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歷史中的細節

當然，無論如何，詩只是歌，只是樂，而不是思想史、社會史、風俗史，但這唱徹五百年的歌與樂中，卻包含了思想史、社會史、風俗史中最切近人生的一面。歡愉、憂戚、哀怨、憤懣，詩思中蘊蓄的人生倫理、信仰道德、價值觀念，乃至思維方式、情感意志，卻又是思想史、社會史、風俗史中精純的一章。而與史不同的是，詩且攜着思想的精靈、語言的精靈，穿越逝水流年，於是，在有意與無意的考古發現中，精神的與物質的閃光碰合在一起，若干散落的歷史斷章，竟因此可以編聯成篇—至少有了這樣一種嘗試的可能，即如前舉之例，而一些久已在生活中失去位置的舊日名稱，也在這文化遺存中相遇它曾依附之物，於是“名物”中曾經有過的活力，竟可以為這史的一章注入生命的氣息。

收在書裏的十九篇文字，在選題與編排上，原本暗示了一點兒分類的意思，如農業、建築、祭祀、射禮、音樂、服飾、天文，以及車與車戰、車與出征、車與田獵。但如此分類，不用說，很不“詩意”，當然更無法概括詩意。這樣一點兒暗示，只是想約略顯示詩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生活圖景，即史中飛揚的一面。雖然選擇了“名物”作題目，但終究仍是為附麗於“名物”的情與意、史與思所吸引。詩中其實沒有對物的純粹的欣賞，詩寫山川風物，也並沒有一種“無我之境”，山水草木、鳥獸蟲魚，“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文心雕龍·物色》）。物象，有時候是渲染出來的氣氛，有時候則浸漫如一片色澤，有時卻只是這一點那一點四處跳蕩的光和影，總由一綫詩思貫穿，成為一幅心的圖畫。總之，詩之“為物也多姿”，而由這多姿之物展示出一個紛繁的世界，更由這可見之紛繁而傳達出一個可會可感、深微豐美的心之世界。“物象”，歸根結底表達的是“心象”。而詩所特別具有的深致、委婉、溫柔敦厚的品質，詩之伸縮包容、幾乎具有無限潛能與張力的語言，正是由“物象”與“心象”的交織與混融來成就的。

從詩的創作手法來說，不論為興、比、賦下怎樣的定義，其初衷決不是使詩意變得隱晦，而是恰恰相反—“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藉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嘆，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沈德潛《說詩晬語》）。即直寫其事猶不足達意，故連類取譬，從幾面說來，總欲求其抒發盡致。故詩中更多的是用象徵手法顯豁情思，而不是以隱喻來迂曲詩意、隱約辭旨。因此，《新證》力求為詩之所興、所比，即詩所描寫精微的物象提供若干比較可靠的形象材料，雖然未必可以因此直達本心，但就對詩的理解而言，這比從文字到文字的疏解，可能會更覺切近，也許還可以解決一個兩個舊解沒有說清楚的問題。散亂在廢墟之上的五百年歷史，或者竟可以依憑這物象的復原，編綴起禮儀與人生曾經有過的一種誠摯與溫厚的結合。

青銅器的瑰偉，是三代之驕傲。不過鐘鼎彝器，究屬禮器，即便世族世卿之家，也多不作為日常生活用具。那一時代，切於日用而又包含了人倫道德、政治宗教，即禮之精神的，該是會聚眾藝於一身的車。駟馬車的製作，集中體現了青銅時代的工藝水平，裝飾的細節中，總迸露着點點智慧的光亮。流雲中的飛鳳與夔龍，寄寓着具體而微的儀文禮節，卻又是不時漫溢出來的活潑潑的生趣。車軛、車衡，衡、軛上的鸞鈴，車軾、車較、車後之鸞旂，又覆軨之冪、覆欄之圍，乃至輈尾之踵、貫軎之轄，車轂上的篆約，車牙上工巧細緻的銅飾，各樣材質，諸般工藝，精整密緻，配置合理，錯落紛紜中在在見得用心安排出來的燦燦鮮明。功能與美觀既湊泊得巧妙，一乘完全按照禮制裝飾起來的車，便依然是輕捷的，依然可以奔行如飛，馳突於戰陣⁽⁴⁶⁾。裝飾的講究，原不脫實用。詩便止須用着單微直湊的方法，樸樸實實歷數器物的名稱，已自有一番景致楚楚動人。而田獵、行役、出征，嫁娶、思歸、懷人，及“都人士”、“君子女”的風神行止，幾乎都與奔行之車相連。很可以說，詩三百，詩思一半在載驅載馳的駟馬車中，以是《新證》不免對詩中之車特存偏愛，說見《小戎》《車攻》《韓奕》及《附論》諸題之下。

