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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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诗魂文脉

中华文明既是世界公认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流传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它使民族绵延不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日,民族文化更起着维系社会于正轨的作用。中华民族文化以其博大精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我国文学的源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这样推介和评价《诗经》: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欢《诗经》,过去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时,不少学生常常因一个“经”字望而却步,我总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像是刚刚收割的麦垛的气味那么诱鼻,却谁也无法想象这股新鲜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千年。

我喜欢它的雎鸠黄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干净的汉语短语,表达出了最典型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成为中国文脉的奠基。[1]

余秋雨用他的诗意情怀,道出了《诗经》作为中华文脉的坚实基础。

古往今来,《诗经》的影响都是长盛不衰的,不仅是学术影响,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先秦时期,赋《诗》和引《诗》蔚然成风。

周人的典礼演奏诗乐,公卿大臣的讽谏陈诗,体现了献诗陈志、赋诗言志、言语引诗的文化传统。春秋诸侯间的外交会盟,都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和情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2]“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 要求掌握三百篇诗应用于政务,外交出使能够赋诗应答。孔子还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 孔子把《诗》的社会功能表达得非常清楚,认为《诗》可以起到陶冶人的情操,认识了解社会,考察政治得失,交流思想感情,密切人际关系,批判社会黑暗,增长博物知识的作用。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引《诗》作为理论依据,表达各自学派的观点,其中《孟子》引《诗》三十七条,《荀子》引《诗》一百零七条,[5] 在诸子中引诗最多。两汉时期,五经设立博士官,四家诗的流传,今古文的纷争,使《诗经》的地位有了更大的提升。唐、宋、元、明时代,在科举考试中,《诗经》更是士子必读的考试教材。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6]

李维在《中国诗史》第二章“三百篇为中国诗学之渊薮”中说:

《三百篇》为中国纯文学之祖,学者无不知之,其中之十五国风,盖纯粹的平民文学也。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叙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明其美刺,无不恰到好处,数千年来遗留之文学,未有能出其右者。一般文人学士,得其一奥,即足名家,故均视为文学之巨壑焉。[7]

朱东润在《诗三百篇探故·绪言》中说:“吾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篇,不知《诗》三百五篇者,不足与言吾国文学之流变。”[8] 学者们的论述再次说明,《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原创性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书”。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之大,泽被国人之多,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匹敌的,它确实是儒家之经、文学之经、人生之经。

在当代,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许多危机。笔者撰写过一篇《知识经济背景下古代文学教学的挑战与回应》的文章,对当代学生“快餐阅读”古典名著,“消解”古典文学价值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一个国家民族的发达强盛,除了经济实力外,民族精神文化和道德文明也是重要的标志。而精神文化和道德文明的建立和完善,古典的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个人而言,除了物质生活外,同样需要精神生活。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人文基础学科,其根本价值就在培养人的人格和精神,完善人的知识结构,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社会如何变革,时代如何变化,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应该不受物质的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人更应该是这样,何况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五千年历史的人文结构中有着巨量的精神资源,我们有《诗经》、楚辞、乐府、民歌、辞赋、古文、刘勰、钟嵘、李、杜、苏、黄、关汉卿、马致远、《水浒》《红楼梦》的优秀文学传统;我们有老、孔、庄、孟、荀子、韩非、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潜、韩愈、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王阳明、李贽、顾炎武、戴震、吴敬梓、章学诚的光荣思想传统,我们还有一个更光辉万丈的五四新文化传统,有胡适,有鲁迅,有陈独秀,有蔡元培。这些精神资本与文化泉源一代一代地灌溉我们,滋养我们,鼓舞陶冶我们,使我们的襟怀心胸丰满,使我们的才力胆识提升,使我们的精神气骨坚强雄壮,我们有抵御种种人的异化特别是精神腐败的天然力量,这也正是我们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的逻辑起点。”用现代意识去重新认识、发掘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思想精华,使之深深植根于青年学子的灵魂中,使他们深爱我们这个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产生做为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自豪的情感。[9]

笔者的这些认识、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就《诗经》而言,笔者发表过一篇《〈诗经〉的文化价值及现代意义论析》的文章,[10] 探讨了《诗经》的价值,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被学界引用介绍。[11] 同时,此文还有幸被南京大学著名学者莫砺锋教授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教材(高二上册)收入,[12] 实践了对传统经典的文化普及与传播。

关于《诗经》的价值,当代作家、学者也有不少的评价。作家木心说:“《诗经》三百首,其中至少三十多首,是中国最好的诗。”“《诗经》三百篇,一点也没有概念。完全是童真的。”[13] 著名作家王安忆说:“《诗经》朗朗上口,适合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阅读。”“读着《诗经》,体会着风雅颂、赋比兴,你就会像被领进一个河汊密布的地带,一条文字之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永远生活在《诗经》的下游,感受其芬芳,接受其哺育。”[14] 著名学者、诗人、散文家余光中也说过:

在台湾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你说人生漂泊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15]

是的,《诗经》是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滋养,对后世的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学、艺术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以及日常生活等,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诗经》中描绘的一幅幅远古生活图景,充满泥土的气息和河水的氤氲,流露出最本色、最自然、最童真的思绪和情愫。阅读这些诗篇,不仅能感受到古老的文字之美,而且能真切地体验到两千多年前殷周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那最为质朴的关系,进而遥想那个时代人们的聚散离合、喜怒哀乐和爱恨情愁。《诗经》也正以它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思想、恢宏正大的气韵、丰富多彩的内容而傲然卓立于世界历史文化之林。


[1]转引自余秋雨《中国文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35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85页。

[5]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3页。

[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0卷“文学史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7]李维:《中国诗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9]刘昌安:《知识经济背景下古代文学教学的挑战与回应》,《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0]刘昌安:《诗经的文化价值及现代意义论析》,《理论导刊》2006年第9期。

[11]邵炳军主编,侯文冉、杨延编撰:《诗经文献研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44页。

[12]莫砺锋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译林出版社、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2—38页。

[13]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6页。

[14]沈祖芬:《与作家王安忆对话》,《中国教育报》2002年4月2日。

[15]转引自朱汉民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