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军备扩张与健全财政
（一）短暂的平安
福田结束三年的伦敦工作回国的时候，正值日本脱离国际联盟的1933年（昭和八年）3月。怀着对日本未来的不安，福田乘坐日本邮船“榛名丸”号，途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四月到达神户港，旅程用了四十天左右。到达日本后，福田从神户换乘火车前往东京，在东京站，他的兄长平四郎、弟弟宏一以及众多的朋友前往迎接，当晚又参加了有众多亲友参加的祝贺归国的宴会。[31]
按照大藏省的惯例，干部候选人至少要被派往地方工作两年。回到日本后，福田被派往京都下京税务署担任署长。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见习判任官的阶段，被任命为高级七等官职。
京都下京税务署大约有40名员工。28岁的福田成为税务署署长。上任前，他穿上新做的礼服，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开往京都火车的一等车厢。根据事前约定，工作人员应该拿着写着下京税务署字样的灯笼从前站的大津站上车，在车里与福田会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迎接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出现，福田最终还是坐到了京都站。
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大多数新任署长到任的时候都没有乘坐过一等车。当时，大藏省官僚在赴任的时候，会给报销一等车厢的车费，但作为“常识”，大家都会乘坐二等车厢并将差额作为额外收入。好在最后福田在京都站被工作人员找到，不然他就会迷路了。[32]
赴任京都后，福田与高崎中学时代好友的妹妹新井三枝结婚。婚宴安排在东京日比谷的松本楼，媒人是井上孝哉。井上是新井家的亲戚，曾任神奈川县知事、总务省副大臣，在内务省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婚后三枝留在东京，福田一个人前往京都赴任。其间，他数次邀请三枝到京都，两人在京都和东京之间的往返旅程就成了新婚旅行。
独自住在京都的福田觉得自己做饭很麻烦，于是就下榻在旅馆里。第一天用餐的时候，却迟迟不见饭菜被端出来，福田便催促旅馆的女服务员，对方却回复：“署长还没出来呢。”原来福田被误认为是替署长提前来体验旅馆客房的年轻职员。在这之后，福田在旅馆里的名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他邀请母亲蔦到了京都，白天他带着母亲到处参观，晚上在旅馆中帮母亲按摩肩膀，这让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33]
福田在京都大约当了10个月税务署署长，在这之后，福田又担任了横滨税务署署长。在横滨他终于可以和三枝在一起开始甜蜜的生活了。
起初，福田住进了野毛山的署长宿舍。然而，一到晚上就会有一大群臭虫来袭。前任署长建议他在床脚边放一个盛水的盆，这样臭虫就会飞到水里出不来了。然而，臭虫又飞到房梁上，从上往下毫不留情地攻击福田夫妇。到了第四天，福田终于没有办法再忍耐，搬到了矶子山山顶。这是一个有四个房间的出租屋。当时，可以从这里眺望东京湾。[34]
福田的长女和子出生在这间屋子里，福田当上了父亲。此后，三枝又生下长子康夫、次子征夫、三子恒夫、二女玲子，福田家人丁兴旺。
横滨的生活在短短五个月后就中止了。这是因为福田受到帝人事件的牵连。所谓帝人事件，就是一个叫“番町会”的实业家组织的成员通过与大藏省官员暗中勾结，以低价买入台湾银行持有的帝国人造绢丝的股份，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对事件的调查波及大藏省，次官黑田英雄、银行局局长和科长相继被捕，最终导致斋藤内阁下台。虽然后来这些人都被无罪释放了，大藏省内部还是突然进行了人事调整，福田也因此被召回大藏省本部。至此，福田青年结束了为期一年三个月在地方的悠闲外派生活。[35]
（二）陆军主计局事务官
1934年（昭和九年）7月，福田从地方被调回本部，出身于海军的冈田启介刚刚接任垮台的斋藤内阁。
