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吸纸烟运动能告诉我们什么？

中国人吸烟的历史长达三百多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习惯是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哥伦布把烟草从美洲带到了欧洲，并经由欧亚航路传到了中国，吸烟习惯迅速遍及全国各地，烟草种植和生产也都本土化了。纸烟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兴起，并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风靡全球，直到19世纪末才从外国引进中国。这种新的吸烟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种现代烟草制品，纸烟口感醇厚，便于携带，象征着时髦、西化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量中国人改吸纸烟。作为一种利润丰厚的商品，纸烟促使资本家采用层出不穷的广告和营销策略，扩大销售量。甚至对于政府而言，纸烟也至关重要，因为纸烟税是政府收入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纸烟虽微不足道，却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因为纸烟与各种社会因素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吸纸烟运动才能从细微处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各种权力机制。

反对吸纸烟的零星言论和行动早在1899年就已在中国出现。1898年戊戌变法后，保守的清廷官员试图阻止西化的潮流，因此他们将纸烟作为一种西化的标志加以反对。比如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载澜，他每天在大街上巡逻，只要看到有人吸纸烟，就会上前把那些人手中的纸烟扔掉。[1]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之后，终于采纳了西化和现代化的政策，仅仅因为纸烟来自西方就反对吸纸烟的观点，同载澜那样的极端保守派一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908年，御史李灼华奏请禁吸纸烟，当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就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评论此事道：“近来台谏颇觉黯然无色，往往摭拾细故上陈”。[2]

另一方面，以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为基础而反对吸纸烟的言论也在19、20世纪之交进入了中国。有关吸烟如何危害健康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各类新式报纸期刊上。1899年1月8日的《申报》引用了香港《循环日报》的报道，介绍挪威某医生的研究证明烟草不利未成年人的健康，因此挪威新订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吸烟，并提到英国科学家发现种植烟草会损害土地质量，因此已经不在英国国内种烟。这篇文章可能是中文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引用西方知识讨论烟草之害的文章。[3]此文刊出后第二天，《申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除了重申烟草对人体之害外，更专门提到吸进口的雪茄和纸烟会引起现金外流，损害中国经济。[4]此后，反对吸烟的文章也偶见于各类报刊和出版物中。[5]这些文章斥责吸烟行为时大多提及西方科学知识，可谓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滥觞，但几篇零星讨论吸烟危害的文章还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不吸纸烟运动。

“运动”是个外来词，在民国时常被用于指称有一定纲领和组织、影响范围较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如“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国货运动”等，有时也指针对某一群体的组织和动员，如“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等。进入共和国时期，层出不穷、深入民间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动员，使“运动”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更紧密地与政治和国家权威相联系。然而，在英语的语境中，“运动”（movement）一词的含义相当宽泛，并不必然与政治相关。在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中，“movement”的定义之一是“一群人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为此而做的一系列行动和努力；一群人致力于推进他们都认同的政治、社会或艺术观念而结成的组织或联合体”。[6]从这一定义来看，构成“运动”的关键在于有“一群人”和他们“都认同的观念”，以及他们共同的行动或组织，而对运动的规模并没有特别限定。英语中的“campaign”一词也可译为“运动”，在《牛津英语词典》中“campaign”的定义是：“适用于任何与一场战役相类似的行动过程，这一行动过程或具有明确的时间长度，或具有战斗的性质，或有组织地试图达成某个目标”，可见“campaign”一词虽然像“movement”一样强调运动的“目标”和“有组织”，但更体现运动的时段性和斗争性。[7]回到“movement”和“campaign”的英语释义，使我们可以免受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运动”一词定义越来越窄的影响，以一种更宽泛的定义来理解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系列有组织的反对吸纸烟的行动。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不吸纸烟运动”：一群人以反对吸纸烟为目标形成一个组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展开密集的公共讨论和宣传，以制止自己和他人吸纸烟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虽然阐述纸烟之害的言论时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也经常有人撰文反对吸纸烟，但近代中国称得上不吸纸烟运动的却并不多。

