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转型与动力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来看，对于大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点。特别是近年来，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更成为高等教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结合本书的研究内容，笔者将着重考察国内外学者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研究的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中既有对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的形成、发展、模式等理论问题的考察，也有对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个案研究。笔者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框架。

一 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工程的实施，使得对国外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而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综观国内近几年来对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果，从学术论文范围来看，对本书有重要意义的有以下一些研究成果。

1．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形成、发展的研究

刘宝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过程，并研究了现阶段美国研究型大学存在的财政困难、科研与教学失衡、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失衡等问题，探讨了近年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和改革趋势。马万华则从内在因素、办学条件和联邦政府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内外因素和特点。从内在因素来看，包括追求卓越的学术要求、处理好教学与研究的关系、遵守学术自由和完善大学中自我管理机制；从办学条件来看，包括具备多元文化背景且训练有素的科研队伍，完备的学科和学科交叉整合能力，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目标的准确定位、连续性及办学自主权；从联邦政府的作用来看，包括为高等教育立法、开展科研项目、引导大学为政府服务以及经费方面的投入。刘欣和程新奎则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的背景和具体过程，他们认为美国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的机遇和德国大学的影响是研究型大学出现的内外因素，而致力于高深学问自由探究的学术价值观、卓越的大学校长、美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竞争以及美国大学协会的成立都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谷贤林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19世纪末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内在动力在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认识的变化，外在因素则是德国大学的影响。他还着重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内外学术因素：1900年成立的美国大学协会提供了学术工作的标准，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基金会的资助为研究型大学提供了经费，同时提高了科研的水平；欧美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欧洲学者的流入则拓展了美国学术研究的人才基础；校友的捐赠、资金募集运动和政府的支持为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稳定的财政来源。这些因素促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迅速发展，并奠定了之后繁荣发展的基础。冒荣与赵群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受到两次学术革命的影响：首先科学研究被引入大学而造就了研究型大学，之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工作逐步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从“小科学”步入“大科学”，研究型大学在今天已成为新知识与新经济的策源地，由此有学者也提出了大学正经历着把经济发展也作为学术使命的第二次学术革命的观点。

2．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管理模式的研究

谷贤林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教授的权力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教授会以及教授个人权力的分析，探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的组织形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特点，以及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的合理性及其对大学的影响，认为教授参与大学管理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保持卓越水平的重要支撑。姚宜新和朱景坤研究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可以概括为董事会管理模式、二元权力结构和学院制组织架构；在运行机制方面，实行保障学术自由的教授终身制、保障师资水平的教师聘任制、公平竞争的研究经费分配制度和科学公正的教师评价制度，从而保证了大学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3．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产、学、研合作的研究

王定华研究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让机构的设立及运作过程，特别是分析了美国几所研究型大学相关技术转让机构的设置，认为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可推动大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殷朝晖和沈红研究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合作的情况：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让数量大幅增加，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领域合作增长迅速，校企合作的国际化，州政府积极促进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发现，虽然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合作上升趋势明显，但来自产业界的研究资金比重仍然较小；研究型大学对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在更大程度上是间接的。

从近年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研究。

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如河北大学王英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早期发展研究——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为中心》和河南大学李伟娟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原因探究》。前文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过程为线索，以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吉尔曼的办学理念为核心，全面分析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发展历程；后文则从英法德大学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提供了借鉴模式、美国的社会环境是研究型大学得以发展的土壤、大学内部的因素是推动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三个方面讨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原因。

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模式的研究，如北京师范大学谷贤林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研究》，以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力三角协调模式作为分析的主要范式，分别探讨了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力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的影响。谷贤林指出，虽然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力并不是一种分权制的制度安排，但是在研究型大学管理过程中，它却起到了这样一种客观的作用。这种机制不仅阻止了权力的滥用和来自于某一方的过度干预，而且当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力中的某一方出现失灵或失误时，也有助于其他方给予及时的补救或补偿；其结果不仅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赢得了较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也使这几方在动态平衡中逐渐成为一种推动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聚合力量，最终使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范型。

