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反思[1]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
在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20世纪末就有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张一兵先生曾出版学术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2]，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还原到经济学语境中重新解读，达到更深入的研究阐释，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大概受到这种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马文论”）研究领域，也有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问题，并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但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回顾新时期以来马文论研究发展历程，应当说既成绩斐然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研究阐释确实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越来越远甚至走向背离。面对这些现象，提出“回到马克思”的要求，以此为基点对当代马文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应当说既有必要也有重要意义。
一 为什么提出“回到马克思”？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当代社会的特殊地位，因此各学科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始终持续不断。具体而言又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学术研究，形成一种专门学问；也有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思想理论资源，借用它的理论观念和思想方法来研究其他方面的问题；还有的是引用某些理论观点或论述加以阐发，用来论证自己所要讨论的问题和观点，如此等等。从基本的学理要求来说，无论以上哪种情况，都应当首先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什么，准确地理解其理论内涵和意义指向，从而以此为基点合乎逻辑地展开研究和进行理论阐释。然而有些研究者并没有认真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什么，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和意愿去对它进行研究阐释，这就难免会出现远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的现象，造成某种程度的理论混乱。
在张一兵先生看来，过去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是存在根本缺陷的，具体而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非反思性的，马克思哲学文本被非历史地“原理化”了，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荒谬的“按图索骥”。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对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长期低水平徘徊，理论创新缺乏活力。他认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非历史性”，根本不顾及马克思哲学所发生的历史语境和具体针对性，对其进行脱离实际的抽象化理解和阐释；二是“原理化”，将马克思哲学纳入某种体系哲学框架，按照某种哲学原理对其进行“按图索骥”式的理解和阐释；三是“非反思性”，只局限于马克思哲学文本进行注解式研究，而缺少把理论文本与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关联起来的反思性研究，难以阐发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针对这些缺陷和弊端，论者强调应当“回到马克思”，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确立新型的解读视角和研究方法，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重新理解与阐释。其中大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回到“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直叙，也不是一个毫无异质性的自我“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陆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这种文本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理解和评估这种理论的意义价值。二是回到“文本的历史性解读”，就是将原来那种按照体系哲学的前见“原理化”了的文本阐释结果加上括号悬设起来，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让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三是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初理论语境，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生成，应当充分重视其经济学语境，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研究马克思的哲学就要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形而上学的轻浮。这也正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发性研究意图和全新视角所在[3]。论者这些切中时弊的分析和着力阐述的理论见解都让我们深受启发。
在马文论研究领域，孙文宪先生也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他认为，在业已形成的马文论知识中，有太多的内容实际上来源于解释者的建构，其中既有符合或者接近经典作家本意的诠释，也不可避免地会在诠释中掺杂了解释者的理解和演绎，产生了彰显与遮蔽并存的效果。如在马文论和美学思想研究中，长期存在和最为常见的是“平面阅读”或“孤立阅读”方式，缺少“互文性阅读”，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和知识语境，只是根据其中一段话语来理解和阐释，因此难以达到深度理解，误读难以避免。又如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研究，往往容易忽视和混淆它与一般文艺批评的区别，没有看到它的根本特质及其意义价值。还有就是仅限于一般性地研究理论文本，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域”，如“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使得马文论中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此外还有比较忽视马文论与批评的历史语境和实践品格等问题。这些现象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因此应当强调“回到马克思”，以此作为研究马文论的基础与前提[4]。上述问题分析和认识看法也很有启示意义。
