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传播学（在中国）发展至今，引进的理论、学说多，课堂上的照本宣科多，经验层面的应用多，而学术乃至社会层面的检视与反思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里格（Robert Craig）对传播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由于人类的传播实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传播学科不可能被一种理论流派或体系所统辖”。他甚至认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理论不是对某个研究过程进行的阐述，而是一些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

本辑多篇研究成果呈现的正是“学术乃至社会层面的检视与反思”以及“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这种反思与争论并非浅尝辄止、流于表面，而是依循“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清代刘熙载）的原则，追求历史的厚重感和学理探究的深度。这也恰恰构成了本辑内容的特色。

历史的厚重感源自研究者对于史实、史料以及时代特征的全面把握和潜心解读。就本辑内容而言，它不但体现在“‘汉语新闻学’有无自己的主体性、是否已经成为存在的‘他者之脸/面容（face/visage）'? ”的拷问中（王春泉），也体现在一个个扎实、详致的个案研究中。这些个案并非一味专注于“细节”或偶然性因素，而是在史料考据、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发现事物的相关性及内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正如《论民国时期平津民营报刊营业化转型的局限》一文作者（李杰琼）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报界视为“报格”独立标杆的“营业化转型”所进行的批判性思考，通过“植根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史实爬梳与分析”，作者发现，为保障报纸的经营，对政治权力采取迎合（甚至共谋）的姿态，显然已违背营业化转型的初衷。她指出：“营业性”或“营业志向”，是造成民营报刊自我标榜与新闻实践的矛盾，即“报格”断裂的原因之一。“这种‘报格’的断裂现象也说明‘营业化’与新闻事业步入正轨之间未必能够画上等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离开“植根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史实爬梳与分析”，是无法得出这一结论的。本辑“新闻史学”栏目的其他研究成果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特色。

学理探究的深度源自研究者对事物本质而非表象的认识，唯其如此才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形成理性判断。在本辑“传播理论”“新媒体与社会”栏目中，这种认识与判断并不少见。它不仅体现在对传播学学术史及其范式所进行的梳理与反思中（吴靖），对基于传统社会框架的“公”与“私”概念的辨析与重新解读中（胡泳），更体现在超越学科范式的、对于以“国家”和“主权”为名义的传播活动之合法性的探究中（王维佳）。后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和理论辨析试图证明，新的全球传播环境非但没有培育起众所期盼的“全球公民社会”，反而是在不断促成新型的强权支配结构。令编者颇有感触的是，身居国外境外、深谙西学并得传播理论真传的几位国际型学者，在重建“主体性”思维方面，竟与本土学者“隔空对话”，形成了某种共识与互动。譬如在“国际视野”栏目中，台湾政治大学的汪琪教授指出“本土化”研究陷入误区的三个原因：第一，科学主义和西方主义使“非西方”知识失去正当性，使“非西方”在“西方面前失去自信”；第二，教育制度的全球化导致“非西方”失去主体性的基础，造成今天“治西学”以“托西”代替“托古”的趋势；第三，中国的科举制造成研究主体消融于研究客体之中，使研究者失去了主体性。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赵月枝教授更是不无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自我殖民”的问题，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有必要把颠倒了的中外传播研究交流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先生的专访中，他同样强调“为何而写”“为谁而写”以及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

一个学科的灵魂在于能够提出有意义的、值得思考的、可供深入挖掘的问题，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本集刊编辑部试图在这方面身体力行，积极探索，以馈学人，以飨读者。

程曼丽

2013年9月25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