就我国学者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专著来看，多数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都包含在对美国高等教育史、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实践、美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等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最早当属沈红教授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一书。该书以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出发点，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早期的发展在于抓住了四个契机——研究型大学的起步，美国大学协会的建立，私人资本对大学的输入，高层次人才对大学的输入；着重研究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以及最近40年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该书作者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大规模、多样化和潜在的统一性特点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基础；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国家研究与开发体系的“集结点”，是科学研究组织结构中的“引力中心”；认为研究型大学一方面将教学、研究和服务相结合，以研究为重点，另一方面将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以博士生教育为重点。此外，王战军教授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发展》一书中也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原因和历程进行了分析。许迈进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研究》一文中，主要从人才培养的理念、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社会服务的定位等方面，分析探讨了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其特征；通过对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师资建设、权力结构、办学经费等若干办学要素的分专题研究，探寻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发展、壮大和成熟的演变轨迹、外部条件以及内外动因等，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

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研究的专著以如下几部较具代表性。

罗杰·盖格（Roger L. Geiger）所著的《增长知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1900～1940）》《研究和相关的知识：二战以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两部著作分别探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前一本书主要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私有资本是20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经济基础，私有资本追求社会效益的渴望使得研究型大学获得大量资助，并得以维持其从事学术研究的使命。这一时期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忽视反倒增强了私人资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责任，而私有资本与研究型大学的结合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该时期基础研究的发展，私有资本对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的专门化捐赠方式则促进和加强了研究型大学各学科的学术发展。此外，私人资本对教授职位的捐赠使美国研究型大学引进了一批欧洲一流的科学家，进而使得这些大学在一些学科领域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盖格在书中还以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在20世纪20年代的不同发展为案例，讨论了工业捐赠对研究型大学的影响，认为只有当工业界面临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问题并为大学提供资助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工商业和学术研究才能共生。后一本书则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过程，该书以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为基础，阐述了美国联邦政府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趋于成熟的研究型大学则是美国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在该书中盖格重点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型大学、联邦政府和私人资本间的多边关系，以及一系列因素和机会的转变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研究资金的获取、强劲的经济增长、苏联人造卫星、麦卡锡主义、冷战、人口的增长变化、新的科学技术和研究领域的出现、学生运动、特殊群体入学的压力（非裔、少数民族和女性人群）、一些学校或项目因经费问题而消亡、本科生课程多元化压力等。盖格在书中以MIT、斯坦福等大学为例，分析了研究型大学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所作出的反应。

格雷厄姆（Hugh Davis Graham）与达蒙特（Nancy Diamond）合著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一书也是近年来有关研究型大学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两位研究者对以往评价大学声誉和研究水平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代之以教研人员科研成果的经验分析方法，即基于研究资助的获得、研究成果的出版以及同等认可的工作成果。不同于绝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研究，作者比较了200多所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测量了所有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并从学术机构规模的不同分类来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学术活动的相关数据。同时，他们还评价了战后50多年间公共资助在美国大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罗杰·诺尔（Roger G. Noll）等人合著的《研究型大学的挑战》一书则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经费方面面临的挑战，评估了政府、工业界对大学学术研究支持的前景，得出了“前景并不明朗”的结论。他们测量了美国联邦政府过去用来支付大学学术研究经费的使用情况，并建议降低联邦政府资助的管理费用。他们最主要的结论是，在下一个十年美国研究型大学将面临更加严格的预算控制，为了使研究机构能够生存下去，研究型大学必须压缩支出成本。美国加州大学原总校长瑞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C. Atkinson）对此也有同样的观点。

此外，其他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著作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有较多评述，此类著作主要有：弗雷德里克·鲁道夫（Frederick Rudolph）的《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一个历史》（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 History）和克里斯多夫·卢卡斯（Christopher J. Lucas）的《美国高等教育史：一个历史》（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History）。

在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的《更新诺言：研究密集型大学和国家》（1992）和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FCCSET）的《在国家利益中：联邦政府和研究密集型大学》（1992）两份报告中，同样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和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进行了评价，并讨论了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科技政策和研究型大学策略等问题。

二 关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

从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关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多以论文为主，尚未有关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专著出现。从发表的论文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对国外有关创业型大学研究的介绍和评述

