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农耕文化

20世纪80年代的进化论与适应论之争

——云南刀耕火种研究

刀耕火种研究的缘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木材的贪婪需求，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地区的热带雨林遭受严重破坏，成为全球重大环境问题。与此同时，雨林中的族群及其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亦受到空前的关注，国内外掀起了对热带刀耕火种农业的讨论与研究高潮。

同一时期，我国数十年森林严重破坏导致的生态恶化状况日益凸显，与国际形势相呼应，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关注热点。在此背景下，西南山地民族千百年来从事的刀耕火种农业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是“破坏森林的罪魁祸首”“原始陋习的残余”，遭到史无前例的口诛笔伐，“禁止”“消灭”刀耕火种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众多山地民族对于外界的指责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刀耕火种规模并未迅速减少。人们不禁要问，当代的刀耕火种究竟是什么？众多山地民族为何要以其为生？它是否是破坏森林的“元凶”？为何屡禁不止？社会期待学界的回答。

理论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乃至世界各领域对于刀耕火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1.马克思社会发展史论（亦称“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发展史是5种社会形态依次进化的历史。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必须加以改造和取代。

2.农史进化论：农业的进化曾经历了从原始刀耕农业到锄耕农业再到犁耕农业的进化过程，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是可以佐证这一进化规律的绝佳的“活化石”。

3.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唯一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共存的苏联的民族学理论。所谓“经济文化类型”，指的是“居住在相似的地理条件下，并有相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

4.日本照叶树林文化论：刀耕火种为日本文化源流中的底层农耕文化，是照叶树林文化的重要文化要素。

5.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1940年代）、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1970年代）：在传统社会中，以生计为中心的核心文化，是人类集团适应其生境的产物，人类的适应性是阐释小型社会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有效的工具。

通过深入田野调查，进行反复思考探索，笔者认真研究验证了上述几种理论，认为其均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

对理论1的质疑：云南西南山地和全国一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半个多世纪，生产关系早已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的理论，如果依然将当代的刀耕火种农业定性为“原始社会生产力”，那岂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竟然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长期共存？

对理论2的质疑：原始社会的原始刀耕火种，是使用石刀、石斧等原始生产工具的刀耕火种；当代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工具完全不同，不仅使用铁刀，还同时使用铁锄、犁耕，而且有的民族还同时耕种水田。以此观之，还能将当代的刀耕火种称为“原始社会的活化石”或“原始社会残余”吗？

对理论3的看法：按照“经济文化类型”从事研究的一大困难，是类型边界难以确定，而且即使是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也存在着“类型”的多样性。所以此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刀耕火种类型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理论4的缺陷：对于“当代刀耕火种是什么”以及“为何持续存在”等问题，缺乏解释力。

理论5的不足：此理论的生态适应概念，难以满足对在国家、市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的研究。

本文研究的理论取向：针对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学者和民族学学者均片面搜罗负面资料以求证刀耕火种“原始”的充满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研究，笔者坚持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和主位研究原则，整合生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和文化生态变迁理论，结合环境史等研究理论方法，进行历史动态过程的综合研究。

研究框架和田野经历

研究框架：

1.纵向的历史研究——古代羌、濮、苗瑶、越系族群的刀耕火种

2.定点田野调查——基诺族的刀耕火种

3.横向的比较研究——云南西南部十余个刀耕火种民族的比较研究

4.变迁的研究——从简单封闭社会到复杂开放社会的变迁过程

5.结论

田野经历：

1983—1987年：基诺山（基诺族）

1987—1990年：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德宏、怒江、红河、文山（布朗、哈尼、拉祜、佤、彝、景颇、傈僳、怒、独龙、苗、瑶、白、苦聪、克木等）

1990年至今：跟踪调查研究

研究结果

一 刀耕火种分布

中国刀耕火种农业历史极其悠久，宋代以前称其为“畬田”，宋代以后逐渐流行“刀耕火种”的叫法。古代刀耕火种遍布我国南方山地，数千年来随着森林的减少，刀耕火种规模日益萎缩，然而迄至20世纪70年代，其仍然盛行于云南西南部、海南岛和贵州南部地带。

云南是中国当代刀耕火种农业分布最多的省份。古代云南盛行刀耕火种，20世纪50年代，刀耕火种分布较多的地区主要是从云南西北部到东南部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接壤的地带。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有独龙族、怒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基诺族、苗族、瑶族、苦聪人、克木人等。

二 刀耕火种分类

云南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分类，有按轮歇方式、住居方式、栽培作物进行分类的三种分类方式。

