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纠正关于“糊涂学”的误区(1)

难得“糊涂”，“糊涂”很难，是因为我们自以为很清醒。

很多人看不起糊涂人，但是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根本没有认识到“糊涂学”的本质。

其实，“糊涂学”并不提倡人们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上都一味假装糊涂、丧失原则、放弃立场、毫无主见。它的目的是要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自我和周围的一切，并与他人建立更加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

本章就来纠正一下对“糊涂学”的一些认识上的基本误区。

【“糊涂学”不是教你平庸】

很多人自认为是很精明的。越是精明的人越知道处世难，容易招致妒忌、非议，甚至为聪明而丧生。

曹操因为妒忌杨修的才能而杀了他；隋炀帝因为妒忌王胄的诗才，也把他杀了。

所以，“大智若愚”的道理——越是聪明，越要表现得谦虚，以便找到自我发展的空间。

1.只有不吃别人的鱼，才能真正长远地吃自己的鱼

明朝年间，武宗南巡，扬州知府蒋瑶接待圣驾。蒋瑶为人清廉方正，不肯横征暴敛来巴结皇上身边的那些“小人”，因此得罪了他们。

武宗是个钓鱼迷。这一天，正好钓到了一条大鲤鱼，于是便想找个人给卖了。可御钓之鱼岂是常人能买得起的？那些小人一看机会到了，就对皇帝说，这条鱼卖给扬州知府最合适不过。

武宗听了，竟真的把蒋瑶叫了过来，要他买下鲤鱼。

蒋瑶一则拿不出钱，二则即使拿得出钱也难以同皇上做买卖，三则不能同皇上斗智，冒犯了龙颜，这样就正好遂了“小人们”的心愿。蒋瑶进退无路，就如同普通渔翁做生意一般，他回家取来了妻子的首饰和几件好一点的衣服，跪在地上献给皇帝，说道：“皇上，此鱼乃无价之宝，臣这里只有妻女的一些首饰和衣物，臣死罪。”

武宗看蒋瑶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银子，只好把这条鲤鱼赐给了他。那些想要陷害他的“小人”，没有达到目的。

上古时代，有一种很会扇动翅膀的鸟，与别的鸟相比，毫无出众之处。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傍晚归巢，它也跟着归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时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不脱队，因此很少受到威胁。从它的表现来看，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许是最可取的。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这种人不会犯大错。

这是在现代高度竞争的社会中，看似平庸，但是却能按自己的想法生存的一种方式。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的宰相。他很喜欢吃鱼，国内的人都争着买鱼献给他，公孙仪却一概不接受。

他弟弟问他：“你既喜欢吃鱼，为什么又不要呢？”

公孙仪回答：“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办事，那就可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会被免去宰相之位；免去了宰相，还有谁会送鱼给你呢？不接受鱼就不会被免去宰相之位，这样，虽然没有要人家的鱼，但却能长久地自己买鱼吃。”

也许有人会认为，喜欢吃鱼却又拒绝别人的馈赠，是不是有点“傻”呢？其实，公孙仪的这番话足以说明他比大部分人都聪明。他能辩证地认识到，在小利面前贪心过盛，容易被别人牵住鼻子。一些已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就的人，由于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人们对他们一般都是有所求的。如果这些人因为贪图小利，而受制于人，那么违法乱纪之事就不可避免，结果必将丧失以前拥有的一切。

2.比别人聪明，但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聪明

《后汉书·班超传》语：“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说的是水太清了，鱼就无法存身。

明成祖年间，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朝见皇上，顺便带了一些岭南的藤席，准备送给朝廷中的官员。不料，京城的巡逻官把这些藤席截获，并将徐奇馈赠礼品的人员名单呈给了明成祖。

明成祖反复看了几遍名单，见其中唯独没有太傅杨士奇的名字，觉得有必要问个究竟，于是立即召见了杨士奇。杨士奇解释说：“当初徐奇受命赴广东任布政使，离行前众官员都作诗为他送别，所以徐奇这次回京特用藤席回赠。那一次臣正好有病在身，没有赠诗给徐奇，不然的话，我这次也在馈赠之列。今天众官员的名字虽然都在礼单上，但他们不一定会接受徐奇的礼物。再说，藤席乃岭南特产，徐奇馈赠藤席只是为了表达谢意，不会有别的目的。”