这一类论文主要集中在对亨利·埃兹科维茨教授和伯顿·克拉克教授研究成果的介绍与评述方面：周春彦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张苓的《关于欧洲创业型大学特点的讨论》，陈伟和韩孟秋的《欧洲创业型大学的组织转型及其启示》，张宝蓉的《从萎缩到发展：创业型大学的崛起》，徐辉和王正清的《大学—产业—政府的三重螺旋：内涵、层次与大学的变革》等。

2．对创业型大学兴起原因的考察

胡春光认为，西方高等教育财政紧缩政策以及大学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促使部分大学通过组织转型和内部变革而发展出创业型大学模式；马志强同样认为，政府投资下降是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指出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工业界的期待和科技开发结构的变化是创业型大学崛起的重要促进因素。

3．从大学的发展趋势来研究创业型大学

王雁等认为创业型大学以提高国家竞争力、生产率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创新精神为己任，以提高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水平为目标的这种“社会服务”理念，改造和提升了大学第三功能的形式与内容，也改造了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精神面貌，对研究型大学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李世超和苏竣认为自大学创立以来，先后将“研究”和“创业”作为大学的新功能引入，从而产生两种新的大学模式：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作者认为创业型大学是在研究型大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研究型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并将以其创业活动和实质性贡献引导新时期大学发展的新方向。彭宜新和邹珊刚认为，研究型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职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演变，在此基础上他们分析了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及其向创业范式的转变，探讨了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学与企业的趋同。

4．对创业型大学案例的研究

燕凌和洪成文研究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过程，认为它是亚太地区创业型大学的典范，其创业型大学战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学校管理上大胆引入产业界的管理经验，在人才培养上重视创新精神的培养以及对创业实践的支持，在财政经费管理上积极寻求“第三渠道”经费来源，在外围发展上树立服务意识并积极拓展国际领域的合作。

从完成的学位论文来看，河南大学马志强的《西方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和发展》，在梳理西方大学发展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西方创业型大学的兴起，主要研究了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变的途径和创业型大学的组织运行机制等问题。浙江大学王雁的《创业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变革的研究》，在系统梳理了国内研究创业型大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围绕“创业”这一创业型大学的显著特征，对创业型大学从历史、环境、流程、机制、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以埃兹科维茨的定义为基础，借鉴克拉克等学者的阐释，界定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并揭示了它的实质与内涵；分析了创业型大学的教学、研究与创业职能体系；探讨了创业型大学的组织与运行机制；以实证分析法得出创业型大学的典型特征及基准，并对我国“985工程”大学提出了发展改革建议。

从译著方面来看，王承绪翻译了伯顿·克拉克的《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夏道源等翻译了亨利·埃兹科维茨等编的《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周春彦翻译了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的《三螺旋》，以上译著对于研究创业型大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国外研究来看，对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首先要追溯到亨利·埃兹科维茨和伯顿·克拉克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分别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的创业型大学的历史与发展经验。

埃兹科维茨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关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他的三部重要著作《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三螺旋》和《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都已经被引入中国。

《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是他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共同编写的，本书从三螺旋的构建、技术与研究机构的协同进化机制、现存体系的运作、大学研究的新任务开拓了大学—产业界—政府关系的范围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大学与政府、产业界的新的三螺旋关系，全书包括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体制、技术与研究体制的协同发展、三重螺旋模式的运行和知识经济中的大学四部分内容。

《三螺旋》一书更着重分析了大学—产业界—政府三螺旋创新系统，认为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大学—产业界—政府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改善创新条件的关键。三者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本书分别从三螺旋的含义、三螺旋的模式、三螺旋的支撑环境、三螺旋的运行模式来介绍和讨论三螺旋创新体系的整体情况；作者认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把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其部分使命的研究型大学是三螺旋创新系统的核心，这是因为大学的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是创新思想和创新活动的主要来源与动力。

伯顿·克拉克教授在1998年出版了《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该书于2003年由王承绪教授翻译成中文出版。该书中，克拉克教授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大学面临的生存、改革和发展的各种问题出发，提出了当代大学应按照企业化方式运转和转型的建议。他针对欧洲五所大学——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苏格兰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瑞典的恰尔默斯技术大学和芬兰的纽恩苏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进行的向创业型大学转变的尝试，通过访谈和文献研究，发现这五所大学尽管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不同，但在转变的过程中却有着共同的特征，从而总结出20世纪后期大学在各种社会需求和各种困难面前向“创业型”转变途径的五个重要因素，即一个强有力的驾驭核心，一个拓宽的发展外围，一个多元化的资助基地，一个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一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