詩的時代，幾乎一切莊嚴的、有限止的儀式之後，都接續着輕鬆的、無限止的歌與酒。莊嚴自然是真，莊嚴之後的放鬆，卻不是對莊嚴的否定，而是接續，只不過換了一個親切的方式。因此當日之宴飲，不妨說，是生活中的政治，政治中的生活。適應於政治需要的各種禮典具體而微，彷彿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而射御、祭禱，聘問、盟會，不論內政與外交，又無不依“嘉賓式燕又思”的宴飲而成。儘管記述這些禮儀的文字頗多令人不耐的繁瑣，但其中卻也正有着耀眼的精緻—這些精緻多半是在詩的時代完成。固然許多禮儀有着更為古老的來源，不過此際已經洗去原始的荒蠻，注入了禮樂文明的血液。它好像集中了那一時代能夠激動人心的一切；揖讓周旋、俯仰進退所體現的“禮儀”，車馬器用、被服裝飾所顯示的“禮物”，二者的結合，也幾乎達於圓融無間。莊嚴的禮儀維繫着封建與宗族秩序的穩定，所謂“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記·鄉飲酒義》），但能夠在緊張的娛樂中一展棣棣威儀，這娛樂，畢竟讓人滿足。“獻醻交錯，禮儀卒度”（《楚茨》），溫良恭儉中，依然是奢華；“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頍弁》），有節制的宴飲中依然漫溢着節制不住的狂歡。伴隨禮儀而行的旨酒、嘉餚、樂舞，仍不免激發禮儀中人生命的躁動與熱情。各種儀典之後的“無算爵”、“無算樂”雖然明載於禮書，但這“盡歡而止”的姿容與風情，卻只在詩中方覷得分明，說見《賓之初筵》題下。

商周時代，北方的氣候溫暖而濕潤。西安半坡遺址曾發現竹鼠和獐的骨骼，這是後世只生活於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的動物，秦嶺以北很早就絕跡了⁽⁴⁷⁾。那時候，野象和犀牛也活躍在北方⁽⁴⁸⁾，殷墟發現了象和犀牛的遺骨，甲骨卜辭有獲象和獲犀的記錄，婦好墓出土了雕鏤精緻的象牙杯。《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則西周時代淮水下游有野象活動。《鄘風·君子偕老》《魏風·葛屨》都說到綰髮用的象揥；西周北方青銅器中有不少鑄有象紋⁽⁴⁹⁾，陝西寶雞國墓地並出土形象生動的象尊⁽⁵⁰⁾〔1·7:4〕，西周北方生活的象，自然不在少數。《小雅·吉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何草不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便是喜歡生活在熱帶、亞熱帶潮濕密林地區的犀牛。捕獵犀牛，除食用其肉之外，尚有兩用：一是用它的皮製甲，二是用它的角製作酒具，便是《周南·卷耳》《豳風·七月》《小雅·桑扈》中說到的“兕觥”，青銅器中也還有兕觥的仿製品，如山西石樓出土的一件⁽⁵¹⁾。當時秦嶺北坡的森林大約十分茂密，《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即柑橘屬中的柚，梅即薔薇科杏屬中的梅。而毛傳所謂“條，槄；梅，柟也”，後世解詩者便多據此而將條別釋作山楸，梅釋作楠木，又或解條、梅為《召南·汝墳》中的條、枚⁽⁵²⁾。今人或有從舊釋者，以為柚、梅非終南所生，故比照今之《秦嶺植物志》，以條為石灰花楸，以梅為山楠⁽⁵³⁾，其實都不是詩中所指。柚與梅後世多生長南方，但詩的時代北方卻並不罕見。梅是先秦烹飪中常用的調味品，文獻多有記載，《左傳·昭公二十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便是這樣的比喻。楚墓的烹飪器中常常發現梅核⁽⁵⁴⁾，說明這用法不限南北，而陝西涇陽戈國墓幾座西周早期墓葬中的銅鼎，也多有梅核與獸骨同出。其中的一件銅鼎裏，便有梅核三十四顆⁽⁵⁵⁾，可知北方有梅，並且不必是珍罕之物。《爾雅·釋木》：“槄，山榎”，“柚，條”，則條只是柚的專名，與槄無涉。詩曰“有條有梅”，所舉正是生長在終南山中的兩種果木。那時候，這一帶林木蓊鬱，降水量也遠較後世為多，而這正是發源於秦嶺，造福豐、鎬兩京的豐水水量充沛的重要原因。

