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大藏省官僚的起点

（一）直接进入“核心”

福田进入内阁时，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不在霞关，而是在大手町。大藏省也在那个区域，与内政部等并列在一起。

明治时代的大藏省有一座时尚的二层洋楼。到了春天的时候，院子里绽放的樱花与复古的建筑一起，增添了更多美感，成为如同锦缎画中所描绘那样的东京名胜之一。然而，在关东大地震时，大火蔓延导致院子里的所有树木被烧毁，大部分珍贵的财政资料也都化成灰烬。灾后，在被烧毁的地方搭建了一座木制单层建筑作为临时办公场所，直至1940年（昭和十五年）因雷击导致火势蔓延而再次被烧毁。[1]

福田进入大藏省时的办公室虽然位于一处类似军营的临时场所，但不影响它源于明治时代以来所树立起来的权威。福田的第一个配属机构是大臣官房文书科。文书科是为大臣准备需要其批准的文件，同时协助其推进工作的部门，承担了综合协调大藏省行政工作的重要任务。文书科与大臣办公室隔着走廊正相对，两侧邻接大臣会议室、次官室、参与室，位于大藏省的“核心”地带。[2]

作为大藏省中枢部门的文书科，当时只有五名工作人员，一名科长，三名学士组成员，还有一名负责礼仪的官员。刚入省的福田，只是一个学徒的身份[3]，尽管如此，福田是在同年入省职员中唯一进入“核心”的人。

战前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不分伯仲，精英和非精英之间存在严重的等级差别待遇。通过高级文官考试的精英组与其他人连食堂和厕所都不一样。而且，即便同在精英组中，高级文官考试的成绩（高文排名）优秀的人会享受到特殊待遇，之后也会步入精英成长的道路。非精英而想逆转至出人头地，基本上不太可能。

福田从一开始就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但他本人并不认可一切都由学历以及高文考试的成绩来定论的人事制度，福田后来成为掌握人事权的官房长官后，进行了人事改革，任命毕业于私立大学的官员担任科长，提拔工作多年的司机为技术官僚等。[4]

青年时代的福田有一段非常不像精英官僚的逸事。福田进入大藏省后，人事科的工作人员带着他去各个部门打招呼，福田却提出：“我想跟大臣打个招呼。”上司回复他说，大藏省没有这样的惯例。但福田坚称：“惯例归惯例，但如果连和自己的长官都没打过照面的话，怎么开展工作。”这让人事科感到非常头疼。福田的想法是，大家既然一起工作，比起上下级的划分，更应该相互了解，建立合理的相互协作的工作关系。但是从大藏省内部的阶层制度来看，作为一个刚入省的新人，这样的行为显得很异类。

几天后，大藏省大臣三土忠造光户从秘书科科长青木一男处听到这件事情后感到很有趣，于是就把福田叫到了大臣办公室。三土见到福田后鼓励他说道：“你是来自上州的吧？好好加油啊！”作为第一个要求跟大臣打招呼的新人，他的事情很快传遍了省内各个部门。[5]

（二）井上藏相与黄金解禁政策

福田是在政友会的田中义一内阁时期进入的大藏省。田中内阁是因未能成功应对昭和金融危机，在1927年（昭和二年）4月宣布全体辞职的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后继者。当时在全国各地银行挤兑。在高桥是清藏相的指挥下，日本银行在暂停支付的同时，发放了巨额救济贷款，终于平息了席卷全国的金融危机。[6]

然而，对华政策让田中内阁陷入了困境。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正在为统一中国而北伐。如何保护日本的既得利益免受影响，是当时内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支持币原外交的民政党内阁对干涉中国内政持谨慎态度，而从陆军大将成为政友会会长的田中首相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打着保护日本居民的旗号三次派兵到山东。在第二次出兵时，日军与国民革命军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济南事变）。

进而对田中内阁造成致命打击的是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如何处置这起由关东军独自谋划的事件，田中首相感到左右为难。随之他也因为失去了昭和天皇的信任而宣布辞职。其时正值福田入省三个月。

代替田中义一组阁的是在野政党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一直以来，滨口批评政友会的经济政策是“放任散漫财政”。担任滨口内阁大藏大臣的是井上准之助。井上之前曾历任藏相和央行行长，精通金融及货币政策。启用非民政党党员，且接近于政友会的井上的人事任命，大出周围人的意料之外。

滨口—井上组合以黄金解禁政策作为摆脱经济衰退的重要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多采取了金本位体制，允许将可兑换货币兑换成黄金。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经济的扩张，各国出于对黄金外流的担忧，纷纷退出金本位体制。1917年（大正六年）9月以后，日本也对黄金出口采取实质上的禁令。