2004年，伯顿·克拉克教授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他的新著《大学持续的转变：案例研究及概念的延续》。在该书中，克拉克教授为了解释创业型大学如何持续转变，观察了各大洲更多数量的研究机构，并对这些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机构进行了数十年的分析。尽管他得出的研究结论只是基于有限的数据分析，但其普遍性仍是值得借鉴的。

克拉克首先回顾了他在前一部著作中的几个案例，他观察了这些学校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创业型发展。他发现除了纽恩苏大学，其他大学都在持续鼓励创业型发展。从分析来看，这种持续有力的变革支持了克拉克教授的观点：有力的领导和成功的文化理念推动了这些创业型转变的延伸。

在这部著作中，他又增加了几所大学作为案例来分析和证明他的观点，这些大学同样是创业型大学的领导者。这些大学包括：非洲乌干达的Makerere大学，南美智利的Catholic大学，澳大利亚的Monash大学和美国的一些大学，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等。

经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创业型大学持续转变的动力主要包含三个方面：转型因素之间的互动与支持，前瞻性的“持续动力”的建立，制度意志和集体意愿刺激并引导一种“自我保持”与“自我选择”的力量来适应社会的需要。

此外，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eslie）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以“学术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论述大学的变化，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全球化、政府资助的削减、同工商业联系的加强以及教育产品市场和商业服务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性质。两位作者研究了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改变如何影响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国的高等教育，他们使用“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来研究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变对高等教育准入、课程、研究、学术自治和财政趋势的影响，就不同个案来研究学术资本主义的优势和不足之处、科技转移政策、创业型大学的教师雇用和教师价值、规范和信仰的转变，并从业务和管理的角度分析学术活动的发现，从市场近处和远端的角度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定，认为创业型大学是指大学展示出的市场化行为，特别是对外部资金的竞争。

2004年，希拉·斯劳特与另一名学者加里·雷兹（Gary Rhoades）撰写了《新经济中的学术资本主义：市场、国家和高等教育》一书。作者认为在后工业时代，大学越来越具有企业化性质，它们更多地把知识作为利润导向活动中的资本而非公共产品。他们详细描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同市场更密切的约定，分析了大学在开发市场、出售研究成果、提供教育服务等方面的努力。他们追踪了大学在政策和实务中的转变，揭示了知识创造和分发的过程，以及一个连接高等教育和市场的具有新的组织结构与扩张的管理能力的新的社会网络。他们描述了在教师工作、院系活动和行政管理行为中迅速上升的学术资本家体制。对于大学的学术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表示反对，并重申了大学的公共目的和公共投资。

三 关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

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作为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虽然其历史只有140多年，但其辉煌成就足以与牛津、剑桥、哈佛等传统名校媲美。我国高等教育界特别是理工科类大学长久以来就对MIT的办学经验和办学历史具有浓厚兴趣，收集了相关资料和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胡沛泉教授对，MIT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由工学院向理工学院的转变进行了研究。胡沛泉认为，加强理科、理工结合以促进大发展是MIT向理工研究型学院转变的途径，并认为加强理科、理工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工科的学科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理科的学术研究，从而切实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研究水平。此外，胡沛泉还对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背景进行了分析，并着重强调了MIT第九任校长卡尔·康普顿（Karl T. Compton）的重要作用。应该说胡沛泉教授对于MIT的研究是我国在此方面研究的发端。

根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的查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MIT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有250多篇，这些学术论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对MIT办学历史和办学思想的研究。何振海和郭俊朝对MIT教育理念的演进进行了相关研究，对学校创立初期、1949年教学调查委员会报告和1996年学生生活和学习专家调研组报告分析，研究MIT教育理念的演进过程；王英杰通过对MIT几位校长办学思想与MIT发展关系的研究，认为成功的大学校长对学校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作用，可以使学校获得长远的发展；肖咏梅和曾晓萱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MIT校长的办学思想，将其归纳为：吸引一流教师和学生，关注本科生教育，强化工程教育中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开展国际性研究和学术活动，积极参与直接面向社会的服务活动。

