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如何养成社会学思维？

认真阅读社会学史上那些经典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细细追索、体味、沉潜于经典大师们的思维过程，应该是在接受学术训练过程中慢慢养成社会学思维的重要途径，甚至是最基本的途径，可能也是每一个社会学老师都不会忘记强调的途径。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在此还要特别强调几点。

（1）感悟发现价值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形成真切的问题意识。

缺乏真切问题意识的所谓研究，即使方法使用得再娴熟，数据掌握得再丰富，形式打磨得再漂亮，也只是“精致的平庸”，或者说，装腔作势的平庸。而真切的问题意识，是在根本性的价值关怀——当然这里指的是一种区别、超越于个人欲望、一己私利的价值关怀——和社会现实的张力中产生的。当你发自内心地珍视的价值同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发生冲突紧张时，真切的问题意识就产生了。这里的“真切”，既指相对于研究者内心世界的“真诚”，即他对问题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也指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前者要求研究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信守不贰的价值立场的人，后者要求研究者既要投入社会、感受社会、关注社会，又能出乎其外地观察审视社会。只有怀抱这样真切的问题意识，才可能实现研究过程中激情与理性、热的投入和冷的思索的结合平衡。回顾社会学史上的那些大师们，可以发现，他们也正是在价值与现实的张力中形成了他们的核心问题意识。托克维尔所珍视的根本价值是自由，而他面对的社会现实发展趋势是与自由构成紧张的平等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到来，于是，如何实现自由的平等构成了他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希望看到所有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都能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是现实的资本主义体制却处处阻碍、扼杀着人的自由实践在既有客观物质条件下原本可以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两者的张力促使他去探索考察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外壳的来龙去脉；涂尔干关心“社会必须成为社会”，但现代社会的分化却对“社会团结”构成了深刻的威胁，于是，必须探讨“现代社会如何可能”；韦伯追求一种使生命有所寄托的积极意义或价值，或者说，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以成就一种“人格”，但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工具理性的盛行当道却掏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于是，韦伯问：在现代世界中，每个人如何找到自己生命的守护神？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但在他开始步入学术生涯时面对的却是中国在内外交困中民生凋敝、社会破败，于是，他的根本问题就是，置身于现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中，中国如何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社会？……

实际上，在韦伯的“价值关联”这一概念中，本身即已蕴含着在价值与现实的张力中形成问题意识的意涵。不过对此表达得更为明确的，则是米尔斯：“在我们的时代，公众的主要论题是什么，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又是什么？要表述这些论题与困扰，借助描述我们这一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要问：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我们必须要问：其中可能包含结构中的什么突出矛盾？”

（2）培育、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

当然，普通人也会感受体验到价值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但是，在普通人那里，在这种张力下产生的通常只是个人的困扰，而不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在普通人那里，张力所导致的问题通常限于个人一己的疑惑苦恼，而不能转化成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要将个人的困扰转变为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还需要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就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想象力”是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它通过将个人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历史、社会结构和运行状态相联系，从而穿透日常经历之表面的杂乱无章，而“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阐明男女众生的种种心理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或者，用鲍曼的话说，所谓“社会学想象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的转换技艺。

米尔斯指出，历史上那些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经典社会分析家，不论其研究思考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总是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了培养、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也应该经常以这些问题来引导我们的思维。

第一类：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又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含义？

第二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

第三类：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或迟钝？我们在这一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附录《论治学之道》中，米尔斯还就养成和使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提出了一系列更为详细的建议，包括：①做一名优秀的巧匠，避免呆板的程式，避免对方法和技巧的盲目崇拜，让心智独立地面对人和社会的问题。②避免形成拜占庭式的拆解组合概念的怪癖，以及空话连篇的做派，不要以晦涩难懂来逃避对社会作出判断以及读者对你的研究作出判断。③只要认为研究需要，可以建立横贯历史的结构，也可以探究割断历史的细节，可以尽你可能总结出规范的理论和构筑各种模型，仔细地考察琐细的事实及其间的联系，同时也要考察那些重大的独一无二的事件。④不要仅仅沉迷于一个又一个的小情境研究，要关注将各种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通过对结构的研究，选择合适的情境以从事细节研究，并且要从理解情境与结构间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研究。无论你多么讲求精确，都不要只做一名记录员。⑤要认识到你的目标是对世界历史上曾有的和现有的社会结构进行充分的比较性理解，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不免普遍存在的学员科系的武断的专业化。⑥要始终关注人的意象，以及历史的形象，要保持对人的多样化及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把所看到和所想象的内容，作为研究人类变迁的线索。⑦将男男女女当作历史和社会的参与者，要理解各种人类社会选择和形成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错综复杂的方式。⑧不要让经过官方阐述的公共论题或由个人感受到的困扰决定你所研究的问题，不要放弃你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自主权，同时，许多个人困扰不能仅仅当作困扰来解决，而必须按照公众问题和历史形塑问题来理解。

