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如何理解社会学与社会的关系？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揭示，任何知识的生产都包含着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引导、形塑着科学研究、知识生产的实践形态、方向，而科学研究、知识生产的成果——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甚至还包括研究的过程本身——则反过来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后果，影响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方向。这当然也适用于包括知识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本身。

实际上，当我们在前面说，在总体上，社会学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反应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社会因素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形塑作用。这种形塑影响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为社会学“透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奥秘提供了条件：中古基督教世界威严的宗教—政治外衣以及其后在所谓“旧制度”下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国家使“社会”隐蔽无形而难以为人们看清，因而，只有在基督教世界瓦解之后，只有在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之后，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才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是一个“动机和力量的世界，是不能用官方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来理解的”。值得一提的是，孔德在阐述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时，就曾指出，“间接实验”乃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所谓间接实验，就是研究考察社会由于动荡或其他严重的干扰而产生的病态性偏差，社会机体受到的干扰，如同人的机体所生的疾病一样，通过病理学的研究可以获得对常态的认识和理解。这实际上也向我们表明，社会急剧变迁的时期，是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期。第二，现代社会结构和运行的形态及其变迁极大地形塑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诸如“阶级”、“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变迁”、“现代化”、“文化多样性”、“意识形态”乃至“社会”本身等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能获得其在社会学教科书中的意义。并且，随着现代社会本身的不断变迁，一方面，一些新的社会学概念不断出现，如“世界体系”、“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等等；另一方面，原先的概念业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如原本主要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如今越来越紧密地与“全球”联系在一起。第三，社会需求是社会学知识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特别是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从而对于社会学知识具有不同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形塑社会学知识形态的根本性力量，这一点，从上面对于“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这一问题的阐述中就可以领略一二。在此不妨重点说一下来自现代国家的需求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现代国家希望有效地控制社会变革、希望对社会再生产实行大规模的有效监控，因而亟需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由国家发布的各种“课题指南”、“招标课题”就是这种需求的明确表达）。“民族—国家的行政力量，如果没有信息基础作为反思性自我调节的手段，就无法存在下去。……或许可以这样说，从社会科学在现代的起源始，它就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反思性监管的一个方面，这种反思性监管的迅速扩展，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内在特征。”自法国大革命以还，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这当然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并被赋予了一种正当性，试图阻止变革无济于事，解决的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而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就必须去切实地研究社会，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生长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来源。而进一步说，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越好——这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走向“科学”、走向“实证”的社会动力。因此，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近代）国家企图通过干预措施影响社会的进程和结构，所以需要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其实，从主要探讨规范和哲理的社会研究转变为以事实根据为基础的社会研究，大概是同现代国家的出现相关的最重要的学术现象。”换言之，在宗教权威终结以及社会变革的压力之下，现代国家（政府）如今需要依仗社会科学的知识来为其行动提供正当性基础。

在社会及其变迁影响、形塑社会学知识的生产的同时，社会学的知识也反过来影响着现实社会的进程。这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如上所述，一方面许多社会学者都是自觉地扮演社会进程参与者的角色，他们投身于社会学乃是实现其所持之“好社会”或“好生活”理念的一种实践，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及其他社会力量从自身实践出发有着对于社会学知识的实际需求，于是，某些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转为国家的政策行动或其他社会力量的行动方针时，它们就变成了一种实践的力量而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因素。第二，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学研究成果都会转化成政策性实践，但是，即使没有转化成政策方针，社会学知识与生俱来的“实践”特征也会使它成为一种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的力量。物理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在牛顿发现三大定律之前和之后并没有改变，但是社会世界不同，资本主义的运行在马克思的理论为大家所知晓之前和之后会发生变化，原因是，这种理论会改变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从而改变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的行为，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进而改变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方式。所谓社会科学知识的“反身性”或“自反性”（reflexivity），所谓“预言的自毁”（即一个现象，本来会发生，但就因为有人预言了它会发生，结果它就不发生了）或“预言自我实现”（即一个现象，本来不会发生，但因为有人预言会发生这种现象，结果就真的发生了），都与此有关。总之，就像吉登斯说的那样：“社会学的实践意涵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学家对它所做的解释，也不会根据科学家的知识改变自身的行为。但是人类却会这样。……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构成了历史及其未来面貌的内在组成部分。”

社会学与社会及其发展变迁的这种一般关系当然也会同样体现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中。不过，在此恰恰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自19世纪末以来特殊的变迁发展历程导致了其与社会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某种特殊性，进而也塑造了中国社会学的某些特殊性格。中国自晚清以后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内困外辱、民族存亡的危机中拉开和推进的，现代化的追求与维护民族独立、保族保种的压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引入、确立和发展也是在中国社会艰难的现代转型和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展开的。这影响或者说造就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系列特点。第一，中国社会学具有更加鲜明、更加突出的改造社会、保群保族、富民强国的实用目的、实践取向。无论是严复、梁启超在19世纪末在内忧外困的境况下对于社会学思想的引进，还是此后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之特征以及中国迈向现代之道路的研究，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对于“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方略的探索，以及晏阳初、梁漱溟等所从事的不同取向的“乡村建设”实践，抑或改革开放以来当中国社会学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对于构建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之使命的自觉担当，都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对于现实历史进程的自觉介入，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强烈的实践性格。第二，李培林指出：“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以及外辱内忧之下学者所形成的富国强国的强力使命感，形成了中国社会学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传统，推动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基层。同时，也形成了学术上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在研究中国时强调文化‘特殊性’。”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强调同样也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而这种“特殊性意识”与中国社会学研究对于现代化的“中国路径”以及在民族尊严受挫面前渴望重建民族认同、民族尊严的心理是分不开的，也即，与中国社会学的实践意向或者说现实关怀是分不开的。第三，与对于中国之特殊性的强调相联系，中国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从一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