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往研究中的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

目前对不吸纸烟运动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烟草史的范畴内。四卷本的《中国烟草通志》是迄今为止讨论烟草在中国的生产、消费、政策、文化和历史等方面最为完整、全面的著作。这部著作有关“烟草控制”的章节包括了不少从清末至民国期间，全国范围内所发生的不吸纸烟运动的记载，但主要还是列举不吸纸烟运动的各种言论主张，及其所开展的活动，并没有将它们与更广阔的政治社会环境联系起来。[15]而且，此书的编纂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发起，由中国烟草学会具体实施。此书首先是作为中国烟草行业的一项文化工程，具有鲜明的“行业志”色彩，虽然集全行业之力，搜集了大量珍贵史料，但全书没有一条脚注，史料出处阙如，学术价值不免大打折扣。[16]

王文裕的博士论文《明清的烟草论》是研究中国早期烟业史的重要学术成果。他考察了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后，学者和官员在医学、经济、政策、文化等各方面对烟草的理解及其转变过程。王文裕在论文中谈到了晚清对烟草利弊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争论，其中也包括1911年上海的不吸纸烟运动。他的研究跨越了烟草史的边界，成功地将对烟草的讨论置于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域中，将晚清中国士大夫对经世济民的普遍焦虑与烟草问题联系了起来。在王文裕的研究中，烟草不仅是一种产品或商品，更是日常生活和国家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他的研究着眼于“烟草论”，与“论”相应的实践维度则有所欠缺，没有充分阐述当时的舆论与实际生活和政策实施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正是我希望补充和深入的方面。[17]

闵杰编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中首次以“戒吸纸烟运动”来描述1910～1911年的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劝戒纸烟的各种组织和活动，并上溯到1907～1908年学部颁发的禁止中小学生吸烟的一系列命令，指出这都是对外来纸烟迅速流行中国的反应，也受到日本等国禁烟措施的影响。[18]闵杰从清末主要报纸刊物上五花八门的新闻报道和时论中辑取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热点问题和变化趋势，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间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激变，具有相当敏锐的史识。虽然他对晚清不吸纸烟运动的论述相当简略，很多问题也都没有深入讨论，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美国学者班凯瑞（Carol Benedict）的近著《金丝烟》（Golden-Silk Smoke）完整地论述了从晚明到当代中国的烟草史。她将烟草置于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考察烟草从舶来品成为中国人日常消费品、社交生活的必备道具并纳入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本地化”过程。对民国时期烟草消费的研究，她更偏重于文化上的考察，强调城市/乡村、沿海/内陆的空间差异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对不同烟草消费偏好的影响，挖掘纸烟、旱烟、水烟等不同烟草消费模式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象征所代表的深层含义。她的研究也提及了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但是她主要将其置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脉络中，试图回答为何近代以来女性吸烟者比例大大降低的问题。她认为，20世纪初和30年代的社会精英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构建起了一种“女性吸烟不体面”的社会共识，并将女性在公开场合吸烟（尤其是吸纸烟）与妓女、交际花、摩登女郎等负面女性形象相联系，造成了女性吸烟者的减少。班凯瑞对不吸纸烟运动在观念构建方面的分析和强调，无疑很有启发性；然而，我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言论并没有那么强的性别差异，其言论不仅针对女性也针对男性，而这些言论对女性的影响力较大，恐怕不能单纯从言论本身去解释。从女性主义视角去理解不吸纸烟运动，可能会人为地将视野收窄，忽略了更普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9]

皇甫秋实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卷烟市场研究（1927～1937）：以企业发展、消费文化、经济危机为中心》则从1930年代的经济大环境入手来考察中国纸烟市场的生产和消费。与班凯瑞强调文化上的观念构建不同，皇甫秋实认为持续的经济恶化，造成家庭用于嗜好品的资源减少，因此女性吸烟被污名化，以阻止女性消费，其根本动机是经济的而非文化的。她还指出，1930年代低端纸烟的市场份额上升，手工卷烟侵占机制纸烟市场，1934～1935年浙江农村的禁吸纸烟运动，以及对青少年吸烟更严格的管控，与女性吸烟污名化一样，都是纸烟市场和社会精英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表现，一方面是在供应方降低纸烟消费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在消费方减少纸烟的消费量。[20]这一研究从经济角度探讨了纸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把不吸纸烟运动置于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中来考虑，尤其对女性和青少年吸烟问题做“去道德化”的经济解释，不囿于当时人的言论宣传，颇有独到见解。但若偏重经济的解读，往往会忽视政治、社会、文化等维度，这也是我希望在本书中能补充和深入的。

除了以上主要研究著作以外，其他一些中国烟草史的著作通常只是简单介绍一下不吸纸烟运动，作为中国吸烟史的边角料。[21]这些前人的研究或为我在报纸和文献中追踪有关不吸纸烟运动的各种细节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或为我提供可资借鉴的视角，使这一研究不必拘泥于史料的钩沉，在更深更广的论述空间中与同行学者对话探讨。而且，现有的烟草史研究也已经相当精细地描绘了近代中国烟草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除了前述对不吸纸烟运动的研究外，还有杨国安搜集明清以来与烟业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史料编著而成的《中国烟业史汇典》，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研究英美烟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华资企业在华发展纸烟业以及相互竞争的《中国的大企业》等。这些成果为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