杨士奇这番话讲得自然得体。明成祖对他的疑惑打消了，也原谅了徐奇，命人把名单烧了，从此再也没有过问此事。

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疑臣必死”。如果杨士奇借此机会炫耀自己的清廉，不仅不会得到赞赏，而且还会加重明成祖对他的疑心。杨士奇实话实说，说明自己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从而赢得了明成祖的信任。

隋唐著名才子薛道衡，13岁时就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做内史侍郎；大业五年，被召进京。当时已是自负才气的隋炀帝杨广在位，薛道衡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呈上了《高祖颂》。炀帝看了很不高兴，说：“这只是文词漂亮而已。”

有一次，炀帝与下臣谈天，说自己才高八斗，傲视天下文士。御史大夫便乘机说薛道衡自负才气，不听训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薛道衡赐死了。

薛道衡由于自视才高，不懂谦虚，得罪了不少人，不但是有隋炀帝，也有那个进谗言的御史大夫，甚至可能还有其余的大臣，否则怎会没人替他求情于炀帝呢？

因为锋芒太露而把人“得罪”光了，薛道衡算得上是一个典型，韩信也算是一个。

韩信是汉朝的第一大功臣：在汉中献计出兵陈仓，平定三秦；率军破魏，俘获魏王豹；攻下代，活捉夏说；破赵，斩成安君，捉住赵王歇；收降燕；扫荡齐；历挫楚军。连最后垓下消灭项羽，也主要靠他率军前来合围。司马迁说：汉朝的天下，三分之二是韩信打下来的；项羽，是靠韩信消灭的。

在中国古代，功高震主，本就犯了大忌，加上韩信又不懂谦退自处，看到曾经是他的部下的曹参、灌婴、张苍、傅宽等都分土封侯，与自己平起平坐，心中难免矜功不平。樊哙是一员勇将，又是刘邦的妹夫，每次韩信拜访他，他都是“拜迎送”，但韩信一出门就要说：“我今天倒与这样的人为伍！”如此，韩信终于一步步走上了绝路。

英国19世纪的政治家查士德斐尔爵士曾对他的儿子说：“要比别人聪明，但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聪明。”

著名的游侠郭解就是一个很能藏锋露拙、大智若愚的人物。在洛阳，有一个男子因与人结怨而处境困难，许多人都出面当和事佬，但对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最后只好请郭解出面，为他们排解这场纠纷。郭解晚上悄悄造访对方，热心地进行劝服，对方终于让步了。

这时候，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为自己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急于示人。但郭解不同，他对那接受劝解的人说：“我听说你对前几次的调解都不肯接受，这次很荣幸能接受我的调解。但是，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却压倒本地有名望的人，成功地调解了你们的纠纷，实在是有违常理。因此，我希望你这次就当我调解失败了，等到我回去，由当地有威望的人再来调解时接受，怎么样？”

郭解的做法异于常人，但却留下了为人称道的美名。谁又能说郭解不是大智慧者呢？

以上举的例子，都说明做人宁可显得谦虚一些，也不可显得太过张扬；宁可收敛一些，也不可锋芒毕露；宁可随和一点，也不可自命清高；宁可退缩一点，也不可太不可一世。这就是做人难得“糊涂”的一大法宝。

3.自夸是明智者要避免的，却是愚蠢者所追求的

如果，你确定别人错了，而且直率地告诉他，结果会如何呢？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指责别人，一个眼神、一种说话的声调，抑或是一个手势，同样明显地告诉别人——他错了，你以为他会同意你的观点吗？绝对不会！因为你这样做直接打击了他的判断力和自尊心。

说别人是错的，只会使他反击，而不会使他改变主意。即使你搬出所有柏拉图或康德式的逻辑，也改变不了他的意见，因为这等于是在说：“我比你更聪明。我要告诉你一些道理，使你改变原本错误的看法。”这是一种刺激人的挑战，容易引起争端。

有位年轻的律师，在纽约最高法院参加了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案子牵涉了一大笔钱和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在辩论中，法官对他说：“海事法追诉的期限是6年，对吗？”

这位律师蓦然停住，看了法官半天，然后直率地说：“法官先生，海事法没有追诉期限。”

“庭内顿时安静了下来，”他后来讲述他当时的感受时说，“气氛似乎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我是对的，法官是错的。我也据实告诉了他，但那样就使他变得友善了吗？没有。我知道我讲得比过去精彩，但我没有尊重他的感情，用讨论的方式据理说明我的观点，而是当众指出一位声望卓著、学识渊博的人错了，从而引起了争端和误会。”