在笔者看来，当代马文论研究中大致有三种常见的现象。一是“神马”现象。主要表现为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文论，无限度地将其神圣化。在一些人看来，既然说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那就理所当然要将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理解和研究，否则就不能体现指导思想的意义价值。于是便不管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如何，完全抱着一种“崇圣”态度，把一些具体论述都当作普遍原理，按照主观化和理想化的阐释方式，把这些理论论述尽可能往原理化、体系化的方向去进行阐释和建构。如此“神圣化”研究带来的结果，反倒容易导致“远离马克思”，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而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二是“非马”现象。主要表现为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马文论，轻率地对其加以贬抑和排斥。比如有人站在专业化立场，认为马文论只不过是一些断简残篇式的零散化论述，缺少学理性和系统性，不能算作真正的文艺理论；也有人站在审美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方面谈论文学艺术问题，是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并不具有作为文艺理论的意义价值，如此等等。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专业化的偏见，不能真正理解马文论的精神和意义，同样不是科学的学术态度。三是“泛马”现象。主要表现为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马文论，随心所欲地对其进行泛化阐释和利用。有些人习惯于把马文论中的一些命题和论述，往论者所需要或乐于看到的方向加以阐释；也有人喜欢把当代某些时髦理论随意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极力从中找到一些理论依据来进行演绎阐释，实质上无非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已。此类现象在西马学派的研究中时有所见，我国学界的有些研究也难免受到这种影响。
上述种种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远离甚至背离马文论本身，造成有意无意的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如今倡导学术研究的正本清源和守正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应当如此。当代马文论研究应当重申“回到马克思”，总体而言要求“三个回到”：一是要求回到经典文本。应当充分重视马文论的文本依据，以及文本间复杂的有机联系，通过互文性的“文本学解读”，准确理解和把握经典文本的理论内涵与意义指向。任何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所进行的理论阐释，都应该有相应的文本依据，并且遵循一定的学理逻辑，这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二是要求回到历史语境。马文论中一些重要理论命题及其论述，其实并不是抽象化的所指或泛论，而是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时代条件和历史语境，甚至还有其特定的现实针对性和目标指向。只有回到这种历史语境和理论现场中去，进行“历史还原性”的解读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理论的独特性与历史意义。三是要求回到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马文论的确不是一种纯粹化和专业性的文艺理论，因此并不具有专业化文论那样的理论系统性，它的根本特点在于，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并且与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密不可分。因此，马文论研究应当充分重视这个特点，努力回到这个思想理论体系中去进行研究阐释。前面说到，张一兵先生提出“回到马克思”，认为应当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学”来理解，进而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放到更具有本原意义的经济学思想中去理解，才能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阐释。同样的道理，马文论研究也需要回到他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回到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去，才能深刻理解其精神内涵和意义价值。提出“回到马克思”，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
二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反思
在我国当代文论研究的整体格局中，马文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从当代马文论研究的基本理论形态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经典马文论著作的选编、选读之类。通常做法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著或论述抽取出来汇编成集，加以必要的编排和注释。此类论著选编是马文论成型的最初形态，它为人们集中阅读学习提供了方便条件，也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经典马文论著作的讲解或导读之类。通常是在上述文论著作选编或选注的基础上，对这些原著文本逐一进行具体详细的分析讲解，阐述其中的思想理论观点，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马文论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意义。三是对马文论进行整体性研究阐释的概论性著作。此类论著一方面把马文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理解，力图把握它的整体思想与逻辑关系，把那些单篇论著或论述整合到这个理论体系中来进行阐释；另一方面还要构造一个完整的论著体系框架，从而把上述研究内容完整地描述和呈现出来。这种理论研究显然有更大的难度，也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四是各种专题性的马文论研究。研究者着重关注某个方面的内容和问题，如文艺意识形态论、现实主义文论、艺术生产论等问题，集中力量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力求达到更全面深刻的认识理解和理论阐释。五是把马文论作为思想理论资源进行发掘并进一步引申研究。此类研究通常是从马文论中导引出某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将其引向更加深广的领域进行阐发和探讨，如西马文论中的社会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理论、政治批评研究等，还有我国的社会学文论研究、实践美学研究等也是如此。从上述各种马文论研究的理论形态来看，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就，但也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站在“回到马克思”的理论立场上，这里试从以下一些方面提出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
理论反思之一：将马文论的内容从经典著作中抽取出来进行研究阐释，无疑是有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抽取出来之后应当往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进行研究阐释？