对MIT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曾晓萱研究了MIT与美国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区的关系，认为MIT是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区产生的摇篮，MTI培养的人才是128号公路高新技术产业区的人才基础，MIT首创的大学—政府—产业界合作形式为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区奠定了创新的组织基础；分析了高等工程教育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关系以及需注意的问题；讨论了如何平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对MIT创办人文社会科学和开展通识教育的研究。谢成钢等研究了MIT创办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和特色，提出在理工科大学设立文科的建议，通过联合，促进交叉，强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在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策略间寻找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发展有特色的文科教育；余凯回顾了MIT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从基利安、斯特拉顿和格雷等几任校长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办学实践；朱燕飞等研究了MIT创校以来的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并结合MIT的办学实践分析了通识教育的目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教育的实施机构、通识教育的传授者及传授方式以及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等问题，为我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提出了对策。

对MIT跨学科教育的研究。熊华军研究了MIT计算机系统生物学创新工程（CSBi）的运行机制，认为CSBi这种虚拟跨学科组织模式，围绕特点组织目标和内容，以某一核心团队为依托进行管理，利用现代化计算机网络和通信工具，将相关的多学科组织连接起来，实现资源的优化、共享和互补，促进了大学组织的跨学科发展，同时促进了网络时代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学科交叉，培养了跨学科人才；李丽刚等从历史的角度对MIT跨学科教育的发展战略进行了探析，并从人事政策、科研政策、财务制度以及CSBi案例等角度分析了MIT现行的跨学科教育的运作机制。

对MIT开放课程的研究。从2001年开始MIT将学院课程通过网络公开发布，供世界范围的人们阅读、下载和学习。从实施之日起，开放课程就受到了全球各界的瞩目和赞誉。目前国内研究者多从数字化教育、远程教育的角度来看待开放课程计划，但事实上开放课程计划更从根本上挑战了网络时代的高等教育模式。丁兴富和王龙跟踪研究了MIT开放课程计划的背景、原因和目标，以及开放课程资源建设的模式和开发管理流程，并分析了开放课程资源的特点、应用、发布和评价情况，结合MIT开放课程项目执行报告，总结了该项目的成功经验。

另外，通过检索和资料收集来看，国内近几年直接以MIT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并不多，主要有南京师范大学汤益方的《美国高校整合网络教学资源模式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运动个案研究》和清华大学曾开富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科发展研究——论科学主义与政治论哲学》。前者主要探讨了MIT开放课件运动的背景、实施和影响启示；后者主要以MIT的学科为研究对象，采用草根理论方法分析70多年来的MIT校长报告，研究认为MIT存在一种科学主义传统，极端重视数理逻辑理性与实验方法，在科学主义指导下的学科地位可以不断地发生变化；外部环境是引起MIT学科发展的原始动力之一；在二战的影响下，在MIT的带领下，美国形成了学术市场。

从国内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高等教育界更多地参与到世界范围的交流中，国内大学的教授和高等教育管理者到欧美名校考察日益广泛，海外留学人员则根据自身学习生活经历对国外的著名大学进行了生动详细的描述。其中，郜承远和刘玲编著的《麻省理工学院》一书从创校校长罗杰斯（Wllliam Barton Rogers）以及之后历届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出发，探寻了MIT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并着重描述了MIT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人文学科与理工自然学科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借鉴外部经验和如何服务美国社会的。该书对MIT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几个阶段的人与事、重要的院系作了介绍，生动而有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从中可以看到很多MIT发展中的重要片段。此外，舸昕编著的《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昔纵横谈》中关于MIT的部分，作者选取了该校发展中的重要片段和史实，其中包含有很多MIT历史上有名的传奇故事，该书更像是对一个故事的描述。200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组织了对国外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调研并出版了调研报告。该调研对MIT的学院概况、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毕业生情况、国际化战略、清华大学与MIT的合作、MIT对美国社会的贡献等多方面作了考察和描述。清华大学对MIT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收集了历任MIT的校长报告、电机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等主要院系的发展史等重要资料。

