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19世纪大英皇家建筑师Thomas Allom笔下的中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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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长城

在粗野的原始社会,未开化民族的游牧习惯及复仇行为,使得防御性军事建筑有必要且有效。这种为防御而修建的简单土方工程在很多国家都有,然而这些国家的相关记载要么令人困惑,要么不复存在。米堤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罗马人、皮克特人和威尔士人都有防御墙,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代在里海东面筑了一道边界墙,帖木儿也不敢小看这样的安全屏障,如同天朝上国的长城一样,这道防御线也是为了扼制游牧族鞑靼人的突然进犯。史料的记载一致认定,这些建筑都源于最专制的暴政和最凄惨的奴役。这个事实使考古学家在溯源时少了很多欣喜,也太不想去探究这些野蛮的征服者践踏亿万人自由的动机是什么。伏尔泰把埃及金字塔看作是奴隶制的纪念碑,国家长期以来都在纪念碑的重压下痛苦地呻吟。如果希罗多德讲的是真的,那证明伏尔泰是正确的。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在吉萨的一个金字塔里埋葬着基奥普斯的尸骨,另一个金字塔里埋葬着他的兄弟西弗洛里斯,十万劳力耗时二十年筑起这个宏伟的工程,从那时起,埃及人对基奥普斯的回忆里便充满了极大的仇恨。”中国万里长城的建造也伴随着这样的情感和回忆,据说中国每三个人就要征调一个去修建长城,因为缺乏供给,有四十万人死于饥饿、虐待和过度疲劳。中国有一句话成为了这些苦难的纪念,它将这个工程刻画为“一代人的牺牲换来千代人的幸福”。如果把累积的材料和聚集的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标准,建造金字塔的埃及奴隶们是无法与听从帝国监工命令去建长城的奴隶们相比的。“按平均每户两千立方英尺的砖瓦计算,建造英国住宅需要的所有建筑材料加起来,都不及建造长城需要的材料多。”

长城一直守卫着中国的北疆,但人们却浑然不知这项宏伟工程凝聚了多少人类智慧。公元前23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登基称始皇帝,并开始修建长城。因为匈奴经常侵扰边境,秦始皇派军追杀到山口,之后派兵驻扎,养兵之时兼修壁垒,以免日后倭寇再来袭。因为憎恶这位残暴的君主,有的中国历史学家便拒绝承认他是这个浩大工程的设计者,声称他只负责修建了陕西边界的部分,其他部分则是各国君王封疆而建。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秦始皇的确是这一世界历史奇迹无可争议的缔造者。

从秦始皇的个人品性来看,他野心勃勃,成就大业,名垂青史,也足以证明他就是长城的真正开创者。他平定周边各国,却唯独不灭齐国,对其形成包围之势并牢牢控制,最后一举歼灭。他殖民日本亦为世人尽知,他曾派一位勇敢的海军将领带领三百个青年男女来到日本,没想到这位将领背信弃义,自立为王。修建长城固然能让他名留青史,正如一些暴君立碑扬名一样,然而秦始皇并不满足于这一切,他要毁灭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实行一人专政。为了立刻统一中央集权,他下令焚毁了诸子百家著作。和他一样遗臭万年的还有当年的哈里发·奥玛,也曾下令把与古兰经标准本有异的经文一律烧毁。

秦长城和北京几乎在同一纬度,东至辽东湾。据说秦始皇下令将装满钢铁的许多船沉入海底充当地基,长城便是在此底座上用巨大的花岗石板修砌而成。向西伸展的长城表面严丝合缝。劳工们被警告说,连接处必须插不进一根钢钉,否则以死论处。墙体风格与北京城墙相似,规格较其他城市更大。秦长城的平均高度约二十英尺,其中护墙约五英尺,下砌十五英尺高的平台或壁垒。基座厚约二十五英尺,墙顶宽约十五英尺。墙身由外墙和内墙构成,空隙间填满泥土、毛石和其他材料。垛墙高六英尺,墙面由花岗岩包砌,墙上体为青色城砖。台阶为砖或石制,可上至平台,可骑马拾级而上。修建长城时,如遇河流就架设石拱桥,有铁栅浅浅地浸入水中有效地阻碍水流;在有山的地方,城墙就沿着最陡峭的山脊而筑,有一处城墙海拔高达五千英尺;在地质平旷易于进攻的地方,则根据需要建双层墙、三层墙或多层墙。在北直隶省,城墙呈梯形结构,外墙用砖封砌。能从海参崴直接入关的杀虎口用砖石垒砌,并建有大型的堡垒。进入陕西后,工程质量开始下降,有些只是用泥土糊成,黄河两岸有烽火台,派兵把守保护周围并防御外敌渡河。越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城墙通常由土胚垒砌,有些地方土已脱坯,但是在险要的关口还是有重兵镇守。

尽管许多地方材料结构松散,但在未经重建修缮的情况下,这个绵延五千英里的伟大的国家工程经受住了两千年的时间考验。事实上,当长城内外一统江山的时候,长城本身已经失去了作用,渐渐为人忽略。曾几何时,平息叛乱时长城上有百万把短弯刀闪闪发光,而今朝廷满足于只镇守住通往外国的主要关口。

主要的城门会在内侧加固,外侧由巨大的侧堡保护。每一百码间隔设有堡垒,宽四十英尺、高三十英尺的方形城台上设一层或两层堡垒。长城在渤海方向的第一道关门叫山海关,美丽的山海关坐落在广袤的平原上,它因一位将领通敌勾结辽东的满人进犯自己的国家而历史留名。其他著名的关口还有喜峰口、董家口、张家口,董家口和张家口是清军入关的必经路线,古北口是清朝皇帝到承德避暑山庄的必经之地,马戛尔尼使团曾有幸在此皇家园林被召见。

欧洲旅行者曾记载过长城两处关口的风景,一处是古北口,另一处关口是由荷兰使团的制图员雅布兰·伊代在1705年来华时绘制,来自不同国家的使团都向本国据实禀告了这项雄伟工程,法国的传教士曾将长城的素描图带回国内。以往的文学作品认为马可·波罗之所以只字未提长城,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建筑,但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证据有力地推翻了这些毫无意义的怀疑。一些大使日志的摘录也证明,是马可·波罗从未到过长城,并非长城不存在。来自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中收藏的马可·波罗行游路线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马可·波罗是跟随商队沿常规路线从欧洲向东,一路来到撒玛尔罕和喀什,转向东南方穿过恒河来到孟加拉国,然后沿着西藏山脉继续向南,最后经山陕两省抵达北京,连长城的边都没有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