如前所说，经典马文论并不是一种专门化和系统化的文论形态，而是分散在不同时期的理论著作之中，这是它的基本特点。为了便于全面、集中地学习了解马文论的基本内容，并且有利于进行系统性的专门研究，将一些相关篇章和论述从经典著作中抽取出来汇编成集，并且加以必要的说明和注释，这不仅完全必要而且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阐释，就会有一个问题，即这种研究阐释应当往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推进？当代马文论研究中有一种现象，就是努力将其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往专业化的文艺理论或美学理论的方向进行研究阐释。当代学者往往普遍具有一种“专业化情结”，因此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文论纳入到当代文艺理论或美学理论的专业化视野中进行研究阐释，似乎这样才更富有学术意义价值。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把马文论本身的特质和意义价值遮蔽或消解掉。
例如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为对象所进行的研究，不少教材和论著都是把其中有关美或审美的论述抽取出来，然后将其置于现代美学的学科专业视野，用现代美学的理论观念和体系框架对其进行阐释。比如归纳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1.美的本质论（自由自觉的生命表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论述）；2.美的规律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种的尺度与内在尺度等论述）；3.美的本源论（劳动创造了美等论述）；4.美感形成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等论述）；5.审美对象与关系论（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等论述）；6.审美能力论（音乐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论述）；如此等等。表面看来，这样一种研究阐释思路似乎也不错，比较完整和系统容易理解，也多有引用原著中的论述作为依据。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阐释真的符合马克思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吗？这些著作中有关美与审美的论述是为了回答这些现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吗？把这些关于美与审美的论述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抽取出来，然后装进现代美学的理论框架里进行研究阐释，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以及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笔者以为，对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美与审美的论述进行研究，应当回到另一种阐释方向和思路，即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和思想体系，抓住其中的根本问题来进行研究阐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显然主要是研究经济学哲学问题，虽然其中也包含了美学思想，但这些美学思想是从他的经济学哲学思想中生长出来的，应当回到这个思想体系去理解。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进行比较，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特性。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表现为有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生产劳动，一方面使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存在都成为人的对象世界，人通过自由的劳动实践以全面的方式占有对象；另一方面，自由的劳动实践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并且人的本质力量在生产劳动发展中不断展开和丰富起来。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形成，又会使人的自由劳动转变为异化劳动，不仅带来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各个环节以及生产关系的全面异化，也会带来人本身及其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全面异化。不过，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人们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来克服异化和获得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劳动和自由本性的全面复归。手稿中的美学思想是从属于上述经济学哲学命题的，主要论述的是，在人的自由劳动实践及其与对象世界的全面关系中，包含着人也会以审美的方式对待（占有）对象，懂得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和创造；但在异化劳动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异化关系中，审美主体本身以及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也会发生全面异化；未来人的全面解放和人性复归，也包含人的审美特性、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的全面解放和复归[5]。文学艺术作为人的审美实践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总体上也体现这种根本特性和规律。概括起来说，其中所关涉的美与审美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审美自由、审美异化与审美解放的问题，它一方面昭示了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另一方面明确也指向对造成人的异化的不合理现实关系的深刻批判。这种美学思想既来源于康德、席勒等人的审美自由论、黑格尔等人的审美解放论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资源，同时更是根源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刻思考，体现了马克思早年思想的根本特点和精神实质。只有还原到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和思想逻辑中去，循着他的人学思想主线，才能把握他的美学思想的主要命题和精神实质，从而把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个性特点与独特意义真正揭示和阐发出来。像上述有些人所做的那样，首先设置一个专业化的美学阐释模式，然后把抽取出来的相关论述强按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进行理论阐释，看起来好像面面俱到自成理论体系，却恰恰是模糊和消解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独特之处，与他的美学思想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这种适得其反的研究方向和阐释路径，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理论反思之二：将马文论纳入体系化、原理化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阐释，究竟是抬高还是贬低了马文论的历史地位？是更接近还是更远离了马文论的思想精神？