就国外资料和研究来看，首先就是关于MIT校史方面的资料。MIT网站上列出了学校创立时的档案的电子文档，其中包含学校计划书、早期宪章和学科课程设置等信息；1954年出版的塞缪尔·普雷斯科特编著的《当MIT作为波士顿技术学院1861～1916》一书详细回顾了MIT创建的历史和早期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75年出版的弗朗西斯·威利编著的《透视MIT：麻省理工学院画报历史》回顾了MIT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历史；2005年出版的由朱利叶斯·斯特拉顿校长编著的《头脑和手：MIT的创立》一书主要回顾了MIT起源、创建和早期的历史等。另外，还有关于记述MIT各学院、系以及研究项目历史的资料和书籍，MIT毕业学生、校友以及校长的回忆录，其中就有罗杰斯校长夫人编辑的《威廉·巴顿·罗杰斯的生活和书信》，这些文献记述了罗杰斯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对研究MIT的创立有着重要意义。此外，还有基利安校长的回忆录《大学校长的教育：论文集》，约翰逊校长的回忆录《占据中心：高等教育生活的回忆》，威斯纳校长的传记《杰瑞·威斯纳：科学家、政治家和人文学家：回忆录和文集》。韦斯特校长的《追踪无尽的前沿：MIT的尝试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角色》和《从二战到万维网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研究了二战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着重从MIT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他的还有关于20世纪以来MIT历任校长的就职宣言以及各位校长对学校发展的相关评述。

MIT的校长年度报告记录了学校发展的历程。从20世纪90年代起，MIT学校网站开始刊登校长年度报告，校长报告记录了学校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学生培养和同外界合作等各方面的政策和成就，是较全面的关于MIT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收集了自1929年以来的MIT校长报告，并编译出版了《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1929～2005》三卷本。

以上有关MIT校史资料、校长书信和回忆录、校长年度报告，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囊括了从MIT创校一直到今日的各种资料档案，而这些都将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

就国外对MIT的相关研究来看。2002年埃兹科维茨教授出版了其新著《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IT and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2007年清华大学王孙禺、袁本涛教授将此书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该书研究了MIT从赠地学院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理工研究型大学的过程，认为MIT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以及知识资本化的过程，创造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这种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而成为学院界的榜样。该书系统分析了创业型大学模式在MIT的起源和发展、向斯坦福大学的转移及之后在学术界的传播。作者对MIT不同发展时期的四位关键人物进行了系统介绍，还对学院在将研究、教学和创业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型师生关系、新型文化价值观和“大学—产业界”“大学—政府”关系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认为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一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了MIT与产业界的关系，从1861年MIT作为一所技术学院创建到战后开始的对研究和发展的结合，以及风险资本的介入促进学校研究的产业化，并成立创新的公司；第二部分则着重介绍了此后斯坦福大学及美国整个大学系统对MIT模式的模仿和发展。该书第一章论述了现代大学正超越传统的“象牙塔”模式，在经过两次学院革命后，科学研究和发展经济、技术成果的产业应用进入大学的功用中，而大学及其教师展现出来的创业作用成为大学第二次学术革命的动力和方向。第二章叙述了MIT创建的历史，阐明MIT创始人罗杰斯选择在波士顿地区建立学校，正是基于该地区发达的工业以及当地对大学—产业界合作理念的赞同。第三至八章描述了MIT创建以后历任学校领导、教师与产业界互动的过程，并对MIT在与产业界、政府互动过程中管理和制度上所作出的各种创新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每周一天”的咨询制度、建立用于管理学院与产业界资助合作的办公室、学院专利权的管理制度、大学研究的商业化资金引入以及与联邦政府研究中的管理费等，这些创新性的实践都为二战后美国创业科学的极大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九章以斯坦福大学为案例介绍了创业型大学模式的扩展，该校将学术研究与周边产业界密切联系并发展出硅谷，这些成功经验应该说是创业型科学的集大成者。作者还讨论了美国政府在创业型大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法律层面促进研究成果向产业应用的转移和转化。作者最后以大学—产业界—政府互动的“三螺旋”模型构成的结论回到本书的主题：大学正在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其重要任务，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经济受施者，而是通过授权交易、新创公司的股权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等方式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并实现自给，成为自生产者。