如前面提到的，詩把周人之務農追溯到后稷，或許帶有傳說的成分，但周人在由西向東逐步發展的時期，主要的生產活動，無疑是農業，這早已為考古發現所證實。牧與漁自然也同樣重要，為配置各種形制的駟馬車，良馬就不可以少，《鄘風·定之方中》因此用““牝三千”來表明國力強盛。“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小雅·無羊》用了體貼之心寫出牧事中的溫暖與親切；“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有騅有駓，有騂有騏”，《魯頌·駧》則以眼花繚亂的一片顏色寫出牧業的繁盛與興旺—西周前期器駒尊說到王行“執駒”之禮⁽⁵⁶⁾，適可與詩互相發明。《周頌·潛》“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卻不是專意描繪漆沮水邊的動人景色，所以下面接言：“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捕魚之具，曰罛，曰笱，曰梁，曰罶，《風》中一一提到。不過那時候的食用品仍然不很豐富，菜蔬更多半為野生—蘋蘩薀藻之菜均可羞王公、薦鬼神，由採集祭品、食物而不能不對花開花落有一種殷切之關心，以是詩人每於繽紛之草木三致意焉。

詩中鳥、獸、蟲、魚的分別，簡潔而明確⁽⁵⁷⁾。對蟲的生態習性尤其觀察細微，雖然有些名稱後世早已不用，很難確指究竟何種何屬，但從詩中的形態描繪中，仍然可以解得一個大致的類別範圍。總之，詩的時代，人與自然，是和諧的，卻更是功利的。以功利之心而猶有深情，此所以詩之為樸、為真、為淳、為厚，為見心見性之至文。草木作為興，常常是詩之靈感的源泉，但《豳風·七月》全以賦筆鋪陳菜蔬瓜豆，草木蟲魚於是也成為詩的脈絡與節奏。讀詩固可多識鳥獸草木蟲魚之名，但當日這渾樸本色的名稱後面，實在還有着“心的眼”。說見《七月》題下。

詩和詩的時代，都是古典的奇跡。精神的與物質的文明，在古老的土地上，創造了一片幾乎是一去不復返的燦爛與輝煌。於是它成為後繼者們永遠的理想—理想的制度，理想的社會，不在未來，而永遠在迢遠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這自然是一種偏頗，但這樣的偏頗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周人開創的基業，畢竟奠定了一個深厚的文明的基礎，雖然輝煌與燦爛中依然免不掉血與火的殘酷。經歷了開闢之艱辛的周人，禮制初建，純樸未失，天真未泯，而新鮮的理想，蓬勃的創造力；充滿開拓之信心的精神與力量，卻又帶了明智與嚴肅的敬畏之心；弦歌為諷激烈切直，而終始不失溫柔敦厚，這種種精神質素，鑄為詩之內容與形式的完滿諧和，性情與禮義、情意與功用的圓融合一。它是“第一”，也是“唯一”，故雖經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從無間斷的翻曬，而略無褪色，而依然存了一份“滄海月明”式的古老與新鮮。詩中之“史”，保存了歷史中的真實與記憶中的真實—這是《新證》注意比較多的部分；詩中之“文”，則會聚了文學之源頭所有的慧心與聰明，這裏雖然沒有專章涉及，但“我思古人”之情，卻因此而最與詩人拍合。

詩的文字原本隨身帶了音樂的節奏，只是它在太遠太遠的地方歌唱，不知道隔了這迢遙遙，是否真的聽到了它的弦聲叮咚？惟願同好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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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明珂《華夏邊緣·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頁225。