1.按轮歇方式分类

按轮歇方式分类，云南的刀耕火种农业可分为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农业、短期轮歇刀耕火种农业和长期轮歇刀耕火种农业三种类型。

（1）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农业类型。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农业，被一些山地民族称为“耕种懒活地”。其轮歇特点是一块土地只种一年（不复种）便抛荒，休闲期短则七八年，长则十余年。这一类型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卡场景颇族地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南部的布朗族地区。

在盈江卡场和勐海南部，分别分布着景颇族和布朗族等星罗棋布的村落。每个村落都有明确的地界，村民们附着于村落的土地上，极少迁移流动。两个地区的刀耕火种方式，都是单一的无轮作轮歇类型。其特点是，每个村落都将自己的林地划分为七八片或十余片（主要以森林更新所需年限为依据），按照规划的顺序，每年砍种一大片或几小片，每片地仅种一季作物便抛荒休闲，形成严格的有序轮歇周期，从而达到对林地长期保护利用的目的。

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生产技术。其独特的生产技术集中体现在“烧而不耕”这四个字上。烧得好，肥料多，土壤疏松，草死虫灭；不使用锄犁耕地，是因为深耕会导致表层灰肥损耗，加剧水土流失，还会损害树桩的树根。烧而不耕，生产工具就只需要砍刀和点播棒。生产工序也比较简单，冬春之际砍地，暮春烧地，初夏播种，林地烧得透彻，盛夏不必除草，待庄稼成熟，守地护秋，接着便可收粮入仓。可见，这是一种极为粗放的农业。然而唯其粗放，也就特别省力，因此人们称其为种“懒活地”。时下流行的观点是，粗放必然原始落后。然而山民们却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有效地保护林地资源，能否少投入高产出，这才是他们衡量先进与落后的尺度。

（2）短期轮歇刀耕火种农业类型

短期轮歇是指连续耕种2年至3年，然后休闲七八年或十余年的刀耕火种方式。为适应地力和减少杂草，一般不连续栽种同一品种的作物，而是轮作不同的作物和品种。例如第一年种棉花，第二、第三年种陆稻或者黄豆、苏子、玉米、芋头等作物。此轮歇类型分布较广，德宏州的傈僳族、部分景颇族、德昂族及汉族地区，临沧专区西南部的沧源佤族地区，思茅专区西南部的佤族和拉祜族地区，西双版纳州的基诺族和部分哈尼族地区，是其主要的分布地。

（3）长期轮歇刀耕火种农业类型

长期轮歇即耕种3年至5年，甚至七八年，然后休闲十余年或二三十年时间。长期轮歇耕种方式必须实行多种作物的轮作，方能适应地力，保障收获。

实行多种作物的轮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土地分类知识。凡从事轮作的山地民族，都具备丰富的土地分类知识，他们一般按照林地海拔高低和土壤肥瘠将其划分为几类，并施以相应的轮作方式。第二是耕作技术的进步。三年以上的轮作，必须逐年深耕土地增加熟土，不能采取仅靠砍刀和点播棒的不锄不犁的“懒活地”耕种方式，须进行锄耕和犁耕，播种技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效率较高的撒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第三必须具备丰富的栽培作物利用知识。山地旱田能否实现长期耕种，关键是如何解决后续肥料的投入，亚热带山地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仅靠头年砍焚森林的投入并不能维持长期耕种，在山高坡陡、地远路遥的耕种条件下，人们很难使用平原积肥施肥的方法，于是创造了利用栽培作物调节、更新地力的方法。

2.按居住方式分类

按居住方式划分云南的刀耕火种，有三种类型：任意迁徙型、固定地域内移动型和定居型：

（1）任意迁徙型的民族，有瑶族、苗族、苦聪人、克木人、部分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等。过去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域，过着“人随地走，地随山转”的游耕生活，森林退化了，难以再连续耕种，便移居到其他地方。

（2）在固定地域内移动型的民族，有独龙族、怒族等，他们大都有属于村寨的土地范围，他们也经常迁移住所，但并不跨越村寨的土地范围，而是在固定的土地范围内随着轮歇地而搬迁住居。

（3）定居型的民族有基诺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德昂族等。这些民族在古代也有过迁徙流动的历史，但后来从事有序轮歇的刀耕火种，分别定居下来，就不再轻易地搬迁了。

