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七十年代初一个一月的夜晚，克里丝汀·尼尔森正在纽约音乐厅演唱歌剧《浮士德》。

尽管人们已经开始谈论要在“第四十街外”的偏远郊区兴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其奢华与恢宏将堪与欧洲那些著名首都的歌剧院相媲美，然而上流社会却依然满足于每一年的冬天在这座古老的音乐厅金红相间的旧包厢里社交与聚会。保守主义者喜欢它的窄小不便，因为这可以把令纽约既惧怕又向往的“新贵”拒之门外；多愁善感的人因为它的种种历史联系而百般不舍；音乐爱好者又因为它完美的音响效果而倍感留恋，在为音乐鉴赏而修建的大厅中，音响效果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是尼尔森夫人在那个冬天的首次演出。那些被日报称为“超凡脱俗的听众”聚集一堂来听她的演唱。他们或乘私人马车，或坐宽敞的家庭四轮马车，或者是档次稍微低一点但却更为方便的“布朗马车”，经过湿滑多雪的街道来到这里。乘坐一辆布朗马到歌剧院和坐自己的马车几乎一样的体面。而离开的时候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这样就会显出一个巨大的优势，（对民主原则开的一个玩笑），你可以抢先登上排队的第一辆马车，而不必苦等你那位鼻子在寒风和烈酒的双重刺激下变得通红的车夫出现在音乐厅的柱廊下。一位了不起的马车行店主凭着他精明直觉发现，美国人离开娱乐场要比前往娱乐场更急切。

当纽兰·阿切尔打开包厢后门的时候，花园那一场的帷幕才刚刚升起。这年轻人本可以早到的，因为他早上七点便同他的母亲和妹妹一起吃了早饭，然后又在哥特式的书房里悠然地抽了一支雪茄，那间房里放着发亮的黑色核桃木书橱和顶尖的椅子，也是这所房子里阿切尔太太唯一允许抽烟的地方。但纽约是一个大都市，他十分清楚在大都市里，听歌剧的时候早到是“不合时宜的”，而是否“合时宜”，在纽兰·阿切尔那个时代的纽约极为重要，其重要程度就像几千年前决定了他祖辈们命运的神秘图腾一样。

他迟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个人因素。他之所以慢慢地享受他的雪茄是因为他本身就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品味着即将到来的快乐往往比实现这种快乐更能给他一种微妙的满足感。当这种快乐变得异常微妙的时候尤其如此，他大部分的乐趣都是这样；这一次，他所期待的时机非常罕见，性质也异常的微妙——嗯，如果他的时间掌握得刚刚好，能够完美地配合那位首席女歌手的舞台监督，他就能在到场的时候赶上她正在唱那句：“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同时飘零的雏菊花瓣抛洒下来，其表达的含义就像露水般清晰透彻，这样的时机再美妙不过了。

当然，她唱的是：“呣啊嘛”，而不是“他爱我”，因为音乐界那不容变更和置疑的法则要求，由瑞典艺术家演唱的法国歌剧的德文版本必须译成意大利文，以便那些讲英文的听众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对于纽兰·阿切尔来说就像他生活中所遵循的其他的惯例一样的自然；例如，用两把上面印有他名字的蓝色珐琅字母组合的银背梳子来分开头发，并且当他在社交场合出现的时候，扣眼里永远要插着一朵鲜花（最好是一朵栀子花）。

“呣啊嘛——哦——呣啊嘛——”那位首席女歌手唱着，她用爱的胜利者最后的爆发力唱出“呣啊嘛”，同时将那束乱蓬蓬的雏菊压在唇上，抬起她那双大眼睛，怔怔地看着那位忧郁的小浮士德·卡普尔那故作深沉的面容。他穿着一件紫色天鹅绒紧身上衣，戴着羽毛帽，正徒劳而努力地装出一副像那位天真的受害者一样纯洁真诚的表情。

