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研究刍议
农耕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生计文化体系中的一种，是围绕以农作物栽培为中心而不断发明创造的知识技术体系、社会运行体系以及习俗信仰体系的复合体。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农耕文化资源积累深厚。近年来，我国农耕文化研究在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视野不断扩展，成果显著增加，然而也存在些许缺憾。本文的旨趣在于现状评述、指出问题，并借此展望未来努力的方向。
中国农耕文化研究状况
迄今为止，我国农耕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历史研究。从学界通行的学科分类看，农业历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从文化宏观的视角来看，农业历史也往往被视为农耕文化，综观以往农耕文化的研究，很少有不涉及农业考古和农业历史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而农业的历史却可追溯到万年以前。对上万年的中国农业历史进行研究，其内容包括史前考古资料的研究和有史以来文献资料的研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历史研究，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研究者既有我国的博学鸿儒，还有不少日本和西方学者，他们的研究亦深入广博，难能可贵。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考古发掘报告、田野调查报告、论文、专著以及各种专业杂志等，数不胜数，可谓汗牛充栋。这里不妨参考布瑞（Francesca Bray）所著《中国农业史》（Needhams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Agriculture）之“参考文献”，其中所列“中日文书籍期刊文献”多达74页，粗略统计约700种；所列“西文书籍及期刊文献目录”多达54页，约1000种，[1]中国农业史古今中外相关文献之丰富于此可见一斑。作为代表性的成果，国内近60年陆续出版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曹贯一著《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阎万英著《中国农业思想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杜青林和孙政才总主编《中国农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等，这些著作学术价值极高，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此外，日本学者田野元之助的著作《中国农业史研究》、布瑞所著的《中国农业史》等，亦是传世之作。我国农业史研究的优势，为农耕文化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农耕文化可以充分借鉴农业史的研究成果，并依据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进一步探索开拓。
第二，文化角度的研究。比较农业历史研究，我国冠以农耕文化以及属于农耕文化范畴的研究成果还不算多，这样的情况与农耕文明大国是很不相称的，它一方面说明社会和学界对其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它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有待开拓的领域。限于作者视野，目前所能看到的农耕文化的概论性的著作有游修龄著《中华农耕文化漫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沈镇昭、隋斌主编《中华农耕文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等；以重要农作物为研究对象的农耕文化著作有游修龄、曾雄生著《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芝凤著《中国稻作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张云、王慧军著《中国粟文化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等；以地域农耕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尹绍亭著《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裴安平、熊建华著《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胡泽学著《三晋农耕文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李学良著《滇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以农耕文化类型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尹绍亭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以单一民族农耕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王清华著《梯田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郭家骥著《西双版纳傣族的稻作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崔海洋著《侗族农耕文化与水资源安全》（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付广华著《龙脊壮族梯田文化的生态人类学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相较专著而言，农耕文化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主要见于《农业考古》《农史研究》《古今农业》《文物》《考古与文物》《考古学报》等杂志和文集之中。
第三，农业遗产研究。农业遗产是近年新兴的遗产保护门类，亦是农耕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农业文化遗产源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大型项目，该项目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下，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于2002年发起的，目的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该项目希望努力促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经验的更好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之一，并在项目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粮农组织在世界各地选择了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包括秘鲁的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智利的智鲁岛屿农业系统，菲律宾的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绿洲农业系统，坦桑尼亚的草原游牧系统和农林复合系统，肯尼亚的草原游牧系统，日本的能登半岛乡村景观和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印度的藏红花种植系统和科拉普特传统农业系统，中国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2]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首批保护试点之后，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在李文华院士和闵庆文研究员的有效组织与推动下，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编制完成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国家行动框架》和各类试点保护与发展规划，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论坛、培训等多种形式，指导试点地区进行项目实施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粮农组织的高度赞赏，也为其他试点国家提供了经验。