3.按栽培作物分类

按栽培作物分类主要有两种类型：陆稻栽培类型和杂谷栽培类型。

陆稻栽培类型分布于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该区气候温暖，山地海拔较低，适宜陆稻栽培。据云南农业科学院的调查，云南传统陆稻品种多达2000余种；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基诺山调查，其遗存的陆稻品种尚有74个。陆稻品种的多样性依托于土地利用，即轮歇和轮作的需要，当然也与饮食生活有关。从事陆稻栽培的民族，以陆稻为中心，同时种植棉花、玉米、大豆等数十种作物。

杂谷栽培类型分布于云南西北部怒江和独龙江流域。该地区为高山峡谷地貌，气候较为寒冷，大部分地区不适宜陆稻栽培，传统栽培农作物主要有荞、稗、粟、稷、高粱、青稞、燕麦等，16世纪以后玉米传入云南，成为主要的栽培作物。

三 社会组织和土地制度

1.社会组织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传统社会，每个村寨由若干氏族组成，村寨长老由氏族头人担任。村寨长老是村寨的生产活动和宗教活动等的领导、组织、协调者。20世纪50年代以后，村寨的领导人变为生产队、人民公社和“村”的队长、社长、村长或组长。

2.土地制度

传统社会的土地主要为氏族公有，氏族成员有土地使用权而无占有权，同时存在少量村寨公有土地，土地私有开始出现。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地国有，使用权归生产队和村寨；20世纪80年代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耕地使用权转属农民。

四 刀耕火种的生产技术

（一）耕作技术

刀耕火种有多种轮歇类型，不同的轮歇类型又有与之相应的不同的耕作技术，包括无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和草地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本部分围绕前两种类型展开论述。

1.无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几乎所有的刀耕火种民族，都曾经经营过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方式。这种耕作技术的特色，主要体现于“刀耕”“烧地”（火耨）、“点播播种”这三点之上。

所谓“刀耕”，是相对于“锄耕”和“犁耕”的说法。“刀耕”其实并不存在“耕”，而是指砍伐树木。刀耕火种砍伐树木的季节，因民族以及自然条件而有所差别，通常在12月至次年3月（公历）之间，而以次年2月为主。

“烧地”（火耨）在3月至5月之间进行，以3月底4月初最为适宜。为了防止烧地时酿成火灾，烧地之前需要清理防火道。

林地焚烧和清理完毕就可进行播种，播种时间因地区而异。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采用称作“点播”的播种方式。所谓“点播播种”，就是在地面戳穴放入籽种再覆盖土壤的方法。戳穴的工具有小木锄、小铁锄、铁刀、竹棍、木棍、铁锥点播棒、铁铲点播棒等。

2.轮作轮歇类型耕作技术

轮作轮歇类型是无轮作轮歇的演变形态。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了锄和犁的耕作以及撒播播种技术。轮作轮歇类型耕作技术有多种形式，通常第一道工序是芟草，芟后大约晒一个星期可烧草，接着犁地一遍，然后荒置；待到冬末春初，才砍伐树木；再到翌年三月焚烧树木，而后再犁地、播种。

（二）间作套作技术

刀耕火种地除了栽种主要作物陆稻、玉米之外，还间种、套种多种作物，具有突出的农作物多样性。基诺族、景颇族等的间、套种作物从六七种到二十余种不等，其中有禾本科的龙爪稷、惹茂、粟、高粱，豆科的黄豆、饭豆、四季豆，茄科的茄子、辣椒、苦子，葫芦科的南瓜、黄瓜、葫芦、辣椒瓜、苦瓜，十字花科的青菜、萝卜、白菜，天南星科的芋头，菊科的向日葵，姜科（姜），百合科的葱、韭菜、草头，唇形科的苏子、薄荷，芸香科的打棒香，等等。

（三）轮作技术

以基诺族为例，基诺族常用的轮作作物是禾本科的陆稻、玉米，锦葵科的棉花，豆科作物的黄豆（大豆），唇形科作物苏子等。基诺族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利用的陆稻品种多达100多种，20世纪80年代还保留有73种。

表1 基诺族多种作物的轮作实例

表2 云南几个民族的轮作栽培方式

续表

五 生产节令与农耕礼仪

（一）历法与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由节令决定。刀耕火种民族历史上均有自身创造并利用的历法，其中大部分是物候历。

在刀耕火种农事节令中，最重要的是对播种节令的把握。云南德宏景颇族农谚说：“腊月砍地干又干，三月烧地肥又肥，二月砍地不成器，三月砍地饿肚皮。”又说“十年早九年好”，“庄稼不哄人，节令赶早不赶迟”。下面列举景颇族的物候法。

