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关本研究报告的说明

（一）概念说明

首先，本报告调研的主体、重点是公务员群体，主要对当前中国行政人员即公务员的道德状况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重点对政府组织主体的行政机制伦理进行研究。

其次，本报告将研究对象定位为“公务员道德”，以此区别于“公务员职业道德”。从内涵和外延上来说，公务员道德包含公务员职业道德，但又不局限于公务员职业道德。同时，公务员道德也不同于普通人的道德，而是对公务员这个群体在当今社会所持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研究。从具体路径上来说，本研究报告包括两条路径：一是在对公务员道德现状进行研究时，是将公务员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一个从事公务员职业的个体，研究其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面临的道德环境以及个体所持的道德观念、所具备的道德品德、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等现实问题。二是在对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对策上，是将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因而更多地研究当前中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状况、面临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因此，报告中涉及的“公务员道德”概念，有时指个体的公务员，有时是群体的公务员。

最后，本报告对公务员道德的研究框架。公务员道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本报告在形成研究框架时，主要是从公务员道德建设的现实出发，从主观方面致力于培育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价值和品德，从客观层面致力于建构合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与公务员成长要求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道德文化。因而，本报告研究对象涉及公务员道德价值观、公务员道德规范、公务员道德品德、公务员道德文化四个方面。道德价值观侧重于研究在目前以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哪些因素对公务员的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公务员对待善与恶、荣与辱、义与利等道德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取向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道德规范则侧重于研究伦理法规和道德规范这两个层面，主要是对当代中国有关公务员道德建设的一些现实做法进行梳理和研究；道德品德则从公民品德、职业道德和发展品德三个层面对公务员个体的道德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道德文化则重点对当前中国社会公众对公务员道德的期待与公众参与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

（二）研究方法

对公务员道德的研究大致有两类：描述性、实证性的和规范评价性的。对于前者，公务员道德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公务员道德现象（公务员道德事实或道德观念），其研究任务主要在于揭示和诠释存在于实际行政生活中的各种或显或隐、或明或暗的道德思维推理根据、过程和观念。与此相应，规范评价性的公务员道德研究更加重视对现实行政生活中的各种道德立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评价，强调对现有的公务员道德中存在的不理想的状态进行批判和改进。就我国相关公务员道德研究看，大多数都是规范评价性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务员道德事实上被不同程度地简化、缩略。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学科性质使然，因为公务员道德的核心任务是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价值基础进行讨论，并对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进行评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多数相关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偏好使然——注重价值反思和偏好规范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行政管理者一般都较侧重做一些理论的定性判断或者出台一些制度化的管理规范，而较少地对公务员道德的现实特别是公务员道德的文化土壤等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证调研，公务员道德研究往往沦为抽象的说教、浅层的评价、简单的判断。因此，我国公务员道德的研究，必须超越“概念化”的应然规范研究，积极开展描述性、实证性研究。因为“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在提出理论性的主张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在经验上对理论性的主张进行检验和评估”。描述性、实证性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公务员道德现实，而且有利于反思和验证既有的公务员道德理论——这对于考察欧美式政治与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特别重要。

本研究报告借助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工具，总体性地对我国公务员的道德现状进行了调研，包括公务员的道德价值观、道德规范建设状况、道德人格与品德状况、公共服务动机。与现时代反腐重要任务相适应，本报告特别对公务员的廉政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此外，本报告在研究过程中，也有针对性地对公务员进行了大量深度访谈，对公务员的管理实践进行了调查，提示其道德推理和价值选择的依据，进而成为设计问卷、分析问卷和进行研究的基础。因此本研究报告并不只是通过调查数据对公务员的道德现状进行描述，而是在现状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第一，关于问卷设计。针对公务员这一群体的问卷设计涉及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回答道德问题时很容易把“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和“自我选择”混在一起，因而会产生一些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自评和他评不完全一致的调研差异问题。

第二，本报告的研究对象“公务员道德”有别于“行政伦理”，加之学界已有较多理论演绎式的“行政伦理”理论成果，所以本研究报告不作思辨式和理论演绎式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对象的特质上说，还是从本报告研究的宗旨上来看，我们力主更多地进行描述性、实证性分析。

第三，本报告虽然侧重数据调查基础上的描述研究，但如果不对数据显示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和理据进行分析，就很难了解其本质，描述性的研究价值就不能很好体现。因而，本报告试图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