福田被分配到主计局。主计局是分配国家预算的重要部门。由于战前的明治宪法没有赋予国会预算的提案权，预算的编制主要在行政部门内部进行，而主计局作为其核心部门掌握着实际的权力。福田是负责陆军的大藏事务官，相当于现在的主计官。[36]福田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每年各部委下达的预算申请进行审查，然后编制每年的预算。虽然各部委都想尽可能多地拿到预算，但从民间可获取的税收财力有限。因此，为了与各部委谈判预算，主计局的事务官必须是很擅长学习的人，不然的话，很可能因为业务知识不精通而被各个部委所牵制。
不过，在进入大藏省的第五年，年仅29岁的福田就负责“九一八”事变之后权势极大的陆军部的预算审查及编制工作，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事任命。比福田早一年在会计局负责海军部的植木庚子郎大福田五岁。年轻的福田被任命，可能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官僚的工作能力受到大家的认可，还因为他视野开阔，勇气和胆量都值得称道。
福田作为当事人并非没有感到负担，但是，既然被看好，唯有全力以赴。福田后来回忆道：“我也迸发出了男子汉的勇气。”[37]“男子汉的勇气”的这一说法来源于日本大藏省的前辈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站被右翼分子枪击的事件。福田在炎热的夏天上任，但他没有休夏季休假，而是开始努力研究学习陆军军队的编制、人员、设备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当时陆军最大的假想敌是苏联，因此，福田也研习了苏联的内部情况。在学习掌握了各种情况后，福田开始与陆军谈判。
作为一个巨型组织，陆军的预算需求十分庞大。一张张薄薄的预算需求书，一年积攒下来，竟然比福田的身高还要高。福田仔细审阅了这些为数众多的预算需求，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画了红线，要求陆军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38]
在评估现场，主计局局长贺屋兴宣对福田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贺屋长期从事主计工作，是分管陆军和海军的主计官，对军事技术和武器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职业军人。在进行评估的时候，贺屋不像往常那样形式化地过一遍流程，而是认真检查武器、弹药、装备等作战物资成本的细节，甚至连讨论合计额单价这种行为也不罕见。也许是贺屋认为福田值得训练，在增设一个机械化部队的小分队时，福田被要求从机关枪数量到人数配置都需要进行事无巨细的调查。之后，福田在评价贺屋时说：“贺屋从纵、横、侧面等不同角度来看事物，并将各种详细的数据收集归拢来判断问题，他一直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指导工作。”福田同时又说：“贺屋教会了我很多东西。”[39]
福田在陆军方面的主要对接部门是军务局军事课的预算组，陆军方面也向大藏省主管预算的负责人详细说明了军队的各种实际情况。据福田称，陆军部为了说明相关预算，不得不将保密材料放在大藏省保管。陆军部给大藏省运去一个坚固的大型保险箱，大藏省每次收到机密资料时，将确认清单交给陆军部，并将资料保存在保险箱中。
不久之后的1940年6月，位于大手町的大藏省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保存于保险箱中的连军队内部都鲜为人知的“战时组织表”及“动员计划”等机密文件也被烧毁。当时，陆军部内部有人担心情报会泄露给苏联。因此，作为负责人的福田接受了查问，并在现场勘察作了取证记录。如同此事表明的那样，和军部事务有关的大藏省官员的保密意识非常强烈。成为政治家后，福田虽然喜欢轻描淡写地发表言论，但他对消息来源保持沉默，对随行记者也不泄露信息。这可能与他曾经长期处理军事机密不无关系。[40]
福田不惧怕任何对手，对他们都做到了以诚相待。福田出生并成长于重视人际关系的养蚕地区，擅长和来自不同领域的陌生人打交道。
作为军事科的预算班长，曾与福田一同前往伪满边境视察的西浦进少佐曾经对福田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作为大藏省的官员既有胸怀，同时又具备政治头脑，跟他一起工作非常顺畅。”[41]
（三）藏相藤井之死