(2)　《大雅·烝民》；《魯頌·閟宮》；《小雅·何人斯》；《小雅·四月》。“奚斯所作”，毛以為作廟，韓以為作頌，而以“奚斯所作”為作頌，與《節南山》“家父作誦”及《巷伯》、《崧高》、《烝民》皆於篇終見意，文法相類，自以韓說為長。又漢《張遷碑》云：“奚斯贊魯，考父頌殷。”即用三家說。

(3)　誠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作為“六義”之一的“興”，乃是詩歌的原初的特質、原初的創作方式。“興”在詩三百中仍然保持了它的原始性格，並且是詩“之所以特別形成一種抒情文類的靈魂”，但是周人在使用“興”的時候，已是在用來“表達他們高度文明社會下高度自覺的藝術”（陳世驤《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頁249、256），而這藝術，早不是胼手胝足者的藝術。其事、其言，或有若干得之於田夫野老，而其思、其詩，卻未必成之於田夫野老。可以說，詩非出於民間，雖然它的創作方法有着歷史久遠的民間的淵源。朱東潤先生有《〈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一篇，從詩的本文入手，作了周詳的分析，認為，“大抵就《國風》所言地位、境遇、服御、僕從諸端，作詩者或自言，或言其關係之人，或言其所歌詠之人，要其所言者皆為統治階級之事，其詩亦自為統治階級之詩，《國風》如此，則大、小《雅》、三《頌》更可知”（《詩三百探故》），論據很是充分，推闡亦合理合情。亦如文中所言，與詩並行於當時的民間謠曲自然不是沒有，且零星見於先秦典籍，而以之與詩為對比，正可見出思索安排之判然有別。若以“民間”概指“勞作者”，則當日之“民間”，是怎樣的生存狀態？西周時期，“五夫”之價等於“匹馬束絲”（曶鼎銘），可以用來買賣交換，這是不必說了；普通居民，從西周金文中所反映的情況看來，則有各種身分等級，如眾、庶人、臣（或臣妾）、僕、庸、馭，等等，其中屬於庶人以下至馭的一類人，亦可合稱為人鬲（大盂鼎銘）。這些名稱之上，常常冠以“王”或“夷”，如王臣（大盂鼎銘）、王人（宜侯簋銘）、夷臣（簋銘）、夷僕（靜簋銘），等等，這可以算作夷、夏之別；此外，又可以按照居住地點分作邑人和奠（甸）人，這是國、野之別（李零《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頁661）。但無論哪一種劃分，這些民人總是可以隨着其他種種錫物一起錫與受命者，也可以在訴訟糾紛中作為賠償物之一，給與勝訴的一方。至於普通居民居住情況之簡陋，由灃西的張家坡居住遺址可見一斑。這樣的生存狀況，與詩中所描寫的境界與精神，似乎相差很遠。並且，當時社會地位的等級差別是以貴族與非貴族來劃分的，所謂“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宣公十二年》），由此而造成一種嚴格的距離；而“官方”與“民間”，似乎還沒有成為一種分別的標準。重要的是，這樣一種等級劃分、這樣一個嚴格的距離，不僅為統治者一再強調，而且為一般民眾所接受、所持有（何懷宏《世襲社會及其解體》，頁97）。可以說，“當時的政治與文化，都以貴族為中心”（雷海宗《中外的春秋時代》，頁242），恐怕還沒有平民意識的覺醒，“直要到孔子出來，始為中國史上平民學術之開始”（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頁76），那是春秋中葉以後，而詩的創作時代已經結束了。

(4)　潘重規《〈詩經〉是一部古代歌謠總集的檢討》頗論及此，其中言道：“三百篇創造之始，即與政治教化有關；創造完成，即為政治教化之工具，此一政治教化之工具，即由國史樂官採錄，政府官吏保存、教授、推廣，此孔子以前《詩經》形成之實況。明白了這一點，才知道《詩經》為甚麼篇篇皆與政教時事有關，為甚麼篇篇皆表達了美刺的意見”（頁59）。這看法自有道理，惟稍嫌絕對。

(5)　鄭樵《六經奧論》卷三：“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大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規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