纽兰·阿切尔靠在俱乐部包厢后面的墙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打量着剧场的对面。他正对面的是老曼森·明哥特太太的包厢，由于过度肥胖，她早已无法来听歌剧了，但在有时尚社交活动的夜晚，家里总会某些年轻的成员代表她出席。这一次，占据包厢前排座位的是她的儿媳洛弗尔·明哥特太太和她的女儿维兰德太太。坐在这两位身穿锦缎的妇人背后的是一个穿白裙的年轻姑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舞台上的那对恋人。当尼尔森夫人的那句“呣啊嘛”颤抖着划破了音乐厅寂静上空的时候（在那首雏菊歌演唱期间，各包厢总会停止交谈），一股粉色的热潮泛起在姑娘的脸颊，从眉间涌向她美丽发辫的根部，漫过她青春的胸部，一直到系着一朵栀子花的薄纱领的领线。她垂下眼睛注视着膝上那一大束铃兰。纽兰·阿切尔看见她戴着白手套的指尖轻轻抚弄着花朵。他满足地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又回到了舞台上。

布景是花巨资制作的，即使是那些熟悉了巴黎和维也纳歌剧院的人也承认这里的布景非常漂亮。从前景至脚灯铺着一块翠绿色的画布，中景的底层有若干覆盖着毛绒绒的绿色苔藓的对称小丘，邻接槌球拱门，上面的灌木丛形状像橘树，中间点缀着大朵粉色和红色的玫瑰。巨型的三色紫罗兰，比玫瑰花还大，和女信徒为时尚牧师制作的花型笔擦极为相似，它们从玫瑰树下的苔藓地里如春笋般涌出，一朵朵雏菊嫁接在玫瑰花枝上，预演着路德·伯班克先生[1]未来的园艺奇观。

在这迷人的花园中央，尼尔森夫人穿着白色羊绒衫，身上扎着淡蓝色绸缎，一个网状手提袋在蓝色腰带上晃来晃去，宽大的黄色织带在她那件棉质紧胸衫的两侧轻轻飘动，她低垂着眼睛听着卡布尔先生热烈的求爱。每当他通过语言或是目光极力地向她指明从右侧窗口斜伸过来的那座整齐的砖砌别墅的底层窗户时，她总是装出一副丝毫不理解他的意图的样子。

“亲爱的！”纽兰·阿切尔心想，他的目光又回到那位年轻的手持铃兰花的姑娘身上，“她甚至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注视着她那张全神贯注的年轻面庞，心中竟然涌出一种拥有者的激动，掺杂其中的还有他对自己男子气概的自豪，还有着对她那不可思议的纯洁温柔的敬意。“我们将会一起读《浮士德》——在意大利的湖边——”他心想，迷糊中把自己设想的蜜月景象与文学名著混为一谈，好像向自己的新娘阐释名著是他作为丈夫的特权。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梅·维兰德才让他猜出她“在意”（纽约人所认知的未婚少女认可的用语）他，而他的想象早已经越过了订婚戒指，订婚之吻以及从罗恩格林教堂开始的婚礼过程，勾画出在一个古欧洲令人沉醉的场景中，她静静地依偎在他身旁的场景。

他一点也不希望未来的纽兰·阿切尔太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希望她（在他朝夕相伴的启蒙中）养成一种机智圆滑的社交能力，使得她能够在最受欢迎的“年轻一族”的已婚妇女中保持自己的风格。在那些人中间，有一条公认的习俗，你既要吸引男性，又要时不时地泼他们一点冷水。假如他一早就对自己的虚荣心进行了深入探究（有时候他几乎已经做到了）的话，他就会发现，他潜藏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妻子跟那些已婚女士一样的圆滑世故，一样地渴望取悦于他。那些太太们迷人的魅力使他向往，让他在小小的焦虑之中度过了整整两年，当然，他没有流露出任何一丝脆弱的影子，尽管那差一点就毁掉了那位不幸人物的生活，并且打乱了他整个冬天的计划。

至于这冰与火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并且如何在这冷酷的世界里持续下去，他从来没有花时间去思考过；但是他满足于不加分析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这是所有精心梳好头发，穿上白色马甲，在扣眼中别好鲜花的绅士们的观点，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入俱乐部包厢中，友好地和他打招呼，然后带着批判的眼光把望远镜对准了那些作为这个制度产物的女士们。从思想和艺术方面，纽兰·阿切尔显然觉得自己比这些经过挑选的老纽约上流阶层更加优越，他大概比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读得更多，思考得更多，甚至见识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有缺点，但加到一起，他们就代表了纽约，并且男性团结一致的惯例使他在道德层面上接受了他们所有问题的原则。他本能地感觉到，若是在这方面一味地展现自己，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并且是非常糟糕的做法。