表3 德宏州盈江县卡场景颇族的历法及各月生产活动表

续表

（二）农耕仪式

农耕仪式是山地民族万物有灵观念的表现，是他们的世界观、自然观在生产活动中的反映。在传统刀耕火种的生产过程中，农耕仪式十分频繁。山地民族尊奉万物有灵，相信鬼魂无处不在，敬畏一切自然神灵，一年之中在生计活动的每个关节均需举行打铁、砍树、烧山、播种、祈雨、避灾、吃新米、入仓等仪式。

下面列举基诺族三个村寨的农耕仪式。

表4 基诺族山巴亚、巴卡、亚诺三个村寨的农耕仪式表

续表

刀耕火种的生态学

刀耕火种具有十分独特的生态学内涵，具体表现于以下7点。

1.砍烧森林、开辟耕地、播种、收获作物，其实质是将贮存于森林的太阳能变为食物能的转化过程。

2.严格实行土地轮歇制度，以实现循环可持续利用。

3.尽可能从事典型轮歇烧垦，以减轻对土壤肥力和地中树根的干扰破坏，达到使森林快速恢复的目的。

4.狩猎、采集与作物种植是刀耕火种系统的基本结构，三者的密切结合，既可以生态互补，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

5.进行混作、间作和轮作，可尽地力、防灾害、节约土地。

6.土地分类知识，多样化的栽培作物及品种，因地制宜的耕作技术，以上三者有机结合，维系着食物生产系统的良性循环。

7.社会组织、土地制度、习惯法以及信仰和农耕礼仪，既充分适应刀耕火种食物生产方式，又是其有序、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维护和调适的机制和保障。

系统研究方法

——刀耕火种复合生态系统的分析与整合

根据以上研究，运用系统论方法，可将刀耕火种解析为由多级生态系统组成的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

1.由森林砍烧、作物播种和收获，实现能量流动和物质转换，形成第一级生态系统。

2.由耕种地和休闲地组成的轮歇循环，形成第二级生态系统

3.由谷物生产、采集、狩猎的相互关系构成第三级生态系统。

4.由社会组织、土地制度、信仰礼仪，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级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第四级生态系统。

5.由国家权威、政策法规与以上四级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构成第五级生态系统。

6.由全球化、市场经济与以上五级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整合为复合生态系统。

以系统论剖析刀耕火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有利于认识和把握刀耕火种的生态本质、文化意义和动态演变的过程。

刀耕火种的变迁

变迁原因：

复合生态系统的有序循环和结构的平衡，有赖于系统中所有发生相互关系因素的协调，任何一个结构因素发生变化，都必然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系统秩序和平衡的破坏。

影响变迁的主要因素为：

1.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生力，只有以先进的生产力取代原始社会生产力，才能跨越原始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2.国家政策：以改造和取代为目标，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禁止刀耕火种的政策和法规。

3.社会改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国家行政体制取代传统社会组织和文化运行机制，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处于转型失序状态。

4.人口增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山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长了大约3倍，外来人口逐年增多，这个数量还呈现着逐年增长的态势，人地关系趋于紧张，传统轮歇方式难以为继。

5.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促使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山地民族从被动变为主动，开始大力垦殖橡胶，扩大茶叶和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数千年赖以为生的刀耕火种，奇迹般地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论

本文的研究以田野资料阐释了刀耕火种的文化生态内涵，揭示了刀耕火种的本质。针对学界研究少数民族及其生计的种种不正确的认识，提出了三个观点：

1.从学界和社会把当代云南及其他热带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视为“原始农业”“原始社会生产力”来看，我国千百年来的文化审视均以汉族和中原文化为标准，此思维定式具有负面影响，必须大力提倡文化相对论观点，宣扬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2.人类的任何生计形态，均为人类对其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的适应方式，而非脱离环境因素的“文化进化形态”。

3.人类的任何一种生计形态，哪怕是最简单粗放的生计形态，都是长期文化适应的产物，其传统知识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发掘、继承和发扬。

4.文化适应具有稳定性，又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当外部生态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以及内部人口增长及资源短缺，文化的适应方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刀耕火种也和其他生计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5.在国家和市场的主导下，刀耕火种的转型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并完成，然而此过程必然会付出传统文化失落的代价，而且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会随之产生。如此，文化的重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将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

6.通过本文案例的研究可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封闭和半封闭社会屏障被打破，以文化适应为核心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更多地面向政治、权利和市场。

参考文献

尹绍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尹绍亭：《雲南の燒畑》（日文版），白坂蕃、林红译，日本农林协会出版社2000年版。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1985年版；《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版；《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