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艺/术
《阿姐鼓》原本是在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妹妹跟着藏羚羊去寻找从未谋面的姐姐。有一位老人告诉她，听见有鼓声响起的地方，就是姐姐在召唤你，因为姐姐已被奴隶主制成了一面人皮鼓……
何训田先生创作的歌曲《阿姐鼓》，不知是否源自这个古老的传说，但这组歌曲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深受藏族同胞喜爱。
朋友张坚把这组歌曲介绍给我，那是由朱哲琴演唱的《阿姐鼓》版本，将通俗唱法结合了藏族民歌的腔调，演唱得非常感人，有很生动的形象感。歌声使我眼前出现了辽阔的青藏高原，蓝天白云与蓝宝石般的湖水……感动之余，我决定根据这组歌曲拍摄电影艺术片，并邀舞蹈导演崔巍同行，鼓动她合作创作一部舞剧。巧的是，她的朋友也向她介绍了这部音乐，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谁知，这次赴藏拍摄与采风，却使我们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我与拉萨的朋友们，包括西藏电视台导演德巧、西藏著名作家扎西等一行十几个人同行。拉萨市委宣传部提供了两辆越野车和一辆给养卡车。于是，我们开始了这趟行程4000多公里的“探险之旅”。
20多年前，去珠峰与阿里等高海拔地区的条件极其险恶，就连与我们同去的藏族同胞也从未走完过此程。
这部片子的主角朱哲琴前期已来到了拉萨，但她参加了哲蚌寺的晒佛仪式后，还没等开拍，就因急事匆匆赶回上海了。我们只好临时请西藏歌舞团的格珍担任主角。
1989年7月摄制组在拉萨河边与德巧合影
在拉萨拍完夜景，已经黎明了。剧组的摄影师高原反应强烈，组里又抽不出人照顾他，只能让他只身赶回杭州。至今回想，我都觉得对他充满歉意。
为赶时间，等天一亮我们就立即出发，拍摄的第一站是珠峰。途经日喀则，格珍盛情邀请大家去她家做客。那是典型的藏式人家，格珍父亲身材高大，眉宇间透出一股藏族男子惯有的坚毅与热情。
格珍虽然是跟剧组途经家里，但在逗留的短短两个小时中，她里里外外忙碌着，一看就知道是个孝顺与温柔的女孩。后来在珠峰拍摄时，她的戏需要在海拔5000多米处奔跑，拍摄了第一遍后，我不忍心再让她跑第二遍了。
格珍却问我：“导演，满意吗？我还可以跑的……”
她这一句话，就把我弄得热泪盈眶。
夜晚，我们就住在珠峰大本营附近的绒布寺招待所。绒布寺可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用木板搭成的大通铺，除了在木板上铺了些不知名的干草外，什么也没有，还好我们都带了睡袋。要命的是，高原反应使大家一点睡意都没有，大家都眼睛睁得大大的，只有我睡得很香，还打呼噜。组里的摄像因高原病回内地了，只能由我亲自扛机拍摄。当时碰到登山队的摄像师，他带着轻型摄影机，笑我：“萧导演，你太牛了，这么重的机器你都扛上来了……”我们没有经验，带的摄影机足有二十斤重。扛了一天的摄影机，又缺氧，那晚，我与其说是睡着了，还不如说是昏过去了……
1992年8月“雪顿节”拍摄哲蚌寺晒佛
第二天黎明时，我醒了，而这时候，其他人都躺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悄悄出门抬头仰望，天空中仍布满密密麻麻、似乎随手可摘的大小星星，月亮也高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可是，令我心灵颤抖的是从云雾中露出雄姿的珠峰之巅；被藏在地平线下的太阳，把一点辉煌的金色点缀在了山巅。
