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与文体的初肇

——以《诗》《书》为考察中心

陈民镇

文体发生的时间上限，已难推求。《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1]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有人作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2]歌诗之类的韵文文体，当发轫甚早。《吕氏春秋·古乐》载“葛天氏之乐”[3]，可窥及上古诗、乐、舞一体的孑遗。追溯文体的发生，并不能限于某一文体的孤立或散见存在。“类”的区分是文体的题中之意[4]，因而讨论文体的发生，便绕不开文体的分化与流别。对此，前贤提出了“文章原出五经”说、“文章原出王官”说等文体生成论。本文试对“文章原出五经”说及“文章原出王官”说的合理性及局限加以辨析，并以《诗》《书》为考察中心，探讨王官及礼乐制度在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中的特殊意义。

一 从“文章原出五经”到“文章原出王官”

“文章原出五经”说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生成论。所谓“文章原出五经”[5]，语出《颜氏家训·文章》：“夫文章者，原出五经”[6]。颜之推将诏、命、策、檄、序、述、论、议、歌、咏、赋、颂、祭、祀、哀、诔、书、奏、箴、铭诸文体的始源一概追溯至《书》《易》《诗》《礼》《春秋》五经[7]，以此解释文体的发生。这一看法在《文心雕龙·宗经》中也有清晰的表述。刘勰同样将诸文体一一溯源至五经，并认为一切著述均逃不脱五经的牢笼，一概“终入环内”[8]。以上论述影响深远，确立了文体学“宗经”一脉的基调。

在刘勰和颜之推之前，“文章原出五经”说便已存在，它至迟在东汉初现端倪，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将赋溯源于古诗，且从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赋是“雅、颂之亚”[9]，此后傅玄以“《诗》之雅、诵，《书》之典、谟”为“文章之渊府”，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有更充分的论述。[10]进入南朝之后，“文章原出五经”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众所周知，刘勰强调“宗经”，而文章若出自五经，显然是对其“宗经”观点的重要支撑。颜之推稍后于刘勰，但与身历宋、齐、梁三代的刘勰不同，主要活跃于北朝。生活于南朝的任昉也认为“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11]他将歌、诗、诔、箴、铭追溯至五经，但并不像挚虞那样局限于《诗》。《文章缘起》又名《文章始》，从书名便可以窥及任昉追溯文体始源的旨趣。

“文章原出五经”说是一种文体生成论，一方面它承认五经的终极意义，另一方面将“文章”与五经区分开来，将“文章”视作五经的产物。如果单从文体史的角度看，“文章”在五经中已经初现雏形，“文章”与五经孰本孰末并非无须讨论的问题。当时的批评家在追溯文体源流的时候，往往过于依赖主观的认识。同一文体，常作出迥然不同的溯源。以刘勰和颜之推为例，论檄，刘氏认为出自《春秋》，而颜氏认为出自《书》；论奏，刘氏系之于《书》，而颜氏系之于《春秋》。关于箴、铭等韵文的解释，同样存在这一情形。因此，“文章原出五经”说无论是在出发点还是在具体操作层面，都很难说有真正客观公允的立场，其间不乏本末倒置、张冠李戴、主观比附之弊。明人黄佐所著《六艺流别》“大旨以六艺之源皆出于经”，首次以选本构建“文章原出五经”的体系[12]，四库馆臣指出其说源出《文心雕龙》，并以之为“臆创”，认为“文章原出五经”说的目的实际上是“明理致用”[13]。刘勰、颜之推均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并以文体比附五经，这看似在拔高文学的地位，实则是将文学依附于政教，《文选》则无此弊。[14]事实上，刘勰在讨论诸文体的源流时尚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文献材料对不同文体的时代加以梳理。而之所以将文体一概追溯至五经，自然与其“宗经”的出发点有关。如若按照“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5]的说法，五经具有永恒性与终极性，自然出现在诸文体之前，也便是文体之源。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战国时代新出现、流行的文体，受五经的启发与影响颇深。五经不但为战国士人提供了思想的宝库，也树立了文体的标杆。

