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
大众传播行政研究的兴起及其典范化的思想史考察
内容摘要：在大众传播研究的思想史中，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的对立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叙事。本文试图追溯机构建立和话语建构的历史细节，从学术话语背后的历史环境、思想流派、社会资本等方面考察行政研究范式确立的过程中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方法之间的互动，为当下的传播学学科反思提供思想史的线索。
关键词：大众传播；行政研究；批判研究；思想史
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爆发，一战后十年间欣欣向荣的景象几乎是瞬间蒸发，社会一片阴霾，阶级和族群之间的矛盾激化，资本主义引以为荣的自由企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的对象既来自激进主义者，也来自试图以改良的方式促使社会进步的知识与行政精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时已经存在了将近二十年，经过初期的战争、动荡与调整，正处于社会稳步发展的阶段。面对西方的社会与经济危机，苏联的制度与文化成为知识阶层向往与学习的对象。在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这是一种调和与改良理念的产物。自由企业的基本制度被保留，但为了平衡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和动荡等社会问题，政府从立法、监管、社会服务、公共教育、福利救助等各方面积极介入社会管理。更积极的政府角色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为政府提供建议、咨询或者干脆成为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的雇员。官僚体系便随之膨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政使得政治与知识精英得以与经济精英共同分享与分担社会统治的权力与责任，由于他们之间在意识、目标和管理社会方式上的差异，形成了某种制衡和互补，但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在管理大规模社会行动的方式上，苏联与美国似乎殊途同归，都走向了官僚体制。
刚刚兴起的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了用武之地，以大众传播为例，对宣传、传媒的社会影响与效果和受众爱好、兴趣等的调查与了解，成为从政府到商业机构等各种大型组织迫切需要掌握的知识。各种社会调查机构、研究所迅速出现，它们很容易得到政府、公司和基金会的赞助，吸引了许多致力于发展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心理研究的学者。大众传播研究主流实证学派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大众社会理论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是这类研究的共同认识论前提，即社会成员被默认为离散的和个体化的，而左右人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实验与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而得到分离和准确的认识。这样，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上社会行为的规律和发展方向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预测和干预。官僚制倾向于根据事实、效果和效率等工具理性的标准来运作，至于目的、价值、正义等价值理性层面的思辨通常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以外。社会科学致力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前者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范畴而后者最好归为形而上学，属于学术以外的关怀，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与价值中立的立场恰恰与官僚制的认识论相一致。两者的联盟是历史的必然。
一、大众传播研究机构的兴起与传播学史的典范化
有关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先行者和典范形成的历史叙述，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其1997年出版的遗作《传播研究在美国的起源：个人的回忆》（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A Personal Memoir）中所讲述的四位“先驱”（forefathers）成为最为广泛接受的说法。施拉姆对20世纪50年代后传播研究在美国大学中的学科化和机构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人”（founding father）。由奠基人所指认的“先驱”自然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今天年轻一代的学者可能会对这种在视野和性别上都略显狭窄的历史叙述有所不满，但对于大众传播经验研究的谱系而言，这样的总结基本上是实至名归的，他们四位各自的研究项目和研究实践大致奠定了后来大众传播研究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四位传播研究的“先驱”分别是政治学家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1890—1947），以及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拉扎斯菲尔德和卢因是逃离纳粹迫害的欧洲移民，拉斯维尔和霍夫兰出生在美国。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欧洲尤其是德国移民的贡献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论是所谓的行政研究还是批判研究，社会心理学视角还是阐释与文化的视角，纳粹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对学者的境遇、思想以及研究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位传播研究的先行者在学术脉络上各有专攻，传媒或者大众传播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当面对各自的研究问题时，传播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拉斯维尔是政治学者，他对权力和政治过程对人类的影响有着宏大的、历史主义的兴趣。