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福田赳夫出生于上州（群马县）高崎近郊的一户农家。俗话说“三岁看到老”，这一方土地，在政治家福田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福田的祖父幸助是佐久间象山的爱徒，文武全才。自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起担任金古町的首任町长，他也是给福田起名为“赳夫”的人。其后，福田的父亲和兄长曾先后担任过町长职务，福田家也成了当地的富农和名门。作为出身于地方政治世家的福田，其充满责任感以及追求正义的品行的形成，来自家庭的影响尤为重要。
对聪明伶俐的福田，父母在他幼小的时候就严格地教育他：对待他人不可傲慢，不能看不起别人，同时更不能欺负弱小。
榛名山麓一带的土地成分主要由火山灰组成，无法播种水稻。农民以种植杂粮及蚕桑为生，在当时是属于比较贫困的农村。福田也曾经亲自背着孩子，参加过桑田的劳作。福田家的周围也都是这样的贫困农家。福田家由于替福田父亲看病，又因替别人做连带保证人有了借贷而陷入窘况。使家庭摆脱贫困，也是福田从政的一个原因，而从政后的福田，在对制定帮助贫困人群政策的问题上尤为积极。战后日本之所以能成为既有福利保障又无显著贫富差别的社会，福田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福田赳夫经历了从第一高中到东京帝国大学，其后又成为大藏省官僚的精英路线。战后转身政界后，又历任多个部门的重要阁僚，从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起担任了两年首相的职务。
福田的人生经历从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他的一生经历过各种高低起伏。当他作为大藏省官僚一路升迁，眼看就要成为官僚最高级别的次官的时候，因为被卷入昭电事件而不得不含冤辞职。其后，福田以无党派的身份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自民党建党后，作为政策专家在岸信介内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池田勇人政权时代，又因为积极参加党风整顿运动，对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遭受冷遇。
作为政治家的福田赳夫，其才能真正得到发挥的时期是在执政长达七年八个月的佐藤荣作时代。他先后出任了藏相、外相以及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他的政策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被大家公认为后佐藤时代的接班人的福田，在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却意外地输给了田中角荣。其后，经过种种迂回曲折，终于在1976年成为首相。福田在重振经济的同时，在外交和内政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领导的内阁曾被期待成为长期安定政权。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首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惜败于得到田中派支持的大平正芳。究其原因，主要是福田不能接受田中派那样将金钱与政治肆意勾结的做法。
福田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最擅长的是对经济和财政的运营能力。事实上也证明，福田的财政政策能力，在日本战后政治家中是最为卓越的。
说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由福田解救的并不为过。在经济政策的问题上，福田并不依赖特定的专家，而是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进行判断，同时，这样的判断并非拘泥于学术层面，福田作为一个实体经济的“医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福田认为“（繁荣）的山脉有多高，对应的山谷就有多深”，而这样的意识，源自他青年时代的官僚时期，在井上准之助和高桥是清身边工作时受到的影响。素以高桥是清的后继者为荣的福田，经历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高潮期和不景气的时代，在为日本经济把脉这件事上，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失误的名医。
在考察福田的时候，还有一点不可遗漏之处，那就是他作为国际协调主义者的一面。
福田在昭和初期，曾作为年轻的大藏省官僚被派到伦敦工作，他亲身经历了日本在处理国际危机问题时，因为丧失了协调的机会，最终遭受失败的教训。也就是在那一刻，福田形成了“世界中的日本”的世界观。在战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大环境下，福田主张日本从非军事的角度，为世界和平及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为帮助亚洲各国摆脱贫困，进入高速成长的经济轨道，福田提倡并推动了日本在ODA（政府开发援助）方面的投入。
如同诞生于1977年的所谓“福田主义”所表明的那样，伴随经济腾飞提高了国际地位的日本，放弃走“军事大国”路线而寻求成为“和平大国”，是福田的一贯主张。同时，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矛盾，从文化层面强化相互理解，福田建议并设立了国际交流基金。
但是，福田的生涯迄今为止并没有被得到准确的描述。在对战后日本政治史进行解析的时候，以吉田茂为源头，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战后保守派政治家被称为“保守本流”，与此相对，作为岸信介的继承者的福田，则被定义为其“支流”。