在当代马文论研究以及教材编著中，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就是越来越追求对马文论进行体系化和原理化的阐释，努力将其提升到文艺学普遍原理的高度来进行体系化建构。具体而言，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进行整体性的体系化和原理化研究阐释，努力构建马文论的理论体系。比如有的教材或论著构造了十分全面宏观的体系框架，在这个体系框架中分门别类、无所不包地全面阐述马文论的相关内容，包括文艺社会学、文艺人类学、文艺经济学、文艺伦理学、文艺心理学、文艺宗教学、文艺审美学，以及文艺本质论、文艺价值论、文艺起源论、文艺发展论、文艺创作论、文艺欣赏论、文艺批评论等等，从而建构起类似甚至超过文艺学原理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情况是某些专题性问题的体系化和原理化研究阐释。比如把马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看成是一个完整和深刻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体系，一方面对这个思想体系的发展过程，按照萌芽时期、形成时期、确立时期等进行历时性考察和描述；另一方面，则是按照现实主义文艺真实论、典型论、倾向论、方法论，以及现实主义创作论、批评论、现实主义与作家世界观等理论逻辑架构进行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力图建构起一个马文论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也许在于：一是为了回应那些关于马文论是断简残篇不成体系的批评指责，努力把这个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予以回应；二是为了实现马文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目标，努力提升马文论的学术地位。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追求体系化和原理化的研究阐释，究竟是更加抬高还是贬低了马文论的历史地位？是更接近还是更远离了马文论的思想精神？
笔者历来不赞成对马文论进行这种体系化和原理化的研究阐释，无论是整体性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阐释都是如此。整体性的马文论体系构建，实际上并不是从马文论本身出发，而是从研究者的主观预设出发，是一种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理论阐释，这样的理论阐释与体系建构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理论界自有认识不必多说。即便是专题性的研究阐释，如果过于往体系化和原理化的方向靠拢，也会导致与马文论本身的精神相背离。我以为，根据马文论的特点，应当突出“基本问题”来进行研究，即从马文论中提炼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汇聚相关论述，并且还原到经典文本、历史语境和思想体系中去进行研究阐释，揭示其独特的理论特质和意义价值。
比如上述现实主义理论，无疑是马文论中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的确涉及真实性、典型性、思想倾向性等方面的内容，但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要全面阐述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要给现实主义下定义和建构理论体系。如果还原到特定的文本语境中来看，其中最根本的思想在于，一是着重揭示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特性与功能，二是着重揭示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特性与功能。就前者而言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作家创作来看，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把握能力。恩格斯高度评价巴尔扎克，是因为作家不仅“看到了”生活现实中表面现象的东西，而且“看到了”生活现实深处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并且把他所“看到了”的东西真实地描写出来；恩格斯认为哈克奈斯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但又还不充分，是因为作家只看到并且真实描写了当时英国工人生活的消极方面，但还没有看到和描写出工人生活的积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济金根》，主要是批评作者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了现实主义的东西，由于思想观念的障蔽，没有看到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潮流，没有看到生活现象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没有写出主要人物济金根悲剧命运的真正的历史根源，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受到损失。诸如此类，无论是“看到了”还是“没有看到”，都事关作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能力，可以说马文论中凡是涉及对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成败得失的评论，几乎都可以纳入其中来理解。另一个方面是从作品的认识价值来看，恩格斯盛赞巴尔扎克的作品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说他从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种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认识作用的观点，也几乎贯穿在他们关于现实主义的所有论述之中。与前者密切相关，还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特性与功能。用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这部小说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6]。对于当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它既为人们提供了深刻认识现实生活的典型标本，同时也引起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产生怀疑与批判，有利于民众觉醒起来从而走向变革现实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实践。如果抛开那种主观预设的体系化和原理化的阐释框架，回到马文论的文本和思想实际来理解和阐释现实主义理论，更能够把这种理论的独特性和精神实质揭示出来，因而也更具有理论启示意义。
理论反思之三：对于马文论中一些经典性论述，应当怎样更准确和全面地理解其理论内涵？能不能脱离具体语境，把某些针对特定对象的具体论断提升为普遍原则来进行阐释？
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恩格斯关于文艺批评的“美学和历史观点”的论述。众所周知，恩格斯曾经两次谈到文艺批评的美学和历史观点。一次是针对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对歌德的歪曲评论，对歌德重新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评价，然后特别强调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7]另一次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对他的历史悲剧《济金根》进行分析评论，最后强调“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8]。不少当代马文论教材和研究著作都以此为依据，把这“两个观点”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和尺度，乃至进一步将其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方法论和普遍原则。在一些人看来，这“两个观点”是与党派的、道德的、政治的、人的观点相对立而提出来的，因此与这些观点是不能相容的。笔者感到这样一种理解和阐释是大有问题的。