在当代政治中，宣传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无论是在所谓的民主社会还是威权或专制社会，宣传都是政治领袖或组织试图克服社会离散和多元化对政治目标的束缚的有效工具。对宣传机制和宣传手法的研究兴趣使拉斯维尔开始关注宣传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1926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战争时期政府宣传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论文于次年出版。论文对一战期间各国主要报刊中的战争宣传做了系统的研究，从宣传的组织、对象、内容、手法、修辞、条件等做了分类梳理和分析。这是最早的一部系统研究宣传和对传媒内容进行定量分析的著作。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期待：
现代公共舆论与传播研究是在一系列有利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与物理和生物等兄弟学科相比，不得不感到低人一等。许多社会科学的领导人物都认为，除非研究社会的专家们能够将他们的假设和立场“数据化”，他们在世俗知识的宇宙中就摆脱不了二等公民的命运。（Lasswell,1972, pp.301—302）
大众传媒中的符号世界成为拉斯维尔实践量化研究的场所。在此之前，进步主义学者们已经指出了符号体系在社会组织中的核心作用，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提醒人们去关注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的塑造与影响，最著名的当然是李普曼和他的《舆论学》。李普曼提出了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而第一个开始实践的是拉斯维尔，并且在他整个研究生涯中，他都持续着从那篇博士论文开始的研究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加入了战时的政府部门，为战争服务。拉斯维尔主持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个项目，研究世界革命中的宣传。战争结束后，他又受邀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个相关项目的主任，研究对象是世界各国的宣传符号以及各国精英的态度。他和小组成员研究了各国的重要报纸，在研究生和助研的协助下，进一步实践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即用数据的方式系统地呈现大众传媒中特定的内容。除了内容分析，拉斯维尔对传播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将传播研究的领域描述为“谁，说了什么，对谁说的，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了什么效果”。（Who says what to whom through what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Lasswell,1948）这段描述以线性的传播过程为框架，基本总结出了大众传播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媒介组织与技术、媒介效果。
卢因和霍夫兰是两位心理学家，前者关心社会情境——包括组织环境和人际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与塑造，而后者致力于寻找特定的刺激源影响个体行为的不同方式。卢因是四位“先驱”中最年长的一位，移民美国之前就已经是欧洲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从物理学新兴起的场域理论中获得灵感，试图用“场”（field）这个概念来描述影响个体行为的所有复杂变量的集合。卢因总是试图避免对个体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他用“生活空间”（lifespace）来解释在人的生活场中存在的完整心理环境，即“所有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遇到的所有事实、关系与力量”，这些包括“需求、目标、无意识、记忆、信仰、政治、社会与经济事件，以及任何有可能对行为有直接影响的事务”。（Marrow,1969, p.35）相应地，卢因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就倾向于使用微观的、观察的和阐释的方法。他很少使用大规模的样本，更愿意对少量样本进行深入的解读。他也使用很少的实验设备，而是采用直接与人们进行交谈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行为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他喜欢用典型案例和情景分析而不是数据来说明问题。虽然他大学时的专业是数学，思维方式也带有数学的严谨性，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统计的方法。（Schramm,1997, p.77）也许是和他的年龄相一致，卢因是四人中最有欧洲味道的学者，他相信深入的思考、深刻的洞察力和对潜在现象的挖掘能力，而不是将表象机械性地记录下来的“科学”方法。年轻一代和美国社会对新出现的统计工具的迷恋，并没有左右卢因的研究趣味。移民美国之后，他在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的儿童福利研究基地进行他的教学和研究，也参加了一些有实用目的的研究工作，比如二战初期的食品习惯研究，这个研究试图发现什么因素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帮助联邦政府教会人们如何节省食物，例如改变不吃动物某些部位的习惯。（Schramm,1997, p.80）卢因坚持使用观察、交谈和深度分析的方式来了解人们行为的复杂动机和影响这些动机的因素，不论是对食物的选择还是对群体目标的忠诚度。爱荷华的研究机构使他转向对儿童这个特定群体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学生们逐步发展出以群体为单位的研究方式。“群体”成为研究个体“生活空间”的具体场所。群体的特征、群体成员的关系和交往方式、群体的决策风格等等，都会对群体成员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其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即对群体特性与风格的研究是了解个体行为的基础。卢因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为传播研究中的组织和小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小群体研究仍旧主要以社会心理学为理论框架，它将人际交往作为影响和塑造个体行为的主要参考变量。
