“家庭收纳师”，她们所擅长和为之自豪的一面很难博得大众认可。

美国著名的女性活动家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说：“没有什么比认同个人的自治权更能增添人的尊严感——承认依据个人的价值可以获得任何同等地位的权利。”学生通过成绩获得价值承认，职场女性通过收入获得价值承认，全职妈妈则很难获得客观价值承认，妈妈们总是面临让人尴尬的评价标准。不止一个妈妈抱怨说：“所有事情做好了，没有人吭声，只要一件事情没做，肯定都会想到我。”她们不仅获得的可支配收入与付出难以对等，连得到的“夸奖”都不一定与付出成正比。她们缺乏整块的休闲时间，缺乏属于自己的空间，缺乏不被干扰的个人边界。就因为“没有工作”，妈妈们几乎可以被随意差遣，谈“自治权”简直不要太奢侈。

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都证实性别分野在人类史前社会并不凸显，虽然人类存在两性差异，但是制度并不去强化这种分别，在当时的很多社会中，人们并不会因为自己是男性就天然握有权力，掌握了进入公共领域的合法身份，女性也并非只能留在家中，被剥夺了接受教育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人类进入到文明阶段，父权制逐渐成为主导，男性不仅是公共领域的主角也是家庭单位的核心，几千年来，女性分散地存在于每一个男性主导的家庭，她们的想法、个性、习惯和希望都无法作为个体表达出来，她们分别地属于某一个男人，她们必须依附于某一个男性才能够生存。所以，虽然女性都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匮乏，但是女性却很难以“群体”的身份充分实现自我的诉求。美国第一波、第二波的女性争取权利运动都出现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纷争，她们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的家庭背景，她们没有像男性那样长期在公共领域打拼和磨合的机会，她们难以形成高度共识以表述出绝大多数女性的心声，女性权利争取运动总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