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中的问题

与其他马克思的文本相比，《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著作、论文的数量并不算多，但论争却非常激烈。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国内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虽有亮点出现，但总体而言，还处于借鉴、消化吸收国外相关成果阶段，表现为论题的原创性不强、思想深度不够、对资料的掌握利用不够充分。

第一，对于马克思这篇论文的历史背景缺乏深刻的体认。这个问题包括“犹太人问题”本身的历史背景和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背景两个主要方面。我们先谈第一个方面，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文章虽以《论犹太人问题》为标题，但“犹太人问题”这个概念并不是他首创的。从宏观上说，犹太人问题在中世纪甚至更早时候便已潜藏于欧洲社会，不断变换着形式，不断填充进新的内涵，不断困扰着欧洲各国历代的统治者。具体地说，“犹太人问题”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社会正就即将出台的“犹太法案”进行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是不是应该赋予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24]。这种包含着宗教与政治内涵的犹太人问题在欧洲是普遍存在着的，尤其是在德国。由于“犹太人问题”具有浓厚历史底蕴，其中关涉到青少年马克思的时代环境与家庭背景等，这方面的研究尚需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虽然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无论对于马克思本人，还是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者，都是一个敏感而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是国内这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或译著还显薄弱。例如，在梅林长达六百余页的《马克思传》中，关于马克思的出身、家庭状况、生活环境的描述（1835年前）不超过六页文字^[25]；彼·费多谢耶夫等八百余页的《卡尔·马克思》中，对马克思早年生活的介绍只有五页^[26]；近期由国内著名科研机构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马克思早年生活的描述，更是少之又少^[27]。近年来情况虽有好转，但仍没有根本性改变，例如，由著名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撰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传》宣称：“强大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28]但是，他对于犹太传统对于马克思影响的论述过于泛泛。正是由于这方面积累不够，当面对有人提出类似马克思本人是否拥有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必要知识储备这样简单而尖锐的诘问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者们不免有些尴尬。

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遗忘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的关注。许多思想家强调，理解马克思的这篇论文不仅要与当时德国的具体历史情况联系起来，而且要将之纳入到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论战背景，以及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历史中阅读。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表面上具有反犹倾向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并不能证明他反犹，这篇文章必须纳入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德国政治解放的论战的背景中。罗伯特·芬尼认为，与鲍威尔相比，马克思的目标是要为犹太人争取与其他德国人一样的公民和政治解放。亚威·皮雷德认为，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不令人满意，但是，马克思表达出的对人的解放的看法和对于经济异化的批判却是其哲学的重要进展。阿尔都塞在其著名的《保卫马克思》中认为：“《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文章只有在费尔巴哈的总问题的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29]虽然此时马克思提出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主张，但并没有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这“是一篇‘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文章”^[30]。阿尔都塞反对通过《资本论》去阅读《论犹太人问题》，主张通过《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资本论》^[31]。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不是对犹太教的批判，而是对自由权利的批判。因此，一些表面上的反犹段落，应该纳入到这一背景中考量。如上所述，犹太人在西方文化史的贡献、悲惨历史遭遇的忽视、对19世纪德国犹太人的总体情况的不了解、脱离了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论战背景，以及将《论犹太人问题》与马克思思想史相分离，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

第二，对于鲍威尔思想轻蔑地贴上种种标签、不适当地低估，严重影响人们对于《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解。在许多研究中，人们重点都是在探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概念的演变，而鲍威尔则被看成是一件可有可无的破旧衣裳。例如，胡克将鲍威尔的理论说成是宿命论、唯我论、冒险主义的代表，并且竟然引用鲍威尔弟弟埃德加等人的观点作为自己所作判断的证明；科尔纽在其《马克思恩格斯传》中虽然对鲍威尔的生平和信念作了许多介绍，但仍然将其学说概括为胡说、思辨的高见；麦克莱伦除了认为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有影响之外，就是不断引用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话语，人们看不到他的深入考察分析；还有一些作者虽然对马克思这篇文献给予很高的褒奖，可是这种评价也是建立在漠视鲍威尔的基础上的。“由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完成的概念突破毫无疑问是他思想成果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32]“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把犹太人的解放描绘成哲学兼神学的行为，这是完全符合和体现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特色的，是改变观念也就改变了现实的标本。”^[33]

可以设想，如果鲍威尔的思想仅仅是一些肤浅的陈词滥调，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持续地对如此这般的“整个德国思辨的”谰言、所谓思辨的高见进行不懈的批判呢？难道对“肤浅”的批判不是一种更加严重的“肤浅”吗？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我们是否同意科拉科夫斯基的学生——兹维·罗森所持的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要远远超过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这样的观点，但仅就这一问题本身而言，罗森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