福田虽然开始在主计局工作，但是对大藏省的情况并不容易把握。自“九一八”事变以后，陆军的预算需求逐年增加。出任犬养内阁藏相的高桥是清为摆脱经济危机，让日本央行发行赤字国债，从而大规模扩大了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同时也用于被称为“时局匡救事业”的农村救助的土木工程建设。这种被誉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先驱的“高桥财政”，随着黄金出口禁令带来了出口增加，为产业界注入了活力。为此，日本经济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率先从大萧条中复苏。[42]
但是，伴随公共财政的扩大，军队的预算需求也变得巨大，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允许的范围。因此，1933年（昭和八年）之后，当经济进入复苏进程时，高桥藏相推出了逐步减少发行国债的政策，试图以此稳定公共财政。然而，陆军和海军以“非常时期”为借口扩大军备，在预算内阁会议上与大藏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43]
在政党失去权力并避免与军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坚持控制军费开支的大藏省成为唯一可以遏制军部的部门。冈田内阁成立时，高桥推荐大藏省次官藤井真信为其继任者。藤井升任后，福田驻伦敦时期的上司津岛寿一成为大藏省次官。此外，青木一男被任命为理财局局长，和主计局局长津岛寿一、主税局局长石渡庄太郎一起，成为大藏省的铁三角。大藏省试图以这个铁腕阵容与军部对阵。[44]
藤井藏相原本就是伴随着政党衰落而出现的“新官僚”中的一人。他在担任主计局局长时就深受军方信任，被周围人视为具有“国士风采”的人物。不过，作为自滨口内阁以来首位大藏省出身的藏相，藤井继承了高桥路线，力图恢复财政收支平衡，杜绝通货膨胀。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了增税计划，并在1935年（昭和十年）的年度预算中，试图尽量压制新的预算要求，减少国债的发行额度。[45]
军方对此强烈反对，主要是因为陆军方面为这一时期远东苏联军队实力增强，日苏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而深感危机。截至1934年6月，苏联远东部队人数大约为23万人，这与当时日军陆军总兵力相当。在伪满洲和朝鲜的兵力还不及远东苏联兵力的30%，完全处于劣势状态。[46]鉴于这些情况，旨在扩大军备的陆军开始公开干预财政预算。陆军省印发题为《国防的本意及强化的倡导》的宣传册（所谓的“陆军宣传册”），向社会呼吁扩大军备的必要性。
财政预算的编制时期在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首先内阁会议制定预算的方针，到了夏季，由各省提交支出概算书。其后，主计局会听取各部委的负责人对所提预算的内容说明，并根据说明对支出概算进行评估。随后，大藏省召开会议决定财政支出总预算的草案，提交预算内阁会议审议。然而，在预算内阁会议上，各省都会要求恢复各自的预算额，因此很难顺利达成一致意见，每年都有争议。[47]
1934年11月5日召开的第一次预算内阁会议上，针对严苛的大藏草案，陆海军要求恢复原有预算额度的态度强硬。预算内阁会议于11月21日再次召开，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2日傍晚开始的内阁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
过去因为身体状态不好而有过咯血经历的藤井，在首相官邸的小房间里躺在床上指挥谈判，内阁会议虽然也有过全体辞职的意见，最后还是得出了以铁道省设法挤出财源满足各省要求的意见。但是，藤井在经过激烈的预算编制谈判后，因身体状况恶化，在预算正式成立后辞去藏相职务。两个月后去世，终年50岁。[48]
（四）相泽事件的冲击
1934年（昭和九年）11月藤井之后的藏相，还是高桥是清。这是高桥第七次被任命为藏相。津岛次官在藤井藏相辞职后，应冈田首相的要求，邀请高桥再次出山担任藏相。可能是因为感到自己推荐的藤井因为卧病不能履行职务的责任，高桥对政友会的元老望月圭介邮政相表明了自己的决心：“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打算就这样死在任上”。于是82岁的高桥再次以老迈之躯出任了藏相。
高桥藏相有一种无所畏惧的胆量，只要是为了国家，不拘泥于任何事物，也不畏惧任何事情。在内阁会议上面对干涉教育和一般行政的陆军大臣林铣十郎，高桥也经常毫不畏惧地和对方据理力争。[49]
