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创新

本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式研究，而是一项考察人们环境行为的经验研究。笔者试图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以海洋捕捞方式的演变为核心，通过分析人们选择海洋捕捞方式的社会条件，即个体行为选择与实施行为所需的技术支持、经济动力、政策规范和文化认同，阐释“竭泽而渔”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案例与其他材料（如渔业统计等）都是分析所依据的素材。尽管学识水平有限，研究、论述不够深入，但本书仍然期望能够通过经验性研究在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上，尤其是在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上有所突破，即将传统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概念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的环境问题分析上。在实践上，力图全面展现海洋捕捞这一环境行为的全貌，以明晰人、社会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及其问题，襄助人们对自己的环境行为选择进行反思。

1.3.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3.1.1 理论的目的与意义

环境社会学是以批判传统社会学为起点的。社会学的主流思想一直沿袭着经典社会学如迪尔凯姆、韦伯、马克思等人所开创的传统，将研究对象限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初明确将“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邓拉普等人是以批判传统社会学中的研究范式为基础的，即强调从“人类豁免主义”范式转向“新生态主义”范式（Catton & Dunlap, 1978a; 1978b）。之后，研究范式的争议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流之一，当前主要以引进欧美理论为主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界更是如此。“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尤其是对其研究对象领域的讨论，将直接涉及到环境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的建构问题。”（吕涛，2004）

笔者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向日本的学者学习。日本的环境社会学最初也主要沿用欧美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但是他们在继承传统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环境问题的案例研究，开创了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如饭岛伸子的“环境问题主义”和鸟越皓之的“生活主义”。其实在理论方面，约翰·汉尼根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论就是与传统社会学理论展开对话的经典之作（约翰·汉尼根，2009）; Redclift和Graham（1994: 51－56）以实际的研究问题探讨了社会学如何介入环境问题。而以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为主题进行的研究（Dickens, 2004;Newton, 2007）从比较宏观的层面展现了环境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对话的可能性。正是鉴于这些研究经验，笔者希望就海洋捕捞这一具体的环境行为进行考察，将本书作为从微观层次上展现中国环境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对话的一项经验研究。

因此，本书在理论层面的目的与意义，主要就是为中国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提供实证研究的素材。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极其缺乏，绝大多数已有研究都是关于某个环境问题的实证研究，或者是关于环境社会学的基础概念的研究，还没有人提出一个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环境危机的理论框架。本书是就海洋渔业资源衰竭问题所做的实证研究，但本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式研究。笔者认为，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建构不能脱离或者超越传统社会学理论所设定的基本框架。任何关于某个环境问题的实证研究都只有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才会具有为理论建构提供素材的价值。因此，在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书以海洋捕捞为对象，沿袭了传统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传统。而在具体的内容分析上主要以中国海洋捕捞方式为案例，因此，本书的研究应该能够为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提供有用的素材。

1.3.1.2 实践目的与意义

研究主题与实证素材是本书研究的依据。本书探讨的海洋捕捞本身就是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而具体分析的大部分材料也来自对海洋渔村和海洋渔民的实地调查。因此，本书的实践目的与意义有三个方面。

（1）为建构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提供依据。对于一种公共的开放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即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性最终仍将主要依靠管理来实现。本书综述了当前已有的各种海洋渔业管理模式，并且对这些模式的有效性进行理性辨析。同时，在关于可持续海洋捕捞方式的探讨中，笔者将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供参考。

（2）为中国新海洋渔村建设提供参考。新农村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针对“三农问题”所倡导的主要对策。海洋渔业作为“大农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渔问题”同样是困扰海洋渔村发展的主要障碍。本书的实证素材取自三个典型的海洋渔村，它们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海洋渔村，它们的发展问题也是当前中国海洋渔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海洋捕捞业是海洋渔村的经济支柱，没有捕捞，就没有渔民，也就没有渔村。因此，关于海洋捕捞业的研究能够在经济发展方面、和谐人际关系构建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3）促使人们对自己的环境行为选择进行反思。笔者认为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要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行为选择。在全书的描述和分析中，笔者使用了大量笔墨来分析影响渔民做出行为选择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并从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哲学等视角反思了人们行为选择的动机、情境、过程和影响，希望通过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案例来促发人们反思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选择，使人们在生态式的生活方式上达成共识。

1.3.2 创新之处

笔者认为，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创新不在于发现一个新问题，而在于对老问题用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去研究。“老问题”本身就说明已有的认识存在不足，对该问题的认识和应对需要新的理解。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由此，本书的创新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一项新的理论探索。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有中国学者依据海洋环境区别于陆地环境而提出“海洋社会学”，并将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层面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崔凤，2010; 2011）。笔者不否认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但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人及其行为选择的影响更多的是源自人们的意识差异：对于生于陆地长于陆地的人来说，海洋环境与陆地环境相比，更像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环境，这就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把海洋当作一个只需对其索取资源而不需对其负责的巨大空间。事实上，人类作用于这两个环境之上的环境行为，尤其是资源开发行为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只有从环境行为及其具有可选择性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才能使各种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经验性研究与其他已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进行对话。在本书的经验研究中，海洋渔民及其捕捞活动就是架构海洋环境、人类社会和人之间的桥梁，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影响都可以通过海洋渔民的捕捞活动及其方式选择来考察。为此，基于“环境、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假设，在社会行动理论框架的指引下，笔者将海洋环境和海洋渔业资源视为捕捞方式选择的环境基础，而将技术工具、经济组织、政策管理和文化规范视为捕捞方式选择的社会条件，这样的分析既突出自然规律和社会力量对海洋渔民在行为选择上的客观制约性，又凸显了渔民在选择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生存需求与环境制约、资源管理与经济发展等现实冲突中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2）一项新的经验性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海洋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去描述和探讨的，并且这些研究多是以种植业的社会研究为参照进行的。笔者基于海洋及渔业资源的特征，从海洋捕捞方式这一角度纵向地、全面地透视了海洋渔民的捕捞活动，从活动方式的选择及社会条件中追溯其选择的社会因素和环境压力以及人的主观意愿变化。

（3）一个关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新论点，即对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高效管理的制度安排，放在海洋渔业资源上则更多地体现了其反功能的一面。这些制度安排最典型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提高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为目的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二是以规范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方式为目的的资源管理政策。前者主要是发生在海洋渔村和渔业公司的改制，即按照市场原则将生产资料（主要是渔船、渔网等生产工具）私有化；后者主要是发生在沿海各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公海线等区域划分和一国沿海各海区中的禁渔期等管理政策。这些制度安排在应对耕地、草场的开发利用上发挥了提高效率、避免“公地悲剧”等正功能，但在应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却使个体的“资源的有限所有”程度加深，迫使渔民们不得不选择灭绝式的捕捞方式。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资源与海洋渔业资源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对于某种自然资源管理的制度安排首先应该以该种自然资源的特征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依据，而不是以人之意愿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