五经作为三代“大传统”的结晶，至迟在战国已经成为知识界共同尊奉的经典。迨至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在汉代确立了统治地位。《汉书·艺文志》沿承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以“六艺略”为核心，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诸略则依其与五经的亲疏远近排列。诸子、诗赋等，均由五经所派生。由于五经有毋庸置疑的地位，古人并不着意于追溯五经的来源，而是将其他文化现象均溯源至五经。这意味着，五经本身便是“原（源）”——这也是“文章原出五经”说的重要立论基础。

“文章原出五经”说并未讨论五经的文体如何发生的问题，因而难以真正寻绎出文体形态及观念发生的途径。五经内容的生成，与五经的成书并不是一回事。五经的内容，经历了长期间的积累；五经的成书，可谓“层累”的结果。[16]论者在讨论五经相关篇章的时代时，往往混淆其写作年代与成书年代[17]。“六经”或者“五经”，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到战国才开始集中出现的。就五经的成书或者经典化完成而言，“文章原出五经”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少被视作“流”的文体很早便已出现，恰恰是五经的“源”。

章学诚曾追溯六经经典化之前的情况，试图寻绎六经出自王官的线索：“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18]章氏认为六经是“先王之政典”，本由王官所执掌，非如后来的私家著述，且明确指出非孔子所著。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站在今文学的立场为变法造势，强调孔子作六经，六经、诸子均出自孔子，将孔子视作“源”，并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大加批判。[19]这已然是“文章原出五经”说的极端化演绎。

对此，作为古文经学家的刘师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驳难，力图证明六经在孔子之前业已存在。[20]刘氏进一步发挥章学诚六经为周官旧典之说，倡导官守论以及“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实际上是进一步客观评价孔子与六经的地位，并追溯中国学术及文学的始源。刘师培亦主张“六经皆文”，其出发点是六经多“文言”[21]，这是与其文学观相一致的。但六经并不完全是韵语、偶语，并不都是刘氏所说的“文”，故其说未必圆融。与袁枚一样，刘氏也继承了“文章原出五经”说的一些观点，如他强调“六经为古代文章之祖”[22]，“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23]，在讨论词等文体时，多追溯至六经[24]。循其思路，大抵是“官守（尤其是史官）→六经、诸子→文章”的线索。“古学出于官守”是刘氏的一个重要观点，具体而言，他认为古代学术出自官守（尤其是史官），六艺、九流、术数、方技均出于史[25]，远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近承章太炎“诸子出于王官”说[26]。刘氏重申《汉书·艺文志》及章学诚、章太炎诸氏的论点，强调学术出自王官，文学也出自王官。由于刘氏能兼顾王官对于文学诸体以及六经的奠基作用，同时又能重视六经对后世文体的影响，总体而言持论更为平允，这与其较少受经学桎梏、重视社会史的考察密不可分。

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中，他认为后世“文章”多源自墨家与纵横家，而墨家出自清庙之守，工于祷祈，其文尚质，以理为主；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工于辞令，其文尚华，以词为主。[27]在《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中，他又提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的著名论断[28]。刘氏所说的“巫”“祝”，指的是巫祝之官，属于王官，而非广义的巫觋。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文章原出王官”说。

“文章原出王官”说与“文章原出五经”说之间有天然的联系，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完善与突破，相对而言更具解释力。刘师培认为六经的形成多与王官有关[29]，甚至主张六经皆出于史官[30]。从六经的内容看，《书》《春秋》出自史官，《易》出自卜筮之官，《礼》《乐》《诗》往往相互配合，也对应相应的王官。王官与文本的关系，典籍多有称述。例如，“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左传》襄公十四年）；“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国语·周语上》）；“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大戴礼记·保傅》）。均强调不同王官各有职掌，由此产生不同的文本。章学诚、刘师培的官守论有其合理性，中国早期文体形态的创造与执行多与王官有关。但这并不绝对，因为早期的诗歌不少出自君王、王公，虽不排除王官拟作的可能，但至少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

无论是统治者作诗、命辞，还是王官笔录，都是礼乐活动的组成部分。礼乐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的文体形态，包括篇幅、结构等。因此，与其说早期文体的分化是通过王官司职展开的，毋宁说是由礼统摄的。[31]“成周之世礼官之职最崇（殷代礼官之职尤重）”[32]，包括史官在内的王官都可以归入“礼官”的范围。礼的要义是等级与区分，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诗歌、文书、史书也按照礼的区分有了内容、形式、功能上的差异，由此确立了初步的文体形态及观念。五经是这些诗歌、文书和史书的汇集，并成为中国古代文体形态进一步演进与突破的基础。因此，“文章原出王官”，抑或可进一步归结到“文章原出礼乐”。