然而，为了对抗高桥的强硬立场，军方在政治方面的发言不断增加。1935年，贵族院的一名军部出身的议员，指责美浓部达吉教授所谓的天皇制度论是反国家体制的，这迅速变成了政治问题。屈服于军方和右翼暴力攻击的冈田内阁发表了《国体明征声明》，否定了美浓部的学说。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军队内部的派系冲突也达到了高潮。皇道派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向全军下达了反击“天皇机关说”的训示，并加大了对政府的批判力度。另外，对主张改造国家、鼓动青年军官的皇道派越来越不信任的林陆军大臣，最终决定罢免真崎。然而对此愤愤不平的皇道派的相泽三郎中佐认为，导致真崎被罢免的黑幕是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永田于8月12日中午在陆军部的军务局长室被相泽杀害。[50]
福田清楚地记得相泽事件发生的那一天。福田在大藏省的办公桌上设置了可以和军务局军事科长的直通电话线路。当时的军事科长是桥本群大佐。那天福田打电话给桥本的时候，一向彬彬有礼的桥本说了句“不好意思”就挂断了电话。福田正觉得奇怪，10分钟后桥本又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其实，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阁下刚才在隔壁的局长办公室被杀害了。”感到惊讶的福田，立即前往陆军部。当时，陆军部等陆军的中枢部门在三宅坂。因此，从大藏省所在的大手町前往三宅坂需要一些时间。等福田冲进陆军部的时候，房间已经被打扫干净，永田的尸体被放在桌子上，脸上盖着一块像纱布一样的白布。[51]
作为统制派核心人物的永田之死令人震惊。永田是一位典型的政治型军人，他与同时期的许多官僚和政治家都有交往。福田虽然和永田年纪相差不少，但和永田的关系不错。永田对福田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评价，在陆军会议上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会吩咐手下去问福田。随着掌权人物永田的去世，陆军内部的控制变得越来越难。相泽事件后，陆军全面调整大臣以下的干部人事，但“下克上”的风潮变得更加强烈。[52]
（五）异常冗长的内阁会议
藏相高桥和大藏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1936年（昭和十一年）预算提案中，坚持逐步减少国债和抑制军费开支的基本方针。此时，财政支出总额为22亿日元左右，但因发行赤字国债而导致通胀显著，市场难以消化政府债券。
大藏省考虑到审核以及恢复预算的要求会比往年更为激烈，于是决定比往年更早地提出预算编制方针。但是，与海军省以及其他各省削减或压缩预算的行动相反，陆军如同无视此方针一般，提出了增加预算金额的要求。
在这一年的预算编制中，大藏省决定将军事预算与其他各省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与军方的交涉，由津岛次官与贺屋主计局局长、石渡主税局局长、青木理财局局长三人直接进行，在预算评估前，他们事先前往陆军部进行了预算说明。[53]
在陆军预算请求的评估中，陆军最初提出了大约3.6亿日元的新请求。但是，为了抑制军费开支，大藏省最初设定的评估金额为2.2亿日元至2.3亿日元。但是，与陆军的谈判极其困难，事务级别的谈判完全陷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望月邮政相开始在陆军和大藏省之间进行调解。结果，面见了陆海军大臣的高桥藏相甚至提出了折中方案，承诺向陆军和海军各增加1000万日元的预算。然而，对于这个提议，陆军内部的意见没有达成一致。在没有得出最终结论的情况下，大藏省主计局进行了通宵的清点工作，为次日的预算内阁会议准备材料。[54]
引人注目的预算内阁会议在11月26日下午召开。这一天，高桥命令津岛次官整理汇编了关于国民收入和其他可以实际反映日本经济实际状况的各种数据。在内阁会议上，高桥发表了同意接受先前商定的向陆军和海军各自恢复增加1000万日元预算的发言。