这罕见的景象，壮美之极！我像疯了一样，来回跑着，喊叫他们：“快起来啊！看珠峰！珠峰！”那一刻，头疼、呼吸困难、胸闷统统感觉不到了。那种奇观不但使人震撼，还使人突然意识到在这宇宙天穹下，原来自己是那么的渺小，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在海拔近9000米的珠峰下，我们向生命极限挑战，如此艰辛、冒险，却是为了艺术，值吗？我在心里，好像突然给自己提出一个“艺术与生命”的命题。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趟珠峰的艰难之行中，非常意外地找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远古海洋生物化石。
1992年8月在珠峰下拍摄电视艺术片《阿姐鼓》
从珠峰下来，我们路过一家路边小店，里面只有两张桌子招待客人。有几个当地的孩子，围着我们上下打量着……忽然间，我见到一个孩子手里握着一块类似化石的东西，这使我浑身一震，忙要过来一看。没错，是海洋生物化石！我急忙问他：“还有没有？”这一问也不知他听懂没有，反正是把他吓得一溜烟跑了。
正在我失望时，孩子带着他父亲进屋来，提着一个小布袋子。我一看，布袋里装满了海洋生物化石。结果，我只用了20块钱就都买了下来。
我问：“这是在哪里发现的？”
孩子父亲毫不在意地指了指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脉……
离开珠峰，我们开始从北线进入阿里无人区。渺无人烟，但那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给人太多的想象……远处有奔跑的藏羚羊、野驴，竟然还出现了几只毛色油亮的大“狗”，跟着我们的车追赶着。
我说：“怎么有狗啊？有狗一定有人住在附近啰！”
德巧笑了：“这哪里是狗，是狼啊！”
可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狼，一身浅黄色皮毛看上去非常干净、柔软。它们不怕我们，好像还面带微笑看着我们呢！
晚上，我们只能在无人区宿营。从给养卡车上拿下帐篷，大家忙着扎营。谁料，刚一会儿，还没等点燃篝火，草原上就突然刮起狂风，差一点把帐篷都刮飞了。大家死死抓住绳子，才把帐篷拉住。
这一晚，我们只好分散睡在车里。
半夜，车外的地上，那些空罐头发出声响。我起身借着月光一看，天啊！狼群已经围住了我们的车，时不时地瞪着发绿光的眼睛看着我们。我倒不觉得这些狼面目狰狞，它们看上去有些像一群淘气的孩子们。
后半夜，风停了，大家也没了睡意，等天一亮，啃了几口方便面准备出发。
这时，崔巍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了，任何食物吃下去都被呕吐出来。随行的医生诊断后强烈建议她返回拉萨。
睡在给养卡车车厢最里面的藏族小伙子也呼吸困难，嘴唇发紫，脸色极难看，因为越靠近车厢里面，氧气就越少。
我决定派出一辆越野车将病人送回拉萨，其余人继续朝狮泉河进发。
崔巍已经严重脱水，但她虚弱而坚定地说：“已经到此，我绝不回去。”
我把医生拉到一边问：“情况可以坚持吗？”
医生说：“有风险，如要坚持走下去，要输液，还要细心观察。”
这时，我心想，世界上可能很少有艺术家会如此严峻地考虑“艺术与生命”这样的命题，而我确实面临了。
我和医生商量：“再观察一天，看情况再决定吧！”
医生说：“也好，再走一天离狮泉河就近了，那里医疗条件还是可以的。”
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度活动，还要拍摄，身体要承受极大的挑战。哪怕为选择好的机位，多走几步，都极其艰难。
车队又连续行走了3个小时，突然，司机说：“太累了，停车歇息会吧。”说完，他就推开车门，人像被弹簧弹射出去似的，倒头躺在地上深呼吸起来。
我偷偷一看表，海拔5400米。这可不是累了，是高海拔使人承受不了了。此地绝不宜久留，我没敢告诉大家地处的海拔高度，怕引起精神紧张，只能“残忍”地催促大家继续前进。
那一晚，连医生都受不了，倒下睡去了。我只好整夜守在崔巍边上，观察她的身体状况，为她输液。这一晚使我终身难忘，不是因为缺氧与疲惫，而是因为我要承担的责任太大了。
1992年8月在西藏阿里无人区
还好在第二天的路程中，海拔开始降了。我们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发现了一缕炊烟。不一会儿，一顶黑色的帐篷从地平线上露了出来。好几天没见人烟了，这突然的发现，让我们感到一阵惊喜。