如果说卢因有点像欧洲遗老，霍夫兰就是美国的青年才俊。这个芝加哥本地的青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实验心理学，1942年，他受邀到华盛顿主持军方的宣传与态度转变的研究项目，那时他才三十岁，已经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了。在战争的环境下，军方的项目有非常直接的目的，那就是要知道如何提高士兵的士气。霍夫兰在华盛顿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他有充沛的研究资金可以调用，还有被爱国主义召唤而来的各地的知识精英在一起合作。（Schramm,1997, p.92）他主持的研究课题是分析美国政府投资拍摄的七集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对鼓舞士兵士气的效果。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任总导演的《我们为何而战》是纪录片和宣传片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它在文献剪辑、说服方式、形式风格等方面都与当时已经非常发达的纳粹德国的宣传片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当然，美国政府并不会满足于对影片艺术魅力的认可，它需要确切的数据来证实影片的宣传效果，因此，是霍夫兰这位实验心理学家，而不是文艺批评家，主持了这项研究项目。研究者用对比实验的方法将影片中的说服策略分离出来，分别检验它们的效果。比如，是直接说明观点，还是让观众推论出观点更加有效？在宣传某种立场的时候，是只讲自己一方的观点，还是将双方的观点都列出来更加有效？宣传者在受众心目中的信誉对宣传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以后，研究者将受众的特征进一步区分，以考察不同受众对同样说服手法的不同反应。霍夫兰小组的研究拥有非常有利的条件，除了充沛的研究资金以外，由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士兵，他们在许多社会条件上的一致性和纪律性也是实验能够得出明显结论的保障。战后霍夫兰在耶鲁主持自己的研究所，继续传播与态度改变的研究。实验的方法必须将现实中复杂的情况进行简化、隔离和区分，以便逐一观察特定的传播内容或方式对特定受众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得出有效的数据。但正因为对干扰的排除，实验的方法就很难在自然状态下观察传播与个体态度形成与改变之间的关系，而现实中的传播是一个连续的、交织的复杂过程，对任何一个变量或干扰因素的省略，都会得出过于简化甚至偏颇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在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很少有霍夫兰的军队研究这样能够明确证实传播效果存在的研究项目。
四位“先驱”中最后要讨论的是拉扎斯菲尔德，而他是四人中与大众传播研究关系最近的一个。所谓大众传播研究的行政研究传统，就是在以他为核心的研究项目中形成的。拉扎斯菲尔德是奥地利的社会心理学家，逃避纳粹迫害到美国之后就一直在主持传播研究项目，最初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Radio Research），1940年他受聘主持在纽沃克大学（Newark University）的大众媒体研究项目，1941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与默顿（Robert K.Merton）一起建立了著名的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for Applied Social Research）。拉扎斯菲尔德是一个方法论者，在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中发展和精进了以抽样问卷和统计为主要工具的社会调查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完全离开了大众传媒效果研究，转而进行其他的社会调查研究。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者和导师，他所主持的研究项目容纳了许多像他一样流亡到美国的学者，包括与他研究范式相抵牾的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而传播效果研究在美国大学中遍地开花，也有赖于他和学生们在这个方向上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拉扎斯菲尔德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在大学时就参加了青年社会主义组织。当时维也纳的年轻社会主义者们都对心理分析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致力于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心理分析是进入工人内心的工具。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接触了美国式的市场研究，对此很感兴趣，他认为在说服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和说服选民投社会党的票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社会调查的方法对两者都有帮助，何况市场调查更容易获得资助，而在完成调查的同时，学者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来分析自己的学术问题。（Schramm,1997, p.47）
二、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范式下的传播研究