高桥首先解释了国际形势。他提到，日本自然资源贫乏，不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因此必须谨慎地思考国家的前途，最紧迫的任务是维护日本的金融政策在国际上的公信力。如果日本只专注于国防，疯狂地过度发行国债，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国家信誉，那么国防也谈不上是安全的。在日本国内，自然灾害一直在发生，在社会政策面上需要考虑的事情有很多。他热情地敦促军方仔细思考这一点。[55]
高桥的演讲持续了1小时20分钟，显示出财政当局捍卫其财政生命线、对抗军方的勇气。关于这次演讲，津岛副官这样写道：“这是有史以来最紧张的场面，因为军部大臣无法与他对军队的坦率声明相抗衡，他对军队的意图给内阁大臣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56]然而，第二天早上，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前一天，一位新闻记者向内阁首席秘书询问预算内阁会议的情况，他详细介绍了藏相高桥的重要讲话。结果，各大报纸的晨报刊登了讲话的全部内容。报纸媒体对军方的反感越发强烈，并广泛地报道了高桥大臣的讲话。
由于本来不应该对外报告的内阁发言被报道了出来，陆军内部充斥着不满的气氛。核心幕僚推动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在28日以陆军非正式声明的形式发表了一份“当局谈话”。谈话对“我国目前的紧急状态是由军方造成的”这一论调表示愤怒，并为军方坚持认为加强军备会增加人民负担的担忧应“由操纵汇率的人发挥聪明才智来解决当前的困境”的说法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57]
陆军和大藏省现在发生了正面冲突：在27日举行的第二次预算内阁会议上，陆军拒绝对之前提出的增加4000万日元军备预算的方案退步，此次会议以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落幕。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大藏省次官津岛明确表示，大藏省的政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增加赤字公债，对此，陆军回应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试图阻止我们民族的进步。[58]
虽然大藏省坚持其不批准增加赤字国债的政策，但为了与陆军达成协议，它决定批准将“‘九一八’事变储备基金”合并到陆军部，并且除加上各部带来的资金之外，在此基础上再增加1000万日元的预算。
11月29日，冈田首相、川岛陆相、大角岑生海相、高桥藏相等从一早就召开了四相会谈，接着在下午召开内阁预算会议。根据福田的回忆，这一天，他跟津岛次官、三局长一起在阁议室旁边的房间里候命，随时准备辅助大臣们的工作。
当高桥准备进入内阁会议室时，福田向他提交了一份他自己准备的《关于内阁会议的应答大纲》。然而，高桥没有接受，而是让他去找一张世界地图。福田从官邸的一个房间里取出一张世界地图，递给高桥，高桥将卷起来的地图夹在腋下进入了内阁会议室。
福田和他的同事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隔壁房间等待内阁会议的结束。当他们问从厕所走出来的文部大臣松田源治里面发生了什么时，松田告诉他们：“高桥大臣现在正对着世界地图，和陆军大臣川岛展开激烈论战，说日本和苏联不应该打仗。”[59]
在29日上午四相会议之后，总算得出了陆军和海军最终接受增加1000万日元的预算（陆军800万日元，海军200万日元）的结果。当天下午2点30分开始举行的第三次预算内阁会议后，大藏省与陆军和海军之间开始了事务磋商，福田也参加了磋商。
然而，与陆军的磋商仍然很艰难。这是因为缺乏统帅力的川岛陆相无法将陆军内部的意见统一起来。以总参谋部为核心，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11月30日午夜，总参谋部杉山元次长前往首相官邸，在没有经过陆军省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内阁传达了自己的要求。这种作为军令部门的总参谋部越过主管的陆军省，直接干预预算的事态可谓实属罕见。
急于应对苏联远东军备扩张的总参谋部，反对陆军部和大藏省已协商好的作战物资费用年度分配的决定，且要求将分配时间从7年缩短为6年。大藏省由于担心内阁决议会被进一步拖延，最终表示了同意。