“文章原出五经”说的一个变异版本是“原出《诗》《书》”说，如傅玄即以《诗》《书》为“文章之渊府”[33]，徐师曾指出“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34]，袁宗道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论[35]。由于《诗》《书》二经内容的年代相对较早，文体类型相对丰富，且对后世文体有更直接、深切的影响，故最受世人重视。此二经亦有较充分的简帛文献加以佐证，可供探讨王官文献经典化的轨辙及其文体学意义。

二 《诗》之体与诗的创作及演绎

在《诗》结集之前，“诗”显然已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其内涵丰富，且已有一定程度的文体分化，是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与发展的重要见证。早期的诗以四言为主，且为礼乐附庸，此后才逐渐独立为文本创作，句式、结构上遂向多元方向演变。

《诗》之中，有“家父作诵”（《小雅·节南山》）、“作此好歌”（《小雅·何人斯》）、“作为此诗”（《小雅·伯巷》）、“君子作歌”（《小雅·四月》）、“吉甫作诵”（《大雅·崧高》）之类的表述，“诵”“歌”“诗”都可以视作文体名。古书中还有“六诗”的说法，《周礼·春官宗伯·大师》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诗大序》则指出“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36]以上“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内容与次序完全一致。关于“六诗”及“六义”，历来歧说迭出。受到孔颖达《正义》“三体三用”说、朱熹《朱子语类》“三经三纬”说的影响，论者多将“风”“雅”“颂”视作诗之“体”，将“赋”“比”“兴”视为诗之“用”。

郭绍虞先生认为《周礼》中的“六诗”，指的是六种诗体，是在乐诗的角度看问题；《诗大序》的“六义”则是就孔子删定的《诗》而言的，是在诵诗的角度看问题。[37]此即所谓“六诗皆体”说。《毛诗正义》引《郑志》，载郑玄之语：“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38]暗示孔子删《诗》前，比、赋、兴尚存。清人庄有可指出：“孔子删《诗》，取风、雅、颂而不收赋、比、兴，盖亦《春秋》得半之意也。”[39]即认为《诗》原有风、雅、颂、赋、比、兴六体，赋、比、兴为孔子所删汰，章太炎等先生亦持此说。[40]但称“赋”“比”“兴”原有较多篇帙而为孔子所删，毕竟出自推测。郭绍虞先生认为孔子所删为民间诗，亦缺乏依据。朱自清先生指出风、雅、颂、赋、比、兴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41]，也可归入“六诗皆体”说。

《周礼》所见“六诗”，配以“六律”。季札观乐，所见乐名多与《诗》同。所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诗多与乐、舞相伴，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就这一角度而言，“六诗”作为“六体”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但文体学角度所说的“体”或“用”，并不能涵盖“六诗”。无论是季札所观“周乐”，还是今本《诗》的分类，显然不是按今天所说的文体区分的。宗周礼乐文明的重要特征是诗、乐、舞三位一体，而以礼为核心。《国语·周语下》云：“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诗更多的是礼乐的附庸，从属于礼典的展演。“六诗”虽有文体观念的萌芽，但总体而言是被纳入礼的语境之中的。诗的创作、演绎以及归类，实际上均围绕礼展开。

已有学者将“六诗”分为三组[42]，马昕先生认为风、赋为《诗》之用，比、兴为《诗》之辞，雅、颂为《诗》之体。[43]其中“雅”“颂”作为诗体最乏争议。《诗》以“风”“雅”“颂”三类编排，在某种程度上可反映其文体区分。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发现有97枚与《诗》有关的竹简，包括58篇“国风”[44]，“风”的集中出现说明战国时代“风”“雅”“颂”的区分当已定型。“六诗”之中，“颂”相对而言有较连续的线索，而且已然是较明确的诗体，与礼乐关系至为密切，可作为我们审视《诗》文体演替的突破口。

