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动机

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大礼议”事件⁽¹⁾，即兴献王朱祐杬（1476—1519）⁽²⁾尊号之争。“大礼议”的背景，缘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1521）驾崩后，既无子嗣，又无同胞兄弟继承皇位，事先也未安排过继的嗣位人选，代表君统宗统合一的帝系自此断绝。考虑到与帝系伦序最近的兴献王朱祐杬已在正德十四年（1519）薨逝，昭圣皇太后张氏（？—1541，明孝宗之妻，明武宗之母，尊为昭圣慈寿皇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1459—1529）等人商议后，决定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1507—1567）以明孝宗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入继大宗，即皇帝位，是为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后，却坚称自己以藩王身份直接继承皇位，拒绝承认自己是孝宗的嗣子，也不愿接受杨廷和等人的劝说，一再提高对亲生父亲朱祐杬的崇敬仪式，与内阁诸臣爆发激烈冲突。议礼双方皆牵引出“天理”是否重于“人情”及“尊尊”是否重于“亲亲”的讨论，其焦点在于嘉靖皇帝身份（identity）的判定。得到张璁（1475—1539）等人提出“人情论”的支持后，朱厚熜大受鼓舞，竟不顾礼部诸臣的反对，直接下诏称兴献王为“皇考”，引发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许多抗议者被当场打死，或流放，或贬职，威慑朝堂，群臣缄口。

左顺门事件后的二十年间，嘉靖皇帝一面命人编纂《明伦大典》，借“人情论”建构自身地位的正当性，又强调自己受“天命”得位，使皇权得以钳制言论，防止士人暗地批评“大礼议”，一面以遵《周礼》、复“祖制”为由，大幅改易国家礼制⁽³⁾，趁机改变宗法惯例，模糊宗统（孝宗一脉）与家系（献皇帝）的界线，逐步变易宗统，使兴献王与嘉靖皇帝一脉由小宗家系变为大宗帝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政治权力与名分礼秩的关系，本是一体两面，名分一旦错置，礼秩将日趋瓦解，使皇帝脱离礼法的规范，皇权渐失其“公义”性质。同时，名分礼秩的瓦解，也破坏了原本的权力分配原则，不再有一合理的标准。为求晋位，官僚不得不依附有力人士，造成朋党林立的现象，党争日趋激烈。当各党爆发冲突、相决不下时，官员们为了排除异己，只好寻求皇帝的支持，遂成为皇帝拿捏的斗争工具，逐渐丧失“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再追求“公义”的实现，使嘉靖朝的政治秩序恶化，政治文化也随之改变。

所谓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即注重政治系统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并以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为背景，探索大多数人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政治信仰及政治心理等问题。⁽⁴⁾然而，历史形态的政治文化主体已经消失，无法使用抽样调查、行为测量、心理分析、量化统计等方法进行研究，所以本书拟以“大礼议”事件为切入点，厘清“大礼议”衍生的政治效应，说明“大礼议”如何从一个政治事件变为一个政治符号，成为嘉靖君臣斗争的道德武器与思想资源。嘉靖皇帝虽强行镇压反对者，将兴献王一步步推崇至明睿宗的地位，却引发嘉靖君臣对“名分”的争辩，讨论皇权究竟是作为帝国政权的公共中心，还是作为保证皇帝个人私利的手段，并分析“大礼议”牵涉的“七争”⁽⁵⁾、颁布《明伦大典》及发起国家礼制变革，观察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过程，进而探讨政治权力、经典诠释及国家礼制三者的关系，突显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变化，将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⁶⁾权力问题不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及其运作，也是文化上的合法性认可及其塑造问题，呈现了文化政治化与政治文化化的复杂现象。

本书通过《明伦大典》的编纂，探讨嘉靖君臣如何借经典的再诠释，建构“人情论”的理论体系，说服士人接受“大礼议”，并发起礼制改革，逐步变易国家礼制，证明嘉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完成帝系重建的目的。最后比较隆庆皇帝（1537—1572）至崇祯皇帝（1611—1644）的态度，观察他们如何看待献皇帝的祧迁问题，反证“大礼议”对明朝政治文化体系的影响。除了对“人情论”的讨论之外，本书也探讨“大礼议”如何影响朝堂内的人际关系、权力结构及政治生态，观察身处于权力核心的嘉靖君臣如何界定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权力范围及政治生态的既有限制，而士人们如何借由儒家经典再诠释的方式，试图让国家礼制回归“合礼”的安排，限制皇权的范围，钳制皇帝的个人性，重新将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导回“公义”的轨迹，本书进一步分析皇权深入官僚体系引发的政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