特别是在试点示范与推广方面，我国通过开展培训、生产标准化、市场开拓、种养殖技术与产品加工服务、示范户带动、基础条件改善、科学研究、媒体宣传等多种途径，提高了干部和群众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保护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稻鱼文化，提高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国内外的知名度，带动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与此同时，许多地区积极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积极开展申报工作。[3]截至2010年，我国现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已多达59个，分别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陕西佳县古枣园、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江苏兴化的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的古枣园、天津滨海崔庄古冬枣园、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湖北赤壁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湖南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系统、四川江油辛夷花传统栽培体系、云南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甘肃岷县当归种植系统、宁夏灵武长枣种植系统、新疆哈密市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辽宁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统、辽宁宽甸柱参传统栽培系统、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甘肃皋兰什川古梨园、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北京平谷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等。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对于农业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农业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对于促进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和可持续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农业文化遗产在我国出现至今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而相关的研究文章已达近万篇，农业文化遗产的异军突起，无疑促进了人们对于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视，开阔了农耕文化研究的视野，提升了农耕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耕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回顾中国农耕文化研究的状况，成果丰硕，不过也有不足，以下几个问题就值得学者与政府的反思。
一是历史研究多，也就是说，依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研究的较多，而针对现实研究的较少，田野调查研究更少。为何如此？原因不难明白。上文说过，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延续了七八千年，文明史时代经历了五千多年，两个时代、一万多年的农耕文化积淀，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宝库。具有如此丰厚的遗产资源，考古、释古之学兴盛，重古、迷古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考古、历史一旦形成显学，必然趋之若鹜，久而久之成为传统，于是代代沿袭，即便全球化的今日，也无重大转变，这当然是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唯其如此，也存在局限和缺憾。中国农耕文化研究的“厚古薄今”，如果能够加以改观，使之变为“厚古重今”，那就是十分理想的状态了。
重视现实的研究，道理和意义不难明白。首先，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研究历史，能够享受那么多的历史文献的恩惠，完全是得益于古代学者对他们那个时代现实的重视、调查和研究。试想，如果没有历史上两千余年各个朝代留下来的反映当时农业的600种以上的各类农书，没有著名的五大农书——西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宋代《陈敷农书》、元代王桢《农书》、明代《农政全书》，那就是无米之炊，哪里会有农业史今日之辉煌。既然如此，我们也应该向古人学习，不仅要学习和传承前人的成果，而且要重视当下，要给后人留下我们时代的实态、进步和创造，这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子孙。其次，在任何朝代，学者的研究都有局限性，历代农书，没有一部是观照统括全国全民族的，即使在当代，所有农耕文化的研究包括农业史的著作，也没有一本是可以覆盖全国、全民族的。目前所见的当代农耕文化的著作，几乎都是地域性的作品，即使冠以“中华”或“中国”的农耕文化著作，其实也都名不副实。应该看到，目前的研究，对于广大民间极其丰富的农耕文化资源的发掘还十分有限。有的注意到了，成果较多，如稻作文化的研究；有的最近才受到关注，如上述59个农业文化遗产的产生；有的最近成为研究亮点，如贵州西南地区侗族传统的森林糯稻文化以及稻鱼鸭复合农耕系统，又如云南学者和广西学者对红河流域哈尼族等的梯田文化和广西龙胜龙脊壮族等的梯田文化的研究，再如云南西南地区的普洱茶研究。相比之下，一些非常独特的农耕文化，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例如西北新疆维吾尔族等的绿洲农耕文化，青藏高原藏族等的农牧复合农耕文化，内蒙古东南部边沿地带蒙古族等的农牧混合农耕文化，武陵山地区土家族等的农耕文化，等等。此外，还有诸多偏远地区的特色农耕，不被世人所知。例如，云南基诺族以陆稻为中心的多作物配置的轮作、间作和混作等技艺；云南独龙族、景颇族、墨勒人等的可视为有机农业典范的粮林混作、间作等技艺；海南岛传统“砍山栏”农耕的文化生态体系；青藏高原藏族和云南、四川摩梭人等适应生境和农牧生产的婚姻家庭习俗；等等。这些农耕文化千百年延续下来，内涵的经验、智慧、知识非同一般，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它们并未被主流文化所认同，所以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最近40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它们正面临急速蜕化和消亡的危机。文化变迁是不可阻止的，不过每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曾经亲历目睹的文化现象已成过眼云烟，曾经为我们提供过大量文化信息的老农们快死光了，年轻人则“一问三不知”，再想对未知的农耕文化进行调查获取资料已无希望，不禁深感悲哀！现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只知“厚古”而不知“重今”，不去积极抢救各地迅速变化消亡的农业文化遗产，那么就会给历史和文明留下缺憾，我们就将愧对历史和子孙。