“容貌”之“容”，最初写作“颂”，“颂”为本字，后为“容”字所取代。楚简中的“颂”，基本读作“容”，如郭店简《老子》甲本“是以为之颂”[45]，北京大学西汉简本作“故强为之颂”[46]，今本及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则作“故强为之容”[47]。而作为诗体的“颂”，上博简《孔子诗论》写作“讼”，可读作“颂”，清华简《芮良夫毖》所见则径写作“颂”。《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48]郑玄《诗谱·周颂谱》：“颂之言容。”[49]《释名·释言语》亦云：“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50]以“容”释“颂”，看似声训，实则“颂”系“容”之本字。

“颂”是宗庙祭祀活动中音乐、舞蹈、文辞的统一体[51]，这在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有明确的佐证。该篇有篇题“周公之琴舞”，另有“周公之颂诗”一题，误书于《芮良夫毖》简1的简背[52]。“琴舞”与“颂诗”所指相同，准此，颂诗当有乐舞相伴。

《周公之琴舞》记载了周公所作一首颂诗以及周成王所作九首颂诗，其中成王所作第一首见诸今本《诗·周颂·敬之》，可推知《周公之琴舞》所见颂诗皆可归入“周颂”。值得注意的是，《周公之琴舞》称“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遂”“成王作儆毖，琴舞九遂”[53]，明言“作”。清华简《耆夜》亦载多首与类似颂体的诗歌，分别称“王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王举爵酬周公，作歌一终”“周公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周公或举爵酬王，作祝诵一终”“蟋蟀擢升于堂，周公作歌一终”[54]，亦皆称“作”。周公酬武王所作《明明上帝》，篇中称“作兹祝诵”，周公作“祝诵”就是颂祝武王的诗。[55]按《诗·大雅·崧高》《烝民》均有“吉甫作诵”之语，《诗·小雅·节南山》则谓“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这些诗篇也是今本《诗》中罕有的透露出作者信息的篇章。

《诗·小雅·常棣》孔疏引《郑志》郑玄语：“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56]春秋时期盛行赋诗言志，但所赋之诗基本上是经典化后的文本，即所谓“诵古”。至于“造篇”，过去缺乏材料讨论，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则提供了新的线索。这些新见简帛文献将诗篇的作者落实到某些具体历史人物，而且均为西周的君王、王公、卿士。《周礼》所见太师、瞽朦之职虽掌“六诗”，但实际上是“诗”的演奏者。《诗》之《雅》《颂》，自然出自贵族。至于《风》，或以为出自民间[57]，或以为大多仍是出自贵族[58]，尚存分歧。清华简的新材料为我们呈现了“造篇”的新线索，有助于我们理解“诗”的生产过程。[59]

但需要注意的是，《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诸篇的记录对象的时代虽是西周，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成篇于西周，也不意味着它们所透露的作者信息以及相关史事便是史实。李守奎先生指出，《周公之琴舞》遣词造句多与西周金文相合，所谓“周公作”“成王作”不排除是战国学者的推断，但即使是战国人的推断，也近乎事实，诗作的语气显然与周公和成王的身份吻合。[60]而《耆夜》所载史事、礼典以及诗乐，总体来说合乎文本所指涉的时代背景[61]，周公、成王在饮至礼上作诗或诵诗是完全可能的。李氏还指出，所谓的“作”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所作，二是他人代作，故不排除是他人代作的可能。所谓他人“代作”，则当指负责诗乐的王官了。《周礼·春官》记载了负责诗乐的大司乐、乐师、瞽朦等二十余种王官。《周礼·春官·大司乐》载乐师“以教国子小舞”，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云门》《大卷》《大咸》等乐舞教化国之子弟，以达到“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的目的。乐官教授贵族子弟礼、乐、诗，在《礼记·文王世子》中也有记述。诗是乐舞的有机组成，《周礼》中春官所奏之乐，不少乐名见诸《诗》。

从《诗》的内容来源看，王官虽然参与演奏、编辑，却未必是创作者。因此，将六经一概视作王官的产物，仍有讨论的余地。唯有从礼的角度考察，才能将作诗、献诗、奏诗、赋诗、授诗作通盘的把握。就《诗》之颂诗而言，在《诗》结集之前，“颂”当已成为特定的文体，“文章原出五经”说不免本末倒置。