近代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文献最丰富，也最具代表性的，共有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第一次不吸纸烟运动由美国新教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Thwing）于1910年在天津发起。第二次不吸纸烟运动则由曾经担任过刑部侍郎和驻外使节的伍廷芳于1911年在上海发起。最后一次不吸纸烟运动是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并获得浙江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在当地蓬勃开展。这几次运动分别体现了由外国传教士、中国进步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员所领导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宣传和动员方式。除此之外，本书也试图去理解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所处历史时刻的社会政治环境，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从而揭示不吸纸烟运动与政治动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几次不吸纸烟运动的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就效果而言，也并未有效遏制纸烟消费不断上升的势头。但这些不吸纸烟运动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烟草是一种能刺激神经的物质，能使人上瘾并有害健康，因此吸烟是介于喝茶、喝咖啡等娱乐消遣和吸毒成瘾之间的灰色地带。[8]作为具有明显西方色彩的工业化产品，纸烟被引入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烟草难以定义的处境进一步复杂：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纸烟被认为是外国公司蓄意毒害中国人、攫取中国财富的毒药；在追求产业和生活的现代化时，则又成为国家富强、民众生活改善的指标。因此，纸烟的社会形象往往取决于各种人对它的不同理解，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影响。不吸纸烟运动有意识地将吸烟行为建构为一种有害国家、民族、社会的恶习，将这种看法广为散播，并组织各种劝导人们戒吸纸烟的活动，正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使我们近距离观察到文化建构如何形塑社会行为、动员群众参与社会和政治行动。

在近代中国，中央政府从未对纸烟下过正式的禁令，只有晚清的学部曾经在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1907和1908）下令京城和各省的中小学堂学生不得吸食烟草，[9]这项针对学生的禁令虽然被后来的民国所继承，但实行的情况很不理想。而对于成年人而言，吸烟完全是合法的。换言之，不吸纸烟运动无法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力量，制约人们吸纸烟的行为。因此，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社会控制”，也即使用宣传言论、大众媒体、教育以及社会团体的自我约束等社会力量，使社会规范在人群中内化，让人们自觉戒吸纸烟、相互督促规劝，最终形成反对吸烟的社会风气。[10]正是因为“吸纸烟乃恶习”的观念并非尽人皆知的常识，也没有法律为其背书，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才能生动地展现在清末至民国社会规范急遽变迁的过程中，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运作机制，告诉我们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建立在科学知识或其他近代观念基础上，如何通过新的公共空间中各种工具和渠道在人群中传播，又如何被整合入为民族国家培养合格公民的社会改良工程之中。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近代中国通过建构各种话语和社会规范而形成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文化史方法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以话语和象征为研究对象，意图从中寻绎出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例如，在《制造中国》（China Made）一书中，葛凯（Karl Gerth）对20世纪上半叶国货运动的研究就展示了抵制洋货的行动、国货广告和国货展览会如何形塑了国家的消费文化，并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取向。葛凯认为，国货运动并没有使人们完全放弃购买外国商品，但它却建构了“国民消费的一般原则，尽管并不是个人消费的原则”，而这种“一般原则”的存在对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和公民观念的形成却是至关重要的。[11]葛凯在此书中对国货展览会的盛况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如何通过精心安排展会空间和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而非通过使用强制的力量，来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可谓对“小事件”做新文化史式的象征和话语分析的典型例子。

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的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以20世纪初半殖民地的天津为背景，考察中国人如何逐渐将“卫生”一词理解为西方近代公共卫生意义上的“卫生的现代性”，而观念改变的过程又是如何紧密地与城市公共卫生制度和实践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她的研究指出，现代卫生观念的兴起，在义和团运动后，使外国殖民者对天津公共卫生的管理更顺畅地推行，并促使中国那些赞成改革的进步精英主动与外国殖民者合作，并积极采纳现代公共卫生的实践。罗芙芸总结道：“卫生包含了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这两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东西，前者指的是一套技术，通过这套技术，国家可以对生命进行管理；后者指的则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个体在内化了各种规训之后，他们的行为就会与国家的目标相协调。”[12]福柯的“生命权力”和“治理术”这两个概念为罗芙芸讨论公共卫生的观念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罗芙芸的研究，我们对知识（也包括某些精心编造、令人信以为真的观念）以及基于知识的习俗和观念所具有的力量，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形塑能力，绝不亚于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