(6)　“正歌”之用，多見於《儀禮》。正歌，則指《頌》、大小《雅》、《周南》、《召南》中的首三篇，“三篇連奏，一詩一終，條理井然，不可增易”（《詩古微·詩樂篇一》），如《儀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即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也。二南中的六篇，每用於鄉射禮、鄉飲酒禮、燕禮，故又稱“鄉樂”，《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注：“鄉樂者，《風》也，合金石絲竹而歌之。”依《儀禮》節次，正歌的過程屬各種典禮的儀式部分，氣氛莊重而儀節繁縟，鄭玄所謂“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儀禮·鄉飲酒禮》），這一程序，直到合樂之後，“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同上），方為結束。以下，則為燕，即坐下來食肉飲酒，乃為娛樂。此際仍有樂，便是正歌之外的散樂，禮所謂“無算樂”也。其詩皆在“變風”、“變雅”，“則又於燕享無算樂中而或有諷刺之事焉”（《詩古微·詩樂篇一》），《左傳》中，便頗有這樣的故事。何定生《詩經今論》：“若典禮之樂章相當於《詩譜》所謂‘詩之正經’的詩篇，詩無算樂之必屬於‘變風’、‘變雅’也是顯然的事。我以為若漢人正變之說果真有所授。則其一部分理由即在此。”（頁174）

(7)　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古詩說摭遺》，頁84～91。

(8)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一），頁71。

(9)　何定生《詩經今論·詩經的解釋問題發凡》，頁205～217。

(10)　詩人之志，本也；太師之職、聖人之志、經師之業，末也。見《詩本義·本末論》（卷十四）。

(11)　史念海《藍田人時期至兩周之際西安附近地區自然環境的演變》，頁70。

(12)　《禹貢錐指》卷十七（頁630）。

(13)　盧連成《西周豐鎬兩京考》，頁120～121。本文圖1·1取自此文。

(14)　同上，頁126。

(15)　胡謙盈《豐鎬地區諸水道的踏察》，頁191。

(16)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國不恤周宗之闕”，《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周宗猶宗周，均指周王室。

(17)　“宗周”、“周宗”，鄭箋均曰“鎬京也”，《雨無正》孔疏：“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為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

(18)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頁623～624）。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長安西發掘簡報》，頁76。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陝西長安灃東試掘簡報》，頁412。

(2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鎬京西周宮室》，頁52～55。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頁253～257。

(23)　盧連成《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早期階段》，頁232。

(24)　“土中”又稱“地中”。《周禮·地官·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國焉。”時用圭表測日影，八尺之表，夏至正午時，表影長一尺五寸的地方即為“地中”。《大司徒》鄭注引鄭眾說，合此條件者，“今潁川陽城地為然”，賈疏則稱“潁川郡陽城縣（今河南登封）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然則何以未建都陽城？賈疏：“武王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仍在畿內。”

(25)　李學勤《令方尊、方彝與成周的歷史地位》，頁208。

(26)　李學勤《成周建設論》，頁210～212。

(27)　何尊銘文各家釋讀或有不同，此用李學勤釋。

(28)　陳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與王城》，頁389～390。

(29)　葉萬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頁74～76。

(30)　張劍《從建國以來出土的青銅器看西周時期的洛陽居民》，頁188。

(31)　葉萬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頁75。

(3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頁384，圖一六。

(33)　陳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與王城》，頁388。

(34)　《禮記·樂記》記述《武》舞之六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昭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這裏表現的都是開國前後的幾件大事，次序分明（周、召分陝，在成周既建，正好標誌了一個階段的結束）。

(35)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1。

(36)　劉敦願《試論古代黃淮下游之與江漢地區間的交通關係》，頁685。

(37)　后德俊《楚國的礦冶髹漆和玻璃製造》，頁5；劉詩中《中國早期銅礦初步研究》，頁204。劉文舉例云：一九七六年殷墟婦好墓出土四百六十八件青銅器，總重一千九百二十五公斤，若剔除錫的成分，僅這一座墓的青銅器，便需要八噸多銅礦石。

(38)　龐懷靖《跋太保玉戈》，頁260～261，圖一、二。本文圖1·4據徐錫臺、李自智《太保玉戈銘補釋》一文中的銘文摹本。銘文之隸定，從蔡運章、郭引強，見《論太保玉戈銘文及相關問題》，頁343。