因此，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错误的话——即使你知道是错的，你也一定要说：“噢，这样啊！我倒有另一种想法，但也许不对。如果我弄错了，我很愿意纠正过来。”用“我也许不对”这一类句子，确实能收到神奇的效果。

很多人都觉得，承认自己是错的，就等于承认对方是对的，所以有时候非要和别人计较个清楚。但“糊涂学”却主张“你退一步，让对方大大前进一步，不仅不会损失什么，反而能带来极大的利益”。

承认自己也许会弄错，就绝不会惹上麻烦。因为这样做，不但能避免所有争执，还可以使对方跟你一样宽容大度，并使他承认他也有可能弄错。

富兰克林在年轻时候，有好争辩的习惯。一位教友会的老朋友把他叫到一旁，尖刻地训斥了他一顿：“你真是无可救药。你已经打击了每一位和你意见不同的人。你的意见变得太珍贵了，没有人承受得起。你的朋友发觉，如果你在场，他们会很不自在。你知道的太多了，没有人能再教你什么，也没有人打算告诉你些什么，因为那样会吃力不讨好，而且还会弄得很不愉快。因此，你不能再吸收新知识了，但你的旧知识又很有限。”

富兰克林接受了那次教训。他明智地领悟到他的确是那样的，也发觉他正面临着失败和社交悲剧的命运。于是他下决心改掉了傲慢、粗野的习惯。

“我立下了一条规矩，”富兰克林说，“绝不准自己太武断。我甚至不准自己在文字或语言上有太肯定的意见表达，比如‘当然’、‘无疑’等等，而改用‘我想’、‘我假设’、‘我想象一件事该这样或那样’或‘目前，我看来是如此’。当别人陈述一件事而我不以为然时，我绝不会立刻驳斥他或立即指正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在目前这件事上，似乎会稍有不同等等。我很快就体会到了我这种改后态度的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都融洽得多了。我以谦虚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容易被接受，更减少了一些冲突。我发现自己有错时，我不会遇到什么难堪的场面；而我自己碰巧是对的时候，更能使对方不固执己见而赞同我。”

“我最初采用这种方法时，确实和我的本性相冲突，但久而久之就逐渐习惯了。也许50年来，没有人听我讲过些什么太武断的话，这是我提交新法案或修改旧条文能得到同胞的重视，而且在成为民众协会的一员后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我不善辞令，更谈不上雄辩，遣词用字也很迟疑，还会说错话。但一般说来，我的意见还是会得到广泛的支持。”

针对这一点，卡耐基先生也有同样的感受。

有一次，卡耐基的朋友彼得请一位室内设计师为自己的卧室布置一些窗帘。等账单送来时，他大吃一惊。过了几天，一个朋友来看彼得。那个朋友看见了那些窗帘，问起了价钱。得知价格后，这个朋友面有怒色地说：“什么？太过份了，我看他占了你的便宜。”

事实上，他说的的确是实话。可是很少有人肯听别人羞辱自己判断力的实话，彼得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说贵的东西终究有贵的价值，你不可能以便宜的价钱买到质量高而又有艺术品味的东西等等。

第二天，另一个朋友也来拜访。与之前那位不同的是，她对那些窗帘赞扬了一番，而且表现得很热心，还说希望自己家里也能买得起那些精美的窗帘。而此时彼得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了。

“说句老实话，”他说，“我自己也负担不起，我所付的价钱太高了。我后悔订了这些。”

当我们错了的时候，也许会对自己承认。而如果对方处理的方法很适合，而且友善可亲，我们也会对别人承认，甚至以自己的坦白直率而自豪。但如果有人想把难以下咽的事实硬塞进我们的嘴里，我们的感觉将会如何？

为什么很多人非要认为自己是对的呢？那是因为人们内心深处具有骄矜之气。

人，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很了不起，因此总是看不起别人。由于骄傲，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轻视有才能的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骄矜对人对事的危害性都是很大的，这一点古人认识得十分清楚。

一代名君唐太宗曾对侍臣说过：“天下太平了，自然骄矜奢侈之风容易出现，骄矜奢侈则会招致危难灭亡。”

刘文静和裴寂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要谋臣，在后来的数次战役中屡立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并不为过。与刘文静相比，裴寂的资历则要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