然而，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恢复了金本位体制。与此相对，日本遭遇战后经济衰退的困境，又因关东大地震后需要采取相关金融措施而推迟了解除黄金禁令，落后于国际金本位体制重建的潮流。

这项黄金解禁政策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设定日元的价值。当时的兑换市场由于日本持续超额进口，日元比金本位时期贬值了近10%。因此，最大的争议焦点是日元升值，是以禁令前的旧平价进行解禁，还是按照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新价格进行解禁的问题。

滨口和井上知难而上地选择了以旧平价解除禁令的方式。其目的是在维护日元国际公信力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改善日本的经济体制。

此外，为了避免因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逆差扩大，他们还试图减少财政支出，下调国内物价。为此，井上采取了彻底紧缩货币的政策，虽然执政时的年度预算额度已经在前田中内阁时确定了下来，但还是通过大幅降低新项目的费用，调整了预算。此外，下一财年也将继续执行紧缩型预算。同时，裁军也对减少预算起到了作用。滨口内阁很早就决定了参加定于1930年（昭和五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海军裁军谈判。[7]

福田所在的文书科实际上处于执行黄金解禁政策的最前线。每当井上藏相需要文书科处理问题时，就会敲响专用的铃铛。文书科长荒井诚一郎每次在大臣办公室接受工作指示后回到部门，又给部下逐一分配工作。在这个除科长外只有三个科员的文书科，身为学徒的福田，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井上藏相为了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要解禁黄金，进行了大量的公关宣传活动。在民政党具有影响力的内政大臣安达谦的指挥下，各都道府县都成立了地方紧缩委员会，除在各地举办讲座，还制作了许多呼吁紧缩政策的公关宣传片。为了降低物价，他极力呼吁民众抑制消费，提倡强化储蓄。[8]

福田被命令制作一本用于向普通公众宣传以旧价格解除黄金禁令的必要性的宣传册。

与面向大藏省内部的文件不同，宣传册的目标对象是普通民众。因此不仅需要保证内容的准确性，还必须简单明了，以便让大家都能看懂。新井课长根据井上大臣的口述做出总结，并将自己总结的内容口头传达给福田等人。好在大藏省内有很多解除黄金禁令政策的参考资料。黄金解禁政策是历届政府关注的问题，这项调查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年左右。福田仔细研读了这些资料，整理出主要观点和重点并形成文字，通过这次工作，福田回忆道：“对于这些问题，究竟有过怎样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又是什么，我有了十分清晰的了解。”[9]

就这样，完成后的宣传册《重建国民经济，解除黄金禁令》于1929年（昭和四年）9月，委托千仓书房出版并在全国发行。在这本宣传册中，井上试图坦率地说服国民，即在经济不稳定时期采取紧缩政策来解除黄金禁令，如果人们降低消费水准，物价会下跌，经济会更加萧条。但是，如果人们努力践行“节约消费”并“勤奋工作”，就一定会走出衰退并能取得未来的发展。[10]

井上的总体思路是，即使面临暂时困难，经济发展也不能走偏道捷径而要坚持走正道。这种思想方针在未来的“福田财政”中也被继承了下来。

井上和大藏省出色的公关活动抓住了那些长期遭受经济衰退困惑的人们的心理，舆论也逐渐倾向于解禁黄金禁令。《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主要报纸媒体也转向支持滨口内阁，舆论也倾向于以旧平价解禁黄金禁令，并称之为“为增长而收缩”。[11]

滨口内阁在1929年11月，宣布将于次年1月开始以旧平价的方法实施解禁黄金禁令。这项命令是在新政府成立仅四个半月后宣布的。随后，在次年2月20日举行的第十七次大选中，民政党以273个席位大胜了只获得174个席位的政友会。

这次选举是日本实施普遍选举后的第二次大选。以纳税金额来设定选举权的规定已被取消，凡25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民人数因此猛增，比实行普遍选举前增加了4倍。传统选举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井上等人寻求的解除黄金禁令的“宣传”也取得很显著的效果。参与其中的福田后来回忆道：“我通过这次政治运营活动，明白了宣传对于一个大项目的成功是多么重要，对宣传的威力也有了新的理解。”[12]

福田在解除黄金禁令的工作中负责宣传杂志的制作，成功的宣传最终成为民政党内阁在大选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解除黄金禁令政策，并没有如承诺所说的那样很容易地就带来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当时，农村出现了“卖女儿”，城市出现了“大学毕业就失业”的严重问题。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解除黄金禁令意味着将实施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政策。这最终导致昭和初期出现了各种悲惨情况。

稳健的财政支出与收入相匹配的原则固然重要，但在衰退期间采取紧缩措施调整平衡，将严重损害整体经济。在经济衰退期，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在经济繁荣时则应通过减少发行国债来取得平衡。福田从井上财政的失败和高桥财政的实践中吸取了以上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