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最终于11月30日上午7点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昭和十一年度的预算草案。大藏省在对陆军方面接连提出的各种要求做出让步的同时，最终还是贯彻了不增加发行赤字国债的既定政策。第三次内阁预算会议于前一天下午2点30分开始，中途多次中断，整整持续了17个小时。为时三天的预算内阁会议总共持续了36个小时，异常漫长。
高桥大臣在会后直接回家。当汽车离开首相官邸，向平河町驶去时，大藏省记者团（财政研究会）的成员在永田町的大藏省大臣官邸前列队相送，向这位老藏相欢呼“万岁”。辅佐高桥的福田，在离开大臣官邸时目睹了这一令人感动的场景。[60]
（六）“二二六事件”
昭和十一年度预算编制是高桥藏相和大藏省维持财政纪律的一个关键时刻。然而，财政当局与陆军的奋力抗争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在那场长达36小时的内阁会议后未及三个月的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6日早晨6点前，福田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来自内务省文书课课长。他向福田通报了高桥大臣被陆军士兵袭击并杀害的事情。
深感震惊的福田，想立即赶到位于大手町的大藏省。然而，由于路面还有积雪，叫不到出租车，他只能选择乘坐始发的巴士。在当时电话和收音机的使用并不广泛，司机和其他乘客似乎还并不知晓这个重大的消息。此外，当他们到达半藏门前时，士兵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命令他们下车。福田别无选择，只能步行前往大藏省，当他到达办公室后，第一时间给高桥府邸打了电话，高桥的秘书告诉了他事件的来龙去脉。[61]
高桥府邸位于赤坂见附的三岔路口附近，在面向青山方向的市电街道南侧的赤坂表町。当天凌晨5点过后，约140人的队伍冲进高桥住宅。高桥听到异常的响声时，已经起身坐到了蒲团上。高桥看见他们后，喝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青年将官们只是叫嚷着“这是天诛”，在至近距离对藏相连连开枪，更是挥刀乱砍，将他杀害了。
这场后来被称为“二二六事件”的叛乱，是近代日本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政变。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率领约1400名士兵杀死政府要员并占领了首都的中心地区。高桥大藏大臣成为杀害目标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前一年预算汇编时的发言。如同叛乱部队军官后来招供的那样，报纸上发表的高桥主张缩减陆军预算的讲话激怒了年轻军官。[62]
这次事件后，皇道派虽然被清除了，但陆军的政治话语权变得更加强大。接替冈田首相的广田弘毅，在接受了军队对内阁大臣人选及扩大军备的要求后才总算成立了内阁。
为扩张军备而扩大公共财政的压力也波及大藏省。马场锳一被任命为广田内阁的大藏大臣。作为日本劝业银行的前总裁，由于曾经目睹农村经济的衰退，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因此，马场改变了当时的财政政策，放弃了高桥前藏相制定的健全财政政策，同时试图通过以发行国债为不断膨胀的军事开支填补窟窿。
此外，马场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事变动”，他替换了那些支持高桥前藏相的大藏省高级官员。津岛次官退休，贺屋主计局局长被平调为理财局局长，石渡主税局局长成为内阁调查局调查官，理财局局长青木被调离大藏省，担任对满事务局次长。[63]
年轻的福田虽然继续留在了主计局，但他对马场财政的未来感到强烈忧虑。结果证明，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年度预算是日本公共财政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口。之前一直保持在22亿日元水平的普通会计支出突然超过了30亿日元，军事支出被允许比前一年增加40%以上。军事装备的扩张不设上限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像福田这样的普通行政官员的掌控能力。[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