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绑架罪绝对死刑的修改（《刑法修正案（九）》第14条）

（一）绝对死刑条款的立法沿革及其弊端分析

1.绝对死刑条款及其立法沿革

一般认为，在各国刑法典中主要有三种法定刑配置模式：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其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指，刑法条文规定触犯某一罪名的犯罪行为，即应判处某种确定的刑罚，司法裁判中无任何选择的余地。这种刑种、刑度单一化、固定化的法定刑，即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法定刑配置的极端形式，表明了国家严惩极少数严重罪行的坚决态度。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在其他国家的刑法中并不少见。如瑞士《刑法》第112条规定，行为人之杀人，显由特别卑鄙意识、或危险之情况、或经深思熟虑者，处终身重惩役。日本《刑法》第81条规定，与外国通谋，致使其对日本国行使武力的，处死刑。英美刑法中伪造货币罪、非法持有火器罪、赌博罪和乱伦罪等相当多的罪名中均规定有绝对确定的法定刑。[26]

其中，绝对死刑就属于此类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所谓绝对死刑，是指某一犯罪所对应的刑罚绝对确定为死刑，而无其他种类的刑罚可选择。我国刑法典中普遍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主义，但也有极少数罪名在特定情形下采取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并主要表现为绝对死刑。绝对死刑在我国刑法中经历了一个存—废—立的曲折发展过程。早在1951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就规定有绝对死刑，如“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处死刑”；1951年4月颁布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也规定有绝对死刑，如“以反革命为目的伪造国家货币者，其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处死刑”。[27]但是，在“少杀、慎杀”思想和“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指导下，1979年刑法典并没有规定绝对死刑条款，而是将死刑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刑种。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规定“可以判处死刑”。所谓“可以”，就是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等具体情况，可以判处死刑，也可以不判处死刑。另一种情况是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相择而科其一，没有把死刑作为唯一的法定刑。虽然1979年刑法典中没有规定绝对确定的死刑，但出于“严打”的需要，之后的单行刑法中却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例如，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贪污和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1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等，也分别作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之规定。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1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罪、第2条规定的强迫他人卖淫罪，都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之规定。1992年《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继续保留了绝对死刑条款，但涉及的罪名数量却有所减少，有7个罪名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即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第239条绑架罪，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317条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第383条贪污罪以及第386条受贿罪。考虑到绝对死刑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此次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取消了绑架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的绝对死刑。至此，我国刑法典中还有劫持航空器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4个罪名规定了绝对死刑。

2.绝对死刑条款的消极作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反复强调，不考虑被告人的个人情况或者犯罪的特定情节适用死刑，属于自动和绝对适用死刑，构成对生命权的任意剥夺，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28]但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还有绝对死刑的规定。绝对死刑条款的存在及适用，具有以下消极作用。

第一，绝对死刑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与其刑事责任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绝对死刑由于排斥任何酌定情节甚至还排斥某些法定的从轻、从重处罚情节，就难以避免罪与罪之间量刑上的轻重失当。如绑架罪，在此次修正案没有修改其绝对死刑之前，绑架致人死亡或者杀害被害人的，都必须一律判处死刑（有法定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时除外）；而如果没有出现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定后果，即使绑架情节无论如何恶劣，被害人身体健康遭到多么重大的损害，勒索的财物多么巨大，都一律不能判处死刑。这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二，绝对死刑不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在规定绝对死刑的情况下，只要犯罪符合法定的量刑情节，司法人员就必须对犯罪人适用死刑，毫无自由裁量的余地。这符合绝对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即只要达到法定条件就必须适用同一绝对确定刑。这种规定容易导致同一类犯罪，即使在犯罪事实、手段、动机、悔罪表现、社会反响等影响量刑的因素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别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一致的处理结果，从而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公正。现实中的犯罪现象是复杂多样的，即使是同一种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的动机、手段、结果，犯罪后的态度以及社会影响等也会有所不同。正因如此，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信奉机械化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采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以实现刑罚的个别化。

第三，绝对死刑不利于“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之死刑政策的司法贯彻。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司法的重要指导方针。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9条明确规定：“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因此，“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被认为是当前中国死刑政策的基本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符合绝对死刑条款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司法人员就必须对犯罪人适用死刑，这实际上扩展了死刑的适用面，不利于贯彻“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