1997年3月，美国波士顿银行公布了一篇题为《MIT：创新的影响》（MIT: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表明，如果MIT校友和教师创建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第24大经济体。与MIT相关的4000个公司共解决了110万人的就业问题，年度销售额为2320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1160亿美元的GDP，此数字略低于南非的GDP，高于泰国。这项研究由波士顿银行经济部在1990年发起，旨在研究一所大学校友在一个州开设的公司的财政和经济特征。这项研究是对这所伟大的科技大学对大波士顿地区和马萨诸塞州经济发展重要意义的全面评估。该研究更深一层的目的是测量一所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全国范围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作为说明研究型大学对美国及其50个州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的案例研究。

四 关于大学发展动力的研究

李璐岚和周学军认为，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它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体系自身分化和分工的必然。在微观层面上，推动研究型大学形成和发展的是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正是研究型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为实现自身的期望，才采取各种行动，动员各种资源，使研究型大学的不断发展成为可能。

孙锐和王战军则认为，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演化过程，为组织内外部的双重因素形成的合力所推动，包括宏观环境的驱动力、微观环境的驱动力以及来自于研究型大学组织内部的发展动力。研究型大学演化的动力机制包括社会系统发展层面的动力机制（竞争与协作、需求与供给、系统自组织演化和人为干预的统一）、来自于科技系统发展的动力机制（学科的高度分化与交叉融合）和来自于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的多样性、社会职能的不断扩张）。

李枭鹰和陈武元则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认为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大学系统不是独立的变量，更不是社会系统中的“孤岛”，它一方面镶嵌在社会系统之中，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运行发展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大学系统内部诸子系统之间存在错综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彼此共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大学系统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在多种动力作用下获得某些结果的运作过程。他们将所有的动力表示为所谓的“条件集”: {Ci} j，把所有的结果表示为所谓的“现象集”: {Ep} q，两个集合间的对应关系为F，相应的运作关系一般形式化为：F: {Ci}j→ {Ep} q。作者指出，任何大学系统的未来发展都存在多种趋势，或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中的任意一种，或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单科性大学中的任意一种，最终究竟哪一种可能会成为现实，取决于大学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双向选择，取决于大学系统的动力系统与两个集合间的对应关系F。世界一流大学是大学系统演化发展多种可能中的一种，其演化、发展无疑是内外部多种动力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根本意义上讲，追求卓越和社会需要分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动力。

杜作润和贾志兰从入学要求的压力、社会进步的推力、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的吸力以及大学的学术逻辑张力四方面分析了中国大学发展改革的动力。

对于大学发展动力问题，国外不少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指出，院校系统内在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包括工作结构、信念结构、权力结构，是决定高等教育体制的运转方式、变革方式以及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方式的基础力量。在工作结构方面，作者认为“一般说来，无论是部类和层次，还是部门和等级，单一结构倾向于阻止自发的变革，而多元结构则促进变革。各国高等教育系统都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形势，因而都有向多样化结构发展的倾向”。从信念结构方面看，“代表高等教育组织的信念对变革起着如下指导作用：界定知识内容的合理性，从而为新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领域作舆论准备；界定地位的合法性，即变易会怎样影响各势力集团的利益”。从权力结构层面看，“成熟的高等教育体制有两个特点：历史上形成的权力分布形式倾向于维持原状，因而不同国家高教体制的互相靠拢是有限度的；每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都有缺陷，都会激发人们去努力弥补这些缺陷，因此会产生有意识的改革和无意识的调整”。同样在整合手段上，官僚形式、学术权威形式、政治形式和市场形式都是既有促进变化的特有方式，也有阻碍变化的独特方式。