二是东部的中原、江南研究多，西部及其他地域研究少。中国文明及农耕文化的研究，向来聚焦于“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世界粟作文化的起源地；长江流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越人等族群的故乡，是世界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蜚声世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即为中国古老悠久文明的渊薮。唐代以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唐代以后重心转到长江流域。不过，作为华夏文明和农耕文明渊薮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往学界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整个流域，而大都不过是两河的中下游，特别是下游流域，即东部地区。东部的研究兴盛而充分，西部的研究冷寂而薄弱，这是千百年形成的因因相习的传统，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视为定式。正因为如此，但凡讲到中国农业史，往往讲的只是中原、江南的历史，而远不是960万平方千米广袤疆域的农业史；同样，只要说到农耕文化，也往往只讲东部的、汉族的农耕文化，至于西部，抑或55个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那多半是会被忽略不计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地域和文化中心主义。何以如此？因为东部自然条件优越，文明和农耕文化发源时间早，在历史上率先进入集约农业阶段，率先发明精耕细作等复杂农耕技术，而且文字发达、学者荟萃，留下了大量史书典籍，这就给学者们的研究创造了平台和空间；而西部主要是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历来多受歧视，与东部交流不畅，东部学者的科学技术文化研究到不了西部，汉文献典籍的记载自然少之又少。能够反映这种状况的典型事例，可举上述五大农书。五大农书虽为中国农业史书的代表之作，然而作者全为东部学者，表现的内容也全是东部地区的情况，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例如，《氾胜之书》的作者氾胜之是山东人，写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汉族的农业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也是山东人，写的也只是黄河下游流域汉族农牧业生产技术知识，却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陈旉农书》被称为“我国南方第一部水田农事专著”，那是作者陈旉隐居江苏时写成的，其眼界最多可覆盖江南，而远非“中国南方”；《农书》的作者王祯也是山东人，该书写的是“北方汉族的农业技术和南方汉族的农业技术”，不过其“北方”实际上是指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南方”则是指长江下游流域地区，都是我们现在说的东部地区；《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是上海人，其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该书所言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应该与其家乡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不可能涉及太大的地域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明和文化研究“重东轻西”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作为数千年来的学术传统仍然根深蒂固，“东部中心主义”的影响在学界依然占有主导地位。
三是两河农耕文化类型研究多，其他农耕文化类型研究少，缺少文化多样性的视野。这种情况显而易见，例如迄今为止所见诸多农史及农耕文化著作，均将中原的“旱地精耕细作技术”和江南的“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作为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精华而置于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其他农耕文化类型和耕作技术，尤其是不见于历史经传的农耕文化和耕作技术则不同程度地被忽视、轻视，甚至歧视。诚然，“精耕细作”乃是我国东部古代农民适应生态环境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对世界农耕文明的一项杰出贡献，值得大书特书，传承发扬。不过，就全国而言，无论是旱地精耕细作，还是水田精耕细作，不管其多么重要、先进，都只是一种农耕文化类型、一种耕作技术，除此之外，全国还有许多同样值得总结、继承、发扬的农耕文化类型和耕作技术。所以，如果要说“中国”或“中华”的农耕文化，那就必须把握全局，整体观照，而不能重此轻彼，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如果研究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只囿于精耕细作技术，抑或认为我国传统农耕文化只有精耕细作技术才能登大雅之堂，其他均不值一提，那就错了，那就是一叶障目，见木不见林。须知世界之大，生态环境之复杂，人类农耕文化之丰富，并不是一个精耕细作可以概括的。
我们知道，精耕细作技术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人类为了决解人多地少的矛盾、缓解生存压力、调适人地关系而采取的应对策略。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族群处理人地关系危机的策略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全国各地的人地关系极为复杂，有的人多地少、人口压力大、生存困难；有的人口不多、人地关系平衡、生存无忧；有的人少地多、资源富足、人地关系和谐、足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不同，社会文化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生存策略、不同的生计形态、不同的农耕文化类型，各种农耕文化类型均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它们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理解并认同这个道理，可以避免许多偏见和误导。就说精耕细作，其实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灵的耕作技术法宝，譬如对于热带森林烧垦农业而言，精耕细作不仅不是好技术、先进技术，反而是破坏、是祸害。根据我们的研究，一个正常运行的烧垦农耕系统，越是不使用锄耕犁耕，越是粗放轮歇耕作，则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越佳，越可持续发展；而如果精耕细作，劳力等各种投入将大大增加不说，短时期内还会导致杂草丛生、林木凋敝、土壤贫瘠、作物减产，不出十年，原来实行的有序循环的轮歇耕作系统就将崩溃，原先保持平衡的自然和农业生态系统就将遭受破坏，人们的生存就会陷于困难甚至危机的境地。再如我国传统木犁的研究，迄今为止我国大凡研究传统木犁的著作，均奉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和元代的王祯《农书》为经典，以两书所述所绘之犁——长江下游流域使用的“江东犁”为圭臬，而忽视其他地域之木犁。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木犁就只有江南的江东犁一种犁型，或者似乎中国所有木犁最终进化的结果就是江东犁，这无疑又是偏见和狭隘所造成的谬误。根据笔者的调查，仅云南一个省份，犁型就有4个系谱23种类型，[4]更遑论其他地区，中国犁具之丰富，岂是一个江东犁可以概括得了的。一叶障目、见木不见林之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我国农耕文化研究成果斐然，已具备相当的水平。但也存在问题，“厚古薄今”“重东轻西”“见木不见林”的倾向值得反思。今后的研究，除了弥补薄弱环节之外，还需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加强理论和方法的探索，重视传承与创新，以开创古今并重、中西交融、百花齐放、繁荣兴旺的局面。
（原载尹绍亭主编《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农耕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1] [英]布瑞：《中国农业史》，李学勇译，熊先举校阅，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 参见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农业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参见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农业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