（二）修改绑架罪绝对死刑的相关条文解读

1.绑架罪法定刑的立法沿革

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没有设立绑架罪这一罪名，因为绑架行为在当时较少发生。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道路，同时也招来一些不法分子的妒忌，导致绑架行为频发。由于当时刑法上并没有规定绑架罪，实践中通常对绑架行为按照抢劫罪或敲诈勒索罪来处理。为了维护法律的协调与一致，避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199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研发（1990）第3号批复形式，将绑架勒索的行为统一认定为抢劫罪。但绑架勒索与抢劫行为毕竟有很多不同之处，这种处理方法在实践中仍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基于此，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并在第2条规定了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将其法定刑规定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1997年修订刑法典时，考虑到绑架行为的频发和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为更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我国第一次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绑架罪及其法定刑。1997年刑法典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009年通过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将其法定最低刑从10年有期徒刑降为5年有期徒刑，具体规定为“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七）》关于绑架罪法定刑的修改，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也顺应了世界范围内轻刑化的潮流。由于重刑思想的根深蒂固和立法技术的不够完善等，我国关于绑架罪法定刑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绝对死刑的规定过于严厉。但当时未能予以修正。

直到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才对绑架罪的绝对死刑作出修改，将绑架罪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修改为“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其实，在最早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并没有涉及绑架罪的修改，但在该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有的部门、地方和专家提出，对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规定绝对死刑的刑罚，导致司法机关在量刑时没有余地，不能适应此类案件的复杂情况，有的案件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除致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以外，对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也应当根据其犯罪情节，规定相应的刑罚。鉴于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公、检、法等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的规定修改为：“故意伤害、杀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将此条文纳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在草案进行三次审议时，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门提出，对于犯绑架罪，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无论是否得逞，是否造成重伤、死亡的后果，都应当严厉惩处，以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再次将绑架罪的规定修改为：犯绑架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保留了绑架罪的上述修改，取消了此罪的绝对死刑规定。

2.修改条文解读

在此次《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绑架罪之前，关于绑架罪的死刑适用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长期争议的焦点，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死刑适用的情节；二是绝对死刑的规定。

第一，关于死刑适用的情节，不少学者认为，刑法之前的相关规定，未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中的故意与过失加以区分，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29]刑法之前规定的绑架罪，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为死刑适用的条件。如果从广义上理解“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情节，“杀害被绑架人”的情节当然地包容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情节之中。但是，既然立法将两种情节分开并列表述，表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情节的主观因素中，已经排除了“杀害”被绑架人的故意，其主观内容只可能是过失或者伤害故意。对比绑架罪中的“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故意伤害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况，无论从主观恶性、行为方式还是因果关系上，在刑罚评价上都应有所区别，不应一并规定为死刑，否则将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犯罪人绑架得逞后为进一步控制被绑架人，实施了捆绑行为，却因疏忽大意而捆错了部位，后犯罪人离开犯罪现场，而被害人因挣扎窒息而死。对此，如果按照刑法典原来的规定，直接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就属于量刑过重。

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修正案（九）》对绑架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进行了修改，将“杀害被绑架人”与“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情节并列，一起作为绑架罪适用死刑的量刑情节；排除了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适用死刑的情况，同时增加了“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适用死刑的情况。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后，以下三种情况可能适用绑架罪的死刑：一是杀害被绑架人的；二是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三是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的。

第二，关于绝对死刑的规定。从1991年《关于惩治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绑架罪的绝对死刑，到1997年刑法典的制定和先后八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都没有对绑架罪的绝对死刑规定进行任何修改。一直到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才最终取消了绑架罪的绝对死刑。正因如此，关于绑架罪绝对死刑的不合理之处一直备受关注。有很多学者在探讨绑架罪法定刑和死刑时，都多次提到绝对死刑规定的弊端，如不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实现刑罚个别化，不利于“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等。鉴于前文已详细论述过绝对死刑规定的消极影响，此处不再赘述。因此，有必要对绑架罪规定的绝对确定死刑进行修改。

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正是考虑到上述因素，为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从严格限制死刑的立场出发，在绑架罪的法定刑中增加“无期徒刑”与“死刑”相并列，将“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法定刑由“处死刑”修改为“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就意味着，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后，行为人实施了杀害被绑架人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并非一概判处死刑，而是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的动机、手段、结果，犯罪后的态度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只有实施上述行为，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结果或情节特别恶劣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否则应优先考虑适用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