伯顿·克拉克同时指出，高等教育系统内虽有科层结构，但由于学科的复杂性，高等教育机构不是可以被简单化为科层制分析的组织类型，相反，它是一种复杂的、混沌的组织，机构内有多种力量、多种秩序。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无序能够在有序状态中生存；反之，在异常混乱的状况下也能够建立秩序。高等教育的底层结构是基层操作单位，是学科占优势地位的层次，遵循的是学科发展的无序逻辑，运动的方向是分化和松散的联系，有较强的自治需求。上层结构是科层制的国家行政和相关体系，遵循明确的有序逻辑，运动的方系是趋于统一、步调一致。基于院校的中层结构则是在底层结构和上层结构中起调节和中介作用。伯顿·克拉克由此提出，高等教育这个复杂的组织结构衍生出四类相冲突的力量，或者说是有序和无序之间的对立状态：底层结构和上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即学科和系统之间的矛盾；上层结构中的矛盾；底层结构中的矛盾；有序和无序进行相互转化的演变。

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演变和分化，伯顿·克拉克认为有三个力量起着重要作用：入学人员成分的复杂化；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劳动力市场的开拓；寓于科研和批判性学术活动的力量。而与此相关的个人和团体各自利益的形成与重新组合则决定了三种力量的作用。作者借助高等教育组织内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解释了组织的变化、变革；作者把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比作跷跷板，支持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各种团体按照不同的位置分坐平衡中心的两头。跷跷板的方向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对自身利益的固守程度以及改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力量对比。高等教育组织的参与者组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选择对待改革的态度；他们倾向于接受新机构而较难接受在旧机构内进行的改革，因此，利益集团的作用也强化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分化趋势；利益集团的作用使得改革的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在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一书中，作者认为以下六种因素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动力：师生人数的扩大、劳力市场的需求、机会均等观念、知识爆炸、费用的提高、政治化。

埃里克·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认真考察了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大学改革的情况。他归纳指出，大学体系的规模和形式由三种力量决定，即：求学者的“压力”、社会需求或职业世界的“吸力”、大学的内在学术逻辑“张力”。他同时指出大学内在逻辑的力量在将来必将有所改变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其他两种社会环境力量。

阿什比认为英国大学发展的动力类似物理学中的动力学公式：有一个0点，以三条一端带箭头的直线，表示作用于0点的三个力，每条线的长度表示力的大小。英国大学同样是在0点上，并且有三种动力加在它的身上：第一种标明“政府”（内阁、国会、国务大臣抑或是教育与科学部的官员）；第二种是大学教育经费评议会和一些帮助大学搞专业研究的研究会；第三种是大学本身内在逻辑所产生的力量（大学是在它所能利用的资源范围内，按照教师的意志发展的）。正确的态度是：坚决地以大学的内在逻辑（但要集体行动）为主，来决定0点的运动，但要配合政府的、大学教育经费评议会的以及各种研究会的合法力量，即大学必须让别人插手干预，但应以学者为主。

大学是一个有机体，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就遗传的角度看，它表现为大学教师对“大学意义”共同的一致的理解。例如，大学应代表人类的精华、客观无私、发展理性、尊重知识的固有价值等。如果这种共同的认识强而有力，就形成一种强而有力的内在逻辑，而这种内在逻辑就由新的大学继承下去。从环境的角度看，那就是资助和支持大学的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环境影响表现为两种主要力量，一种是学生要求入学的力量，另一种是雇主需要毕业生的力量。社会对大学资助的多寡要依社会对大学是否满意而定，而大学能否满足社会这两种要求至关重要。所以，所有大学中的内在逻辑的力量、学生要求入学的力量与雇主需要毕业生的力量，这三者之间都要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在社会环境力量迫使高等教育体系改变时，很可能遇到两种遗传的阻力。第一种阻力是这种体系存在着反对任何改革的习惯势力。第二种阻力并不是一种消极力量，而是更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大学工作者所深信的教育目标——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发展阶段研究，特别是对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发展、模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本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关于大学发展研究，更多是从大学群体的角度来研究，而不是从个体进行分析；关于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的研究，更多是从专题的角度（动因、发展阶段、模式），而缺少相对系统的研究。对于MIT发展转型的研究，从一所著名大学发展过程着手，从其创建到发展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历经近150年的历史，它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其各阶段发展的内外动因如何？MIT发展的过程中其组织结构有何变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大学、市场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发展过程对中国大学建设、改革和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本书将努力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从而为中国大学建设提供借鉴经验，以推动中国大学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