(39)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頁139。

(40)　而據中國國家博物館今年入藏的西周晚期柞伯鼎，是周公也曾南征。鼎銘紀號仲誥命柞伯時追溯乃祖事跡，曰周公曾“廣伐南國”，此與《逸周書·作雒解》中說到的周公“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七邑”，適可互證。熊、盈族所在即淮水中下游地區，亦即鼎銘所云“南國”範圍之內。據朱鳳瀚《柞伯鼎與周公南征》，頁71。

(41)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頁63；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27。

(42)　丁山《召穆公傳》稽核詩、史傳、周金，於傳主事跡考證頗祥，見《歷史語言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頁89～100。

(43)　後申、呂歸楚，楚也同樣視其為門戶。《左傳·成公七年》：“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

(44)　《傅斯年全集·詩經講義稿》：“在周朝最盛的時代開闢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軍的重地……這一片有直屬於王室者，有分封諸侯者，直屬於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諸侯統於召伯者曰召南。”（頁225）不過，曰“直屬”，曰“分封”，這意思表達得似乎還不是很明確，這裏採用了李朝遠《西周土地關係論》中的說法，即一為“分封諸侯”，一為“冊命諸侯”，前者“是本無其土其民，通過分封制的途徑從天子處受民受疆土而成的諸侯”，後者則“是周邊方國首領，懾於周王朝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而拱手稱臣，天子往往在不改變方國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制度、版圖戶籍的情況下冊命方國首領為諸侯”，“它僅僅是對現狀的有限承認”（頁63）。

(45)　商志等《江蘇丹徒背山頂春秋墓出土鐘鼎銘文釋證》，頁53～54。

(46)　自《續漢書·輿服志》依《周禮》天子五路之說，將玉輅定為帝王用車之後，此制一直沿用至清。但曾以繫駕方式之優越而領先於世界的中國古車，在乘轎之風大盛、且愈演愈烈之後，不僅造車技術乏善可陳，且古代車制也漸失傳。玉輅雖依古制而定，卻實在無法復古。《宋史·輿服志》記南宋紹興玉輅“前有轅木三，鱗體昂首龍形。轅木上束兩橫竿，在前者名曰鳳轅，馬負之以行；次曰推轅，班直推之，以助馬力。橫於轅後者名壓轅，以人壓於後，欲取其平”，“駕青馬六”，“駕士二百三十二人”，其中左右挽索者即百二十八人。遼寧省博物館藏宋人《鹵簿玉輅圖》留下了大體近於寫實的形象：一乘按照“古禮”裝點起來的玉輅，早是一件綴滿儀文禮節而卻寸步難行的龐然大物，盡失車所應有的一切實用功能。因此，不能不教人對詩中的車特存偏愛。

(47)　史念海《藍田人時期至兩周之際西安附近地區自然環境的演變》，頁76。

(48)　文煥然等《歷史時期中國野象的初步研究》、《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頁185～188；頁220～223。最早把這作為一個問題來研究的，是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不過文曰象之南遷自西周成王始，似不然），近有王宇信等《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討》（頁467～489）依據此後陸續發現的考古材料，對此作了更深入的討論。

(49)　如山東濟陽縣劉臺子西周逢國墓中出土的象足方鼎（《中國文物精華》，圖版五五），河北邢臺市葛家莊西周墓所出裝有象形籥的銅戚（同上，圖版五六），北京房山縣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出土的乙公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圖八七：A、B），等等。

(50)　盧連成等《寶雞國墓地》，圖版二○三，彩版一八。

(51)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281～284。

(52)　二說之非，姚炳《詩識名解》卷十五“條”下、卷十三“梅”下，俱已駁之，然以“條、梅皆西北所罕見者，惟罕見，而終南有之，此所以堪誇耳”，則不確。

(53)　吳厚炎《詩經草木彙考》，頁290。

(54)　如包山楚墓出土的十二件陶罐，罐內裝有梅、炭化植物、鯽魚等。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頁198～199。

(5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國墓》，頁50、62、102、135；鑑定驗明這是薔薇科杏屬的梅。

(56)　郭沫若《盠器銘考釋》，頁2。

(57)　鄒樹文《中國昆蟲學史》，頁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