从表面来看，上述理论阐释的确有经典文本作为依据，而且恩格斯的表述也明白无误好像没有歧义，但问题在于，它的具体语境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提升为文艺批评的普遍原则进行阐释时也违背了基本的理论逻辑。实际上，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是直接针对格律恩从狭隘的党派和政治观点出发，把歌德作为所谓“人的诗人”来描绘和颂扬他的“完美人性”，而这恰恰是美化了歌德身上庸俗的方面而掩盖了他真正伟大的方面，造成了对歌德的片面和歪曲评价。恩格斯认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9]因此，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歌德，一方面要把他还原到这个“历史结构”中去，看到当时德国历史生活氛围对他产生的影响，他在这种充满“鄙俗气”的历史生活中的反抗与妥协；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歌德作为天才诗人的独特个性，他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天性、正确美感与庸人的恐惧心理之间的复杂矛盾，这样才能把歌德的伟大和庸人的双重性真正揭示出来。恩格斯的评论正是这样做的，并且他所说的“美学和历史观点”也是就此而言的。恩格斯对《济金根》的评论，则是针对拉萨尔剧作对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的不正确描写，认为作者由于他的政治观点所限，对这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缺乏深刻的认识理解，没有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潮流中去描写，因此没有写出历史生活的真相，也没有揭示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再从历史剧的艺术特点来看，既有情节的巧妙安排和充满戏剧性的长处，同时也存在过于观念化和人物性格描写不足等缺陷[10]。可见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针对《济金根》所写的历史题材和作为一部剧作的艺术特点而言的。总的来看，恩格斯所说的“两个观点”都有特定的文本语境，都是一种“特指”而不是“泛指”，他并不是从文艺批评的普遍特性和规律来说的。即使要把“两个观点”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普遍原则和标准的层面上来理解阐释，大概也不能说这是唯一的观点和标准，除此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观点和标准，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完全排斥道德观点、政治观点和人的观点的。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逻辑来说，既然在根本上把文艺看成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其中怎么可能没有政治、道德、人性观念等意识形态内容呢？既然文学艺术中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又怎么可能在文艺批评中完全排斥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人的观点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其次，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批评实践来看，在他们对《济金根》的评论分析中就表现出很强的政治（阶级）观点，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中评论小说《城市姑娘》、致考茨基的信中评论小说《旧人和新人》也是如此。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在有针对性地批驳格律恩“人的观点”的同时，也充分地展现了他自己所秉持的“人的观点”。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其中对欧仁.苏小说《巴黎的秘密》所作的详细评论和批判分析，通篇都充满了道德、人性分析和政治批判，这又该怎么解释呢？[11]如此看来，对于马文论中一些具体的经典性论述，如果脱离具体语境和特定对象而抽象化为普遍原则，乃至推演到某种极端程度来进行强化阐释，这样可能会与这种理论本身的含义相去甚远，甚至与马文论的整体精神实质相背离。
理论反思之四：马文论中有一些重要而又复杂的理论命题，往往容易引出各种简单化和各取所需的理解阐释，应当如何回到历史语境和思想体系中去，从而避免这种非历史化和想当然的研究阐释？
比如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历来都被作为马文论中的重要理论命题来看待，围绕这一理论命题所展开和引发的研究阐释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们知道，马克思直接论到“艺术生产”只有《〈政治经济学〉导言》中那段话：“……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2]除此之外，在其他文本中也还有一些与艺术生产相关的论述。把这些相关论述汇聚起来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来研究，应当说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如何研究阐释。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人类艺术创造活动的一种命名，具有系统性、原理性的特点。但究竟是怎样的原理性和系统性，却没有合乎逻辑的论证。也有人认为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广义是指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精神生产，狭义是指资本主义时期具有商品生产特性的艺术生产，从而按照这种理解和思路展开理论阐释。有人认为仅仅着眼于这两种基本含义还不够，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点，就是把艺术生产理解为一种“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还有人把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引入文学理论教材替换原来的文艺创作论，按照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来进行阐释。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引申开来进行阐释，有的借以阐述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中艺术生产的现实意义，有的借以论证文艺批评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如此等等。上述各种理论阐释有的可能有一定道理，有些则只是想当然的主观想象和发挥，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本义相去甚远。
比较而言，笔者以为汪正龙先生的理解和阐释可能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论者力图回到历史语境，将艺术生产论还原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去理解阐释，认为马克思曾经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层面上论及艺术生产问题，前者是总体的层面，后者是延伸的层面，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的。他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具有两层意义三重内涵：物质生产制约下的精神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一种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第一重内涵具有始基意义，第二重内涵带有历史限定的意义，第三重内涵与马克早年受浪漫主义影响以及19世纪作家取得独立地位的历史状况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勘察马克思谈论艺术生产时的具体语境和多重内涵，不宜把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仅仅看成是对商品生产条件下艺术生产一般规律的概括。”[13]论者这种阐释思路及其观点，与前述张一兵先生所提倡的“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观念是颇为相通的。