非正式社会控制又与正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主编的《鸦片管治》（Opium Regimes）一书将“regime”（这个词有“政权、体制、管理制度”等多重含义，此处译为“管治”是希望表现这些对鸦片的管治体系中既包括政府组织又有非政府组织的丰富内涵）这一核心概念用于研究近代中国、英国和日本如何管理和控制东亚地区的鸦片消费、生产和贸易，颇具启发性。卜正民和若林正认为，“regime”一词不仅指国家政权，也可以指一些正式的跨国组织（如国联）、带有政治影响力的经济组织（如东印度公司），或是中国国民禁烟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他们将这些不同性质的团体置于“regime”的概念下，是为了强调这些组织在控制和干预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治理能力。因为鸦片本身的特殊性质已经超越了普通商品的范畴，在控制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都需要有强制性权力介入，而权力的介入又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鸦片具有多重性质和身份，既可以是治病的药品、提供快感的瘾品、有助于社交的消遣品，也可以是利润丰厚的商品、祸国殃民的毒品，因此，对广义的“鸦片管治”作一个整体性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从狭隘的道德评判中解放出来，深入研究鸦片在不同权力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在控制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13]

在某种程度上，纸烟和鸦片有共通之处。纸烟从传入中国后不久就被比作“第二鸦片”，因其浪费金钱、败坏身体而受到批评，又往往与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相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纸烟统税制度的确立更进一步将这一产业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不吸纸烟运动也不免用到政府部门的强制力。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时，也可以借鉴《鸦片管治》的编者和作者们的思路，一方面梳理出纸烟的各种社会形象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纸烟生产、贸易和消费过程的整体性，一分一合两种研究思路相结合，尤其强调在话语构建后隐含的政治维度和权力关系，从而观察到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之间关系重组的种种结构性命题。

如果说《鸦片管治》强调的是宏观层面上对“物”的治理，那么西敏司（Sidney W.Mintz）的人类学研究则更强调日常生活中物与人的关系。在其研究殖民地制糖业和英国糖类消费转型的专著《甜与权力》一书中，西敏司描述了蔗糖从一种稀奇的奢侈品转变为日常必需品的历史过程，并敏锐地指出物品所蕴含的意义并非天然或必然的，其意义“源于使用本身，特别是当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使用它们时”。[14]但是，消费者、生产者或是其他人，谁来赋予物以意义，如何才能获得赋予意义的权力，并非显而易见，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何为个人自由。西敏司此书对研究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启示在于，它将物的意义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充满竞争和张力的场域，正是因为纸烟作为物的意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不吸纸烟运动才能够通过重新定义纸烟和吸烟行为的意义，获得正当性；而谁来定义纸烟的意义这个问题也正是决定不吸纸烟运动成败的关键之一。

这本研究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小书正是围绕着“非正式社会控制”如何通过改变观念从而影响人的行为这一主题展开，从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人与物的互动关系中揭示隐秘的权力机制。在这一意义上而言，本书讨论的三次不吸纸烟运动都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不同的运动发起者为了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而采取的不同方法，而这些不同方法又深深嵌于其所处的权力机制中。因此，本书考察这三次运动的宣传言论和组织规程，以此展现不吸纸烟的宣传如何服务于劝戒纸烟的目标，如何在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影响运动的具体实施，又是如何反映出当时主流政治观念所试图构建的逻辑。此外，重审与每一次不吸纸烟运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相联系的重要历史议题，也使对不吸纸烟运动的研究融入中国近代史整个学术研究的脉络中，从而实现“以小见大”的目的。

不吸纸烟运动并不是能够引起公众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因而这项研究所遭遇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缺乏，尤其是1910年和1911年发生的那两场较早的不吸纸烟运动；而且，由于史料记录者固有的偏见，普通民众对不吸纸烟运动的反馈几乎没有记载，很难分析运动的实际效果。因此，本书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对几次运动的宣传、组织以及背景的分析，每一章中各部分的比重也不得不依照现有的史料来调整。史料缺乏固然是这一研究的先天不足，但由于史料缺乏，研究者不得不经常“旁枝逸出”，探索不吸纸烟运动与其他事件和背景之间的联系，有时甚至要跨越相当长的时空距离去寻找联系，从而得以观察到一般情况下不为人知的历史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亦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