（3）注意社会学思维与常识的区别。

在真切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学思维，自然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从而，社会学思维和常识之间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无疑的，社会学思维和常识是有区别的。齐格蒙·鲍曼和蒂姆·梅曾经指出了社会学思维与常识的四点区别，彼得·伯格也曾阐述了“社会学意识”（sociological consciousness）有别于其他人意识的特征。概括地说，我们认为，社会学思维与常识之间最需要注意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问题和常识层面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如上所述，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问题意识”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困扰，这一点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但社会学问题也不等于官方所认定的“社会问题”。人们常常把不按官方设定和期待的方式运行的社会事件看作“社会问题”，并期待社会学家去研究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这些问题可能并不算问题，反而为什么官方要这样来设定和期待社会的运行方式，为什么将那些“问题”看作“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社会学问题不是权威部门认为‘出错’的事情，也不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出错’的事情；相反，社会学问题首先是整个系统如何运行、有何预设、靠什么结合为一体问题。”在这样的意识下，一个真正具有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具有社会学思维的人，面对权威部门所出的题目，面对那些“项目指南”或“招标课题”，他会问：在这些课题中，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哪些问题的提出只是为了掩盖别的问题或转移人们对别的问题的关注？哪些又是更加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但被付之阙如？是什么动力、原因使得该权威部门在当下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这些所谓“课题”？

第二，常识通常停留于现象，它既可能包含着对于现实的真知，也可能包含着对于现实的误解和遮蔽。社会学恰恰要努力穿透这种遮蔽和误解，而洞悉真相。当前面说社会学是尼采所说“怀疑的艺术”的一部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常识相信，我们的行动出自自己的动机，社会学却要揭示推动我们行为的哪些为自己所不能控制而且没有意识到的潜在力量；常识使我们只关注那些制度化的行动是否实现了初衷，社会学却要揭示这些制度化行动的非意图后果，揭示其“隐功能”；常识认为，知识是知识，权力是权力，社会学则揭示出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建构；常识认为精神病就是当事人的病，社会学则揭示出其中的“社会排斥”；常识常常以“因为……所以……”的形式将帕累托所说的诸如“因为小孩子要讲礼貌，所以小孩子要讲礼貌”这样的“非逻辑联系”加以“逻辑化”，而社会学则要“逻辑地”研究“非逻辑行为”，从而还原其非逻辑性……。总之，“常识的力量有赖于其不言自明的性质，也就是说，不会质疑其蕴含的规定，在实践中具有自我确认的性质。进而，这又依赖于日常生活的那种常规例行、习惯成自然的性质，这种性质既引导了我们的常识，也受着常识的引导。我们需要这种性质，以顺利应对我们的生活。只要重复得足够多，事情就会令人倍感熟悉，而熟悉的东西就会被视为无需解释。它不会显现出任何问题，也不会激起任何好奇。如果人们自得于‘一切正常’，就不会提出问题。至于为何说‘一切正常’，是无须省察的。”但社会学却像是个“惹是生非、令人不安的陌生人。通过省察被视为想当然的东西，它有潜力破坏生活中让人舒适的确定性，因为它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没有人还记得要去问，而那些自有其既得利益的人，就连被问一下都会怀恨在心。这些问题使得显而易见的东西成了难解谜团，可能使令人熟悉的东西不再令人熟悉。随着生活的日常方式及其所发生的社会状况受到省察，它们就成了应对我们生活、组织彼此关系的可能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式”。换句话说，常识常常类似于一种催眠状态，而社会学思维则要让被催眠者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