在“保守本流”时代，“保守本流”有两重意义。其一，“保守本流”是指与吉田人脉相关联的系统。其二，以“日美基轴”为基础，提倡“轻军备，经济优先”，是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关于前者，拒绝了池田的邀请而选择与岸站在一起的福田虽然可谓“否”，但是，就政治路线而言，福田就是完完全全的保守本流。与田中不顾影响到日美关系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以及推行资源外交政策相比，福田则以日美基轴为前提，谨慎地与中国进行交涉，最终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全方位推动了日本的和平外交。从政策路线而言，福田才可谓是真正的“保守本流”。
福田对日本的政治脱离了国家和公共的原则，丧失良知、沉醉于金权政治以及派阀政治充满了危机感，反复强调政党改革的必要性，即便是在他本人遭遇政治困境的时刻，对于违反原则的问题，也没有进行任何妥协。
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在刚当选议员的时候，恰逢福田与田中争夺佐藤继承人的斗争。森当时判断党内的主要势力倾向于田中，为了扭转局势，森在与福田一起外出途中向福田建议：“用钱砸”。福田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说道：“我一直因为你是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而器重你，如果你要给我出这么卑劣的主意，请你立刻下车。”这件事是森在日后进行反省的时候告诉别人的。[1]森认为，为了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光是只说好听的，也需要伴之以强硬的手段，而福田则认为宁可输掉选举也不能做出违反政治伦理的事情。
对福田而言，最为惋惜的事情是，因为日本当时正逢金权政治和派阀政治的全盛期，还未能成功构筑理想的政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他设想中的党内改革的目标大多数未能实现。不过，尽管遭受多次挫折，福田依然保持了乐观及就事论事的态度，从来不曾表露出成功者的傲慢，反而是充满幽默，乐于助人，犹如“仙人”一般。因此他也经常被人簇拥，人们都愿意与他交往。
同时，福田还是一个权力欲和虚荣心不强的政治家。对政治，他追求伦理。对生活，他杜绝浪费。成为政界的大佬后，其朴素的生活态度也未曾改变丝毫。有很多政治家拥有豪宅和别墅，而福田只在大藏省辞任后的闲居时代，购买了位于世田谷野泽的房子，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离开过那里。无论是吃的还是穿的，福田对物质没有特别的嗜好。从青年官僚时代到其离世，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殚精竭虑。
福田在政治家现役时代，虽然是一名卓越的政策领袖，但是多次输给了以金钱和人数为后盾的田中政治体制。时至如今，重温政治家福田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政治改革形成了一种风潮。细川护熙内阁为结束金钱政治和派阀政治，实现政权交替，进行了以小选举区制为基础的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实施了对政党的行政补助，金权和派阀政治问题明显得到改善。福田一再提倡的主张，在其从政界引退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尽管如此，政治腐败的丑闻，其后依然络绎不绝。冷战后局势变化多端，急需政治家拥有以大局观为基础的政策能力和政治能力，但是现实中，日本的政治还很难说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国民在面对种种问题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感到幻灭和焦躁。在经济财政方面、外交安全方面，在处理重大灾害和新冠问题方面，国民热切地期待着正直公平政治的出现。
正因为目前依然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位真挚的“政策家”福田赳夫。
笔者想对本书的副标题——“寻求战后日本的繁荣与安定”做一补充。
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设计者，毫无疑问，吉田茂和池田勇人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福田接起了持续繁荣经济的重任。在解决了1965年的经济衰退问题后，在经济运营上维持了长期高速增长，确保实现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对因田中角荣政权期间推进的列岛改造热和石油危机综合诱发的经济动荡，福田也进行了纠偏。前述行为，不仅是简单地恢复了经济高速增长，而是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安定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像福田这样为战后日本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与池田以及田中那样以经济发展为压倒性主轴的行为相比，福田将安定与协调作为第二轴同样加以重视。他认为经济发展虽然必不可缺，但是如果引发内外不均衡的副作用，就会失去它的积极意义。为在国内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农村、中小企业、劳工们确立了保护制度，努力构筑公平的社会，福田在55年体制形成前后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战后日本成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及社会繁荣，福田高度重视日本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工作。作为战前在伦敦驻留期间目睹日本因为失去了国际协调而陷入世界大战泥潭的福田，深刻明白“世界中的日本”的道理。具体而言，福田追求的是，在回顾20世纪历史的基础上，给予力图摆脱贫困的亚洲各国以支援，并与它们建立“心心相印”的友谊。同时，在石油危机诱发的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不再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失败覆辙，在“七国集团会议”体制下，日本积极承担起责任，发挥协调作用。