当然，汪先生的解读也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未能把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这个理论命题的全部内涵都揭示出来，其实循着这种阐释路径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比如，还应当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野，可以看出马克思首先是从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观照与考察的基点上提出和论述艺术生产问题的。上述马克思直接论述艺术生产的那段名言，其本来意思是说，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就成为世界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在这种艺术生产出现之前，早期的艺术创造表现为某种“古典的形式”，如充满奇特艺术想象力的神话、史诗等。这些早期的、古典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原始形态的集体性艺术创造，具有自由的、超自然化的神话思维想象等特点。从人类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可能出现，而当艺术发展到出现个人化的、专门的艺术生产的时候，就要受到艺术创造的个人性与社会性、艺术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划时代的、艺术创造的“古典形式”了。至于这种“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这种历史演变的过程如何？现代形式的艺术生产如何受到个人创造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这些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没有展开探讨，但又显然隐含在他的“艺术生产”这个命题之中，而这恰恰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和理论逻辑中去，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
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应当还原到马克思“生产论”的整体理论系统中去理解和研究。在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生产”始终是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范畴，也是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范畴，延伸到“艺术生产”问题，也就成为艺术学和美学范畴。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从早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开始，就把“生产”范畴作为他观照和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逻辑起点。从动物的生产到人的生产，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人本身的生产（繁衍）及其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社会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复杂结构系统及其辩证的历史运动，从生产到消费的多个环节及其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对于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影响，自由生产劳动向异化生产劳动的转化及其社会原因，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如此等等，可以看出马克思“生产论”的整体理论系统。把“艺术生产”放到这个“生产论”整体系统中来看，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如艺术自由创造的特性，早期艺术创造的古典形式及其意义，艺术的发展过程与作为艺术生产的出现及其历史条件，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艺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歌等艺术生产相敌对的现象及其原因，艺术生产的发展及其自由解放，如此等等，就可以得到比较切实的理解，从而做出比较符合马克思学说本身的理论阐释。再进一步来看，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中，也贯穿着对艺术自由创造特性的认识、对艺术生产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对艺术解放的呼唤这样一条思想主线，这与前面论到的审美自由、审美异化与审美解放的问题，以及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目标，也是彼此相通的，从中可以获得更多和更深刻的思想启示。
以上我们从几个不同方面，联系当代马文论研究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从理论反思的意义上做了一些粗浅分析，总的看法是，马文论研究应当力求“回到马克思”，具体而言，应当回到经典文本，回到历史语境，回到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从底线要求来说，是要力求克服过于主观化和教条化的研究阐释，避免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基本精神；而从更高的要求来说，则是力求更加符合马文论的文本实际，更加切近对这种理论本义的理解，更加准确、深刻地阐释它的精神实质和意义价值。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谈得上对马文论思想理论资源的继承与开掘，并且在深入研究中推动当代马文论进一步创新发展。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AZW00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论四十年变革发展与理论反思”（项目编号：18WX01）
[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 参见孙文宪《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前提》，《华中学术》2012年第1期；《回到马克思：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解读》，《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5]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 以上参见《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致斐·拉萨尔》《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德]恩格斯：《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参见陆贵山等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8] 以上参见《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
[9] [德]恩格斯：《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参见陆贵山等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10] 以上参见《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参见赖大仁《试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人学观点”》，《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13] 汪正龙：《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多重内涵、当代发展及面临的挑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