通过对传播学四位“先驱”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传播研究的主流学派主要是在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式下提出问题、组织研究的。为了了解这类研究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成果，我们首先要简述一下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这两种理论范式，以及统领它们的哲学框架——实证主义（positivism）。所谓实证主义，是指19世纪到20世纪初社会科学形成初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孔德将知识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科学或实证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比上一个阶段进步。实证主义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和观察，无法验证的事务无法成为知识。这样一来，在人类的探索活动中，能够真正被称为知识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Miller,2002, p.33）早期的实证主义者大都认为社会科学比起物理、化学这些更加“实证”的学科来总是低人一等，因为关于人与社会的学科总要涉及价值、信仰、正义这样一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到了20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得以成立的三个前提——现实存在于人的能动性之外、有可能找到准确再现现实的工具，以及对现实的观察与描述与价值无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质疑。人们开始意识到，现实世界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现实无时无刻不处于人类能动性的改造之中，观察与描述也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和改造，完全不影响被测量物的隐身测量工具是不存在的，而人们也总是在某种价值框架下来理解和描述被观察的事物。因此，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界，原教旨主义的实证主义者已经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受了阐释学和批判研究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承认对现实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和受各种条件制约的后实证主义。在当代，实证主义通常与统计和实验等定量的研究方法成为同义词，因为后者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系统、全面、客观地记录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去对所得出的数据做政治的、价值的和伦理的判断。
在社会科学中，实验心理学是最接近实证主义原则的一个学科，因为它的研究思路秉承行为主义的原则，将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严格限定在可感知、可观察、可记录的范围内。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对行为主义原则的界定是，心理学只需要关注对于行为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刺激源，至于在刺激源和行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活动——由于无法测量，就属于无关信息。行为主义必须假设影响人行动的刺激源只能是外在的（可观测到的环境），而不是内在的（无法观察的主观性因素），或者说，内在因素只是对外在刺激的复杂反应，在研究时可以略去。因此，严格的行为主义研究似乎只能依靠实验的方法，因为只有实验才能创造出比较单纯的环境，使得假设中的刺激源与行为能够脱离纷繁复杂的自然背景，明白无误地体现在实验过程中，并由实验人员记录下来，进行相关性的量化分析。
然而，行为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简单化与微观性，由于坚持只能对能够观察和记录的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判断，实验的方法只能得出一些具体的、有多重条件限制的结论，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是无穷尽的，每一次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几乎无法叠加，也就不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提供有关社会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联系的系统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在实证研究的框架下对行为主义的这一缺陷提供了补充。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罗伯特·默顿指出，经验主义研究只有最终构建起一个抽象理论才算成功，但宏观理论的建构一定要依靠分析、判断与综合，就是所谓“形而上学”的范畴，是实证主义所怀疑的。因此，作为折衷，中层理论应该是经验主义研究的目标，它是指解释那些已经或能够被经验主义研究作为对象的有限范围内的行为。功能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中层理论，它能为数据分析提供一种框架和出发点，使得经验研究的结论能够通过某种逻辑联系在一起，形成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默顿，2006）对功能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对社会系统的认识上。功能主义假设和认可社会现状的合理性，在忽视社会构成的历史维度的基础上静态地讨论社会各个部分的作用与功能。因此，它会倾向于提出效率问题而不是价值或变迁的问题。如果依照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判断，功能主义社会科学的流行正是工具理性普遍化的一种症候。