第四，问卷设计中，除了设计针对公务员群体问卷外，还设计了针对公务员的服务对象，即社会公众的问卷。通过对公务员群体与非公务员群体对相同问题的回答进行比较分析，突出道德领域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性与分离性，这是本报告的特色之一。

（三）调查样本

自2013年以来，围绕公务员道德价值观、公务员道德规范、公务员道德品德和公务员道德文化四个主题进行调研，我们进行了历时三年的全国范围的调研，形成了五个调查报告。第一个报告是针对这四个方面的总体调研，其他四个报告是针对目前公务员道德领域最为重要而有针对性的四个方面所做的调研，包括：公务员道德价值观变迁的调研，公务员道德规范的调研，公务员廉政道德的调研，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调研。其中，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调研是在北京市处级以下公务员中进行的，其他报告多在全国范围开展。样品选取采用的思路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取一些地区，其中有城市，也有农村；有省会城市，也有直辖市。

调查以公务员群体、社区居民、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国有企业职工等四个群体为对象，在整体框架一致的前提下，针对公务员群体与非公务员群体不同情况设计问卷，分别召开座谈会。2013年的调查样本来源于黑龙江省、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共发放问卷2000份，收回有效问卷1824份。调查对象分两类群体：一类是公务员群体（均为各省市政府的处级或科级公务员，少数样本来自局级干部），人数为1400人，收回有效问卷1254份；另一类是非公务员群体600人，包括各省市社区居民和高校教师，收回有效问卷570份。为了了解近两年公务员道德的变化，2015年下半年又将四个调查报告中比较典型的问题抽取出来，形成一个问卷，在北京地区开展了相关调研。

此外，团队主要研究者长年从事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2011年国家公务员局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201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以来，累计为大约5000名不同层级的公务员开设公务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的课程。课程采用了专题研讨、辩论等多种形式，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记录了大量公务员在课堂上对道德问题的观点和看法，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依据。

（四）整体框架

对公务员道德的研究，首先涉及的就是对公务员道德这一现象进行分类的问题。这是研究公务员道德的出发点，也是整个研究的整体框架。

分类意指假定世界是由各具特点、互不相连的实体所组成，然后假定每一实体各有一组自己所归属的相似或相近的实体。然而，现实情景并非按照理性逻辑发生和展开的，“情境或是不同于任何用语言区分的类别，或是同时落入几个类别”，这即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矛盾性理论所揭示的现代性的无穷的困局和两难。其“困局”在于，分类旨在提供秩序，然而却导致了矛盾性无序的产生。鲍曼说：“行为是通过类别划分的匀整性、定义边界的准确性和客体归类的明确性来衡量的。然而，这类尺度的运用以及它们所监控的活动的进展是矛盾性的最终源泉。”“尽管矛盾性是源于命名/分类冲动，但是与它的斗争却只能通过更加准确的命名以及更加精确定义的类别来进行。……所以，对矛盾性的斗争既具有自身毁灭性也具有自身推进性。”

应当说，无论如何分类，都会有一些矛盾和不准确之处。面对这种困局，有四种选择：（1）执着地追求建构“一种包容一切文件的、宽敞的文件柜”；（2）将既有分类中的一种设为分析框架；（3）采用某种较为广泛的、分类标准逻辑不严谨的框架；（4）放弃构建整体分析框架。经过比较权衡，本报告选择第三种方案，即采用一种分类标准并不十分严谨的框架，这样既可以避免陷入追求尽善尽美的框架的困局之中，也不至于因放弃建构整体框架而使整个研究报告松散而失去了整体性。

为此，本报告把公务员道德分为四类：道德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品德、道德文化。虽然很难为这四类涉及公务员道德的现象找出一个严格的标准，相互之间也有交叉和包含之处，但这四类现象基本上涵盖了目前公务员道德现象，也比较符合本研究报告的目标。此外，对道德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品德、道德文化各个因子结构的划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能选择目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和重点领域进行归类。对各类道德现象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社会、组织以及个体三维度。从社会因素来说，主要调查和讨论经济关系、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社会风气四个因素；就组织因素来说，主要调查研究组织制度、组织文化和职责安排三个因素；就个体因素而言，主要调查和分析家庭背景、个性特征以及精神因素三个方面。

基于这一分类，本报告问卷设计的主题结构覆盖如下问题领域：公务员道德价值观，公务员道德规范建设状况，公务员理想信念问题，公务员道德人格与品德，公务员道德文化的现状、原因与培育，公务员廉政道德状况，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公务员道德问题，公务员道德建设途径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