帐篷里住着一对年轻的藏族夫妇，他们有两个孩子，小的可能还没满周岁，被母亲抱在怀里。奇怪的是，他们居住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表情却是那么淡定、安详。男主人估计不到30岁，很英俊。他妻子是典型昌都一带妇女的形象，闪亮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漆黑的头发与额上，装饰着绿松石和红玛瑙。帐篷里只有那口铝锅能显示出时代的特征，除此，就很难判断他们生活的年代了。
女主人为我们泡了奶茶。我们送上罐头回礼。谁知男主人拿出一袋子“钱”，里面有多个国家的货币。看来我们是踏上了一条“朝圣”之路，有不同国家的“朝圣者”曾光顾过这里。我们比画着告诉他，这些罐头是送给孩子的。女主人还拿出她织的羊毛袋子送给我们。
他们说的语言，连同去的藏族同胞都很难听懂。德巧说：“他们的语言可能是原来古格一带的方言。”
在这茫茫草原上的一座牦牛毛织成的帐篷里，我们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似乎那对夫妇与我们已相识很久很久，那是一个温馨的家……
《阿姐鼓》剧照
我们已走得很远了，崔巍仍朝远处瞭望，用虚弱的声音说：“你们看，他们怎么还在望着我们呢！”说完，忍不住轻声抽泣起来…….
我回转身，见到远处女主人伫立在帐篷外。身边的孩子扯着母亲的长袍。她长袍的另一边被风掀起，怀里仍抱着婴儿在目送我们，久久地挥动着手臂……虽然已经离得很远了，但我好像仍旧能够看清她脸上灿烂的笑容。
我猜，崔巍留下眼泪不仅是因为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遇见了那对夫妇和孩子吧。她为他们生命的倔强而感动，她肯定还会想得更多，因为，她也是在用生命与艺术，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
我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使我深深感受到了，其实深广无穷的宇宙是在亲近我、扶持我；纯洁无邪的人性在感化我、温暖我。其实，不用刻意地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源泉，只要有真诚的心灵与发现美的眼光就足够了……
2001年，舞蹈诗剧《阿姐鼓》首演成功，引起轰动，被当时的中国舞协主席贾作光先生称作藏族舞蹈的一个新里程碑。同年，在西藏自治区文艺工作者大会上，时任自治区书记旦增说：“为什么我们藏族题材的作品，却由汉族文艺工作者创作得那样成功呢！”
1998年12月2日荣获第七届亚洲（日本）电视节评委会特别奖
这恐怕就是“生命与艺术”对话的最好答案之一。此外，电视艺术片《阿姐鼓》获得了广电总局颁发的电视文艺“星光奖”，并在日本获得了第七届亚洲（日本）电视节评委会特别奖。大会给获奖者5分钟发表获奖感言，而我在会上却滔滔不绝地讲述了15分钟。
会后，刚走出剧院，见到一位日本中年妇女在等我。她对我深深地鞠躬，告诉我片子里藏族妇女那种热爱生活、对信仰真诚与执着的态度深深感动了她。尤其是片子中那一位满脸皱纹带着灿烂微笑的老奶奶，艰辛与坎坷，仍然不能阻止她对新生活的向往。那位日本妇女说，她过着非常富足而悠闲的生活，但是总是没有幸福感。今天她在这里等我见面，就是要告诉我，这部片子让她找到了如何在生活中寻得幸福的方法。她感谢我，要我在入场券上签名。我写了一句：幸福在等待着你！当翻译告诉她时，那位日本妇女的脸上，顿时也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我在珠峰下给自己提出的“艺术与生命”的命题，此时，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论了，于是，我暗暗地笑着对自己说：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