第一个从功能的角度提出大众传播的社会理论的是拉斯维尔，他总结了大众传播的三种社会功能：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和传承文化。（Lasswell,1948）后来，莱特（Charles R.Wright）增加了娱乐功能。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有组织的社会行动》（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系统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社会背景与问题意识，成为传播研究中的经典文献。文章由拉扎斯菲尔德对广播效果研究的综述、他的几次演讲，以及默顿的功能分析所组成。其中默顿所分析的大众传媒地位赋予（status conferral）、对社会规范的强化（enforcement of social norms），以及麻醉的反功能（narcotizing Dysfunction），充分体现了功能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所能够达到的辩证精神、分析力度和社会批判的潜力。如果对比拉斯维尔和默顿分别总结的三个功能，我们会发现：对于拉斯维尔来说，媒体只是社会目标的工具，它们是由社会需要所主导的，所以三个功能都是正面的；而在默顿的框架中，媒体具有独立而强大的力量，社会因为大众传媒的存在而被改变、开始具有某种以前没有的特性，而有些特性对于社会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正面的效果。地位赋予功能说明在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过程中，传媒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传媒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社会对精英的判定，而是参与了对精英的塑造。社会规范的强化功能初听起来与文化传承的功能有些相似，但实际上默顿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创新与传承同样重要，而大众传媒所造成的从众压力，使得创新和挑战规则成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行为，这固然对于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社会稳定有好处，但一个社会的活力与对个人自由的承诺就有流于空谈的危险。而麻醉功能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大众传媒虽然声称通过为公民提供信息和讨论平台为民主服务，但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行动的阻碍。人们终日沉迷于传媒的内容中，以为获得信息本身就完成了公民义务，不再进一步采取社会行动。
三、行政研究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反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众传播研究在美国因时而起，在大众传媒的冲击、大规模营销的兴起、罗斯福新政与战争动员的需求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众多的学者和大量的资金都投入到传播效果的研究中去。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早期传播研究的参与者们处于非常强的实用主义氛围中，他们仍旧从自己的学科带来了多元的方法和视角，在面对大众传播这个相对新生的事务时，他们的思考与研究充满了探索性和问题意识，许多这个学科奠基性的问题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进步主义时期的社会理想与社会批评也没有在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家中完全丧失殆尽，再加上以欧洲移民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持续不断地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对大众传媒进行阐释，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形成了互动和有益的张力。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所谓对立的研究范式或者学派并没有完全成型，各种可能性都在被尝试和讨论。行政研究作为一种机构性的力量是从50年代美国各个大学开始建立传播研究的专业才出现的，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对传播学历史的一元化叙述，将传播研究的历史描述为一个发现研究对象、发展研究方法、推广学术标准、培育学术共同体的线性的、边界明确的学科化过程。但那些被称为传播学“先驱”的人实际上只是把传播现象当做重要的研究问题而不是学科来看待，他们通过对传播现象的关注来切入有关社会变迁、心理机制、政治影响等现代社会理论所关怀的议题，而且传播也只是他们完整学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构成独立的学科。虽然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命名和讨论了有关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关系的问题，但他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学术研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学术服务社会的不同方式，而不是为了确定范式和树立学派。也就是说，在行政研究还没有成为“主流学派”之前，它的“先驱”就已经在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了。
拉扎斯菲尔德的文章《传播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于1941年发表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刊物《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上，是在他与批判学者阿多诺在普林斯顿的广播研究项目中合作期间撰写的。文章不但精炼而准确地总结了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特点，并以自己所知的研究案例指出批判研究能够在理论视野、思想方法和研究深度上对行政研究提供哪些补充和帮助。拉扎斯菲尔德将行政研究界定为特定的公共或私人机构的目标服务的研究，研究问题集中于受众特征与媒介偏好、不同宣传方法的效果、不同传播者的特征、传播内容的社会影响等，这些问题多以发现事实、寻找规律和预测趋势为目的，对传媒现象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不做评价。而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一是它发展出有关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总体性社会理论，认为对传媒现象的研究不能脱离对社会背景的考察；二是它坚持对效果的评估不是价值中立的，在讨论效果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对基本人类价值的维护或颠覆。（Lazarsfeld,2004, p.169）那么，批判研究能够怎样帮助行政研究呢？拉扎斯菲尔德认为，最重要的帮助是解决研究活动和社会意义之间的断裂这个困扰许多行政研究者的问题：