“哦——我的天啊！”劳伦斯·莱弗茨大喊道，突然把望远镜从舞台上移开。总的来说，劳伦斯·莱弗茨是纽约“形式”上的最高权威。他大概花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时间来研究这复杂而又迷人的问题，但是单单研究并不说明他有能力驾轻就熟。人们只要看看他，从他那前倾的光秃的额头到漂亮的金黄小胡子的弧线，再落到他那瘦削而优雅的身体下方——那双脚上穿着大大的漆皮鞋上，就会觉得，一个知道怎样随和地穿着如此贵重的衣服并且保持适度得体的人，对于“形式”的学识一定是出于天赋。正如一位年轻的仰慕者曾经这样评价过他：“如果有谁能够告诉一个人应该什么时候打黑色领带搭配晚礼服，什么时候不可以，那个人一定是劳伦斯·莱弗茨。”而在穿网球鞋还是漆皮“牛津”鞋哪一个更合适的问题上，他的权威从来没有被质疑过。

“我的上帝啊！”他说，然后默默地把望远镜递给了斯勒顿·杰克逊。

纽兰·阿切尔顺着莱弗茨的目光望去，惊讶地发现他的感叹是因为一个新的身影进入了老明哥特太太的包厢。那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比梅·维兰德稍微矮一点，棕色的头发在鬓角处卷成密密麻麻的发卷，绑着一条钻石发带。这个头饰给了她当时称之为“约瑟芬式”的造型。她一袭深蓝色丝绒长袍在胸下方用腰带夸张地束起，中间别一枚巨大的老式扣环。她穿着这一身不同寻常的衣服，但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引发的关注。她在包厢中间站了一会儿，与维兰德太太讨论在她前面右边的角落里占一席位置是否合适，然后莞尔一笑，跟对面角落的洛弗尔·明哥特太太，也就是维兰德太太德嫂子，坐在了同排。

斯勒顿·杰克逊把望远镜还给了劳伦斯·莱弗茨。全俱乐部的人都本能地转过身来，等着听老人有什么要说的。正如劳伦斯·莱弗茨是“形式”方面的权威一样，杰克逊先生是“家庭”方面的最高权威。他知道纽约堂表亲戚关系的所有派系，不仅能够清楚地说出复杂的诸如明哥特家族（通过索利家族）与南卡罗来纳州达拉斯家族之间的联系，以及老一辈的费城索利家族与阿尔巴尼·奇弗斯家族（绝不会与大学区的曼森·奇弗斯家族混淆）的亲属关系，并且还能列举每个家族的主要特点。比如，莱弗茨家族年轻一辈（长岛那一支）的人无比吝啬，拉什沃斯一家总是在婚配问题上做出致命而愚蠢的决定，再如，阿尔巴尼·奇弗斯家族几乎每隔一代就会出现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他们身在纽约的表兄妹们一直拒绝与其通婚——然而可怜的梅多拉·曼森则是一个不幸的例外，大家都知道她的母亲本身就是拉什沃家的人。

除了丰富的家族谱系知识之外，斯勒顿·杰克逊先生在他狭窄凹陷的两鬓之间，柔软而浓密的银发之下，还保存着过去五十年积攒在纽约社会平静表面下很多的丑闻与神秘事件。到目前为止，他的信息覆盖面积很广，而他的记忆也精准无比，所以人们认为只有他能够说出银行家朱利叶斯·博福特究竟是何人，还有老曼森·明哥特太太的父亲，英俊的鲍勃·斯派瑟到底发生了什么。后者结婚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了（带着一大笔信托基金），就在那一天，一个姿色美丽、曾在巴特利的老歌剧院让观众蜂拥而上、欢呼雀跃的西班牙舞蹈演员乘船去了古巴。但是这些谜团，还有很多其他的谜团，都被紧紧地锁在了杰克逊先生的心中。不仅因为他强烈的荣誉感不允许他重复传播任何别人私下告诉他的事情，而且他十分清楚，他谨慎周全的名声往往给了他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因此，当斯勒顿·杰克逊先生把望远镜还给劳伦斯·莱弗茨的时候，俱乐部包厢里的人显然在充满悬念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用布满青筋的眼睑下那双浑浊的蓝眼睛安静地审视了一番聚精会神的听众们，然后若有所思地动了动胡子，简单地说了一句，“没想到明哥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