福田不仅在战后日本实现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创建日本国内公平、和谐、安定的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经常告诫大家不能只追求本国繁荣的本国第一主义，坚持一直努力强化世界和平的基础。加上他晚年一直寻求的国际协调以及和平主义观点，福田可谓是一个追求繁荣与安定的政治家。
本书作为第一本政治家福田赳夫的真实评传，力求在实证的基础上将他的历史面貌展示给读者。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描述福田从幼儿期到大藏省官僚直至成为政治家时代的经历，也就是所谓福田的成长期。
第二部分重点描述福田在自民党内初露头角的经历。在这个时期，福田作为岸信介的心腹，全面施展了才华。同时，在池田政权时期，他发起了刷新党风的运动；在佐藤政权时期，作为藏相，他成功克服了东京奥运会后的短期不景气，使经济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这个时代也是政治家福田顺风顺水的时期。
第三部分描述福田在佐藤政权时期作为外相，经历参与“角福战争”的失败，终于迎来了成为首相的机会。同时，这个阶段也是福田作为日本经济的指挥官，成功带领日本摆脱石油危机、迎来经济复兴的时期。
第四部分详细描述了福田政权两年间的内政外交。同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福田从首相退任后创立了国际行动理事会，这也是福田政治生涯所最值得瞩目的成就之一。
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与福田相关的评传，绝大多数都是与他有密切交往的记者所著，基本上都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而在实证方面有所欠缺。但是，近年来，伴随新的资料被不断公开，福田担任阁僚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成为正式的历史研究课题。比如，关于福田参与的外交政策的研究，基于《情报公开法》被解除了保密期的外交文书，如今已经成为详细分析的对象。关于福田的经济、财政政策也可以运用大藏省文书及与此关联的《昭和财政史》的材料进行分析。同时，与政治局势相关的研究也因为近年来战后主要政坛大佬的个人文档被公开而逐步深入。本书力争基于上述史料，对福田的政治家形象进行全方位立体描述。
研究福田的思想及政策最为有用的资料是他本人留下的为数众多的笔记。福田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的《我的履历书》的开头做了如下描述：
我的书架上有着一百册以上，一米多长的笔记本。它们是我从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成为政治家以后撰写的笔记。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将昨天的工作记录下来。投身政界以后，稍微想偷懒一下，很多事就会流于日常，就像是透过雨帘看旧版电影的感觉。《福田笔记》就是将在日常冷静时所思考的东西进行总结，也就是备忘录。[2]
《福田笔记》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在福田亲自所书的《回顾九十年》中可以见到极少一部分的引用，基本上都是不为人所见的。在为本书执笔之际，第一次被允许借阅《福田笔记》，通过笔记我们可以得知福田的想法以及与他有过交往的当时众多相关人士的发言。
除了上述一手资料，本书还参考了众多的先行研究文章，同时还对相关人士进行了采访。本书也收集了反方的意见，力争保持文章总体的平衡感。其目的在于力求能对政治家福田进行去伪存真的描述。
在序章的最后，想引用原德国总理赫尔穆德·施密特的致辞作为结语。他在福田去世两个月后，在位于东京九段的日本武道馆由内阁与自民党共同举办的福田追悼会上，特意从德国赶来，在5000名参加人员面前发表悼词。这也是这位一贯以冷静、坦率而闻名的前欧洲政治家，从侧面观察到的福田像。
在过往的25年间我曾与为数众多的人打过交道。福田赳夫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略）。第一次见到福田赳夫前首相是在1981年，我们不仅在同一时期担任过财政部长，而且都还成为了首相（总理）。这样偶然相同的经历，我们两个国家也有了更多的合作的机缘，在此基础上，我们两个人的合作也变得更为紧密。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福田先生担任国际行动理事会的名誉议长。国际行动理事会每年都举办会议，起到了对各国政府建言献策的作用（略）。针对以迅猛的速度增长的世界人口、为了他们的生存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为维持和平而克服宗教与制度的不同，寻求相互理解及和解是必不可缺的……我们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呼吁同时代的人们关注上述问题。之所以能坚持这样做，源于福田先生对我们精神上给予的支持（略），福田先生在担任总理职务的时候创立了“福田主义”理念，表达了日本再也不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愿望。同时，福田先生寻求与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建立和解、和平的国家关系。（福田的做法）与现在德国政府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从遥远的德国可以感受到福田为日本国民努力工作的姿态，同时也高度评价福田先生在政治层面为日本做出的巨大贡献（略）。[3]
[1] 五百旗头真、伊藤元重、药师寺克行编《九十年代的证言 森喜朗》（朝日新闻社，2007年）第39页。
[2] 福田赳夫《我的履历书》（同《我的履历书 保守政治的承担者》，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3] 《友人代表赫尔穆德·施密特的悼词》（《故福田赳夫内阁，自由民主党共同葬仪记录》内阁总理大臣官房，1996年）第485—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