在经验研究中，很少有学者不会时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占据自己所有时间的抽样和概率计算与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社会问题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些人采取的解决方法是，让自己的社会关怀成为私人爱好，将它与研究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两者能够融合在一起。如果批判研究能够勾画出一个整合了经验研究的研究规划，那么参与者、所涉及的研究问题，以及这些工作的社会意义都能从中获益。（Lazarsfeld,2004, p.169）
这几乎就是在说，如果两者能够合作，其方式就是批判研究提供规划、思想和视野，行政研究提供工具、技术和劳动。
由此可见，行政研究的自我意识起源于对自身研究活动与社会意义脱节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没有出现在经常被批评为只有解构没有建构的批判学派，反而出现在以社会服务和实用主义为圭臬的行政研究学派，其实并不奇怪。批判学派将所有的思考和研究活动都与对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联系在一起，而行政研究是在接受社会分工与社会现状的合理性的前提之上提出学术问题的，所谓价值无涉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放弃价值批判而默认现存的主流价值或者研究问题所预设的价值。因此，一个致力于行政研究的学者发现自己的研究根本无法对解释自己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提供多少帮助，就丝毫不会令人惊讶了。
如果说拉扎斯菲尔德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反思了行政研究的局限和它能够从批判研究那里得到的启发，到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第二代学者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那里，这样的反思就变成了一种警告，是对在美国已经初具规模的大众传播研究机构的生存方向提出的严重批评和告诫。贝雷尔森于194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图书馆学的博士学位，战争期间在拉斯维尔主持的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Foreign Broadcast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在那里学习和实践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这成为他今后参与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贝雷尔森1959年的文章，《传播研究的状态》（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是为了回应芝加哥大学传播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munication）被解散的事件而写的。芝加哥大学具有非常悠久的、从多学科的角度思考与研究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学术传统，许多传播学历史上的核心人物和重要学者都在那里工作或学习过。这样一个包容各种思想和流派的跨学科的传播委员会的解散，对60年代以后美国的传播研究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贝雷尔森在当时就强烈地意识到了。他在文章开篇就表明，“我的主题是，对于传播研究来说，情况很不妙”。（Berelson,2004, p.441）他给出了三条理由：第一，开创者们已经或正在离开这个领域，没有在广度和发展潜力方面能与前辈媲美的思想出现；第二，新的研究机构的创建正在慢下来，或者几乎停滞不前；第三，芝加哥的传播委员会要被解散了，而一些新的研究中心正在重复多年前人们已经做过并且开始感到失望的事情。他说传播学需要在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经济分析、社会历史研究、流行文化研究等方面有进一步的开拓，要继续产生“伟大的思想”，否则这个学科没有什么未来。文章的最后指出，“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这个学科只是不停地在规划和实施各种研究项目。人们对此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遗憾近些年来没有出现开创性的发现，二是庆幸我们这个领域可以有些时间来慢慢吸收、结合与利用前人留下的充满想象力的思想”。（Berelson,2004, p.445）
作者的自嘲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不论是拉扎斯菲尔德还是贝雷尔森，都意识到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和社会洞察力做引导，方法只能沦为没有活力的工具，将研究活动与社会关怀割裂开来。一个学科的灵魂在于能够提出有意义的、能够引发深入挖掘的问题，而提出问题的能力要依靠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的另一位同事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将社会现象与历史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进行阐释的能力。（Mills,1961）传播研究的早期显然是具备这种想象力的，它在机构化之后为什么慢慢地窄化为缺少自我反思意识的“效果研究”或“行政研究”，是学术思想史需要着重反思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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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