三 《书》之体与文书、典籍的互动

相对于“诗”，“书”很难说是一种明确的文体。它的文体定位之所以模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书”类文本往往在文书与典籍之间游移。在《书》结集之前，“书”实际上是作为实用性文书存在的，且与王官有关。

“书”字从聿，者声。“聿”象执笔，“书”的本义为书写。甲骨文中但见“者”，不及“书（書）”。“书”字在西周金文中写作，见颂鼎（《集成》2827）[62]。《说文解字》云：“书，箸（著）也。”[63]楚简中的“书”字，除曾侯乙墓竹简所见写作“書”，其他均作“箸”或“者”。“书”由其书写义引申为文字记录、文书乃至“书”类文献。[64]

文字一开始被统治阶层所垄断，“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65]，君王的言论也便成了“书”。《礼记·玉藻》则作：“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右史的司职存在歧异，史官是否有言、事二分也尚有疑问，章学诚便认为“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66]。从《尚书》看，除了相对晚出的《金縢》以及《傅说之命》上篇（均见于清华简）等少数篇章之外，确实以记言为主。所谓“言为《尚书》”，《文心雕龙·书记》亦云“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67]，“书”类文献是“君举必书”的结果，反映的是先王贤圣之言。之所以“书”类文献以记言为主，是与其原本作为文书的性质密不可分的。“书”所记之言出自君王、圣贤，尤其是命、诰这样的诏令类文体，更是主要出自君王。[68]

在礼乐文明的语境下，“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用文书。刘知幾《史通·六家》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69]清人方东树指出：“二典、三谟、周诰、殷盘，凡圣帝明王、贤臣硕辅所用明治化、陈政事，孰非官文书邪？”[70]均谓《书》之内容源出文书。这些文书多由史官参与，《礼记·王制》云“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周礼》对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史官在礼乐活动中“以书协礼事”（《周礼·春官·大史》）的角色亦多有称述。清华简《耆夜》所见饮至礼，“作册佚为东堂之客”[71]，作为史官的作册佚当负责与饮至礼密切相关的“策勋”或“书劳”。除了史官，祝官也是文辞的重要参与者。史、祝同源，后世又往往连言或混用。总体而言，祝官偏口头表述，史官偏文字记录[72]，二者司职每有交集。刘师培便指出，“太祝掌作诔，太史则掌读诔也”[73]。清华简《金縢》载史官代周公祭祷：“史乃册，祝告先王曰……”[74]可见史官不但负责“作册”，还负责“祝告”。据《金縢》，周公“自以代王之说”即被称为“书”。史官祝告先王之词，用的是周公的口吻。我们不难推想，先王政典中的先王之言，应当不全是先王的言论，不少是史、祝等王官所代言，至少经过他们润饰。

今本《尚书》以内容所指涉的时代论，分为虞、夏、商、周四部分；以文体分，则有“六体”“十体”诸说。伪孔传《尚书序》首次揭示《尚书》“六体”：“（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75]宋人林之奇认为此“六体”尽赅《书》之体[76]。孔颖达《正义》则在此基础上增益“贡”“歌”“征”“范”四体，则为“十体”[77]。无论是“六体”说还是“十体”说，均较为晚出。今文《尚书》的篇名，也是西汉以来所传。先秦《书》是否存在这些篇名以及相应的文体观念，难以质言。所幸清华简“书”类文献的面世，尤其是“傅说之命”“封许之命”“祭公之顾命”等篇题的出现，可窥及先秦以体命篇的一二线索。伴随着《书》的经典化，篇名逐步由不稳定而稳定，无类化而类化。[78]经典化的过程使得篇名的设置显得必要，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文体观念的固化。相对于其他诸经，《书》之篇名的称引更为普遍，文本成熟更早。[79]从目前的材料看，《书》的全部或部分的确是按文体标准区分的，体现了文体观念的初步自觉。而这一分类的依据，还需要追溯至礼主导下的王官职分。

不难发现，《周礼·春官·大祝》所见太祝“六辞”，与《书》“六体”有互见者，分别为“命”与“诰”。史官与祝官执掌有所交集，因此也不难理解。“命”与“诰”均为诏令类文书，反映的是君王的意志，此类文书自有国家以来便应运而生。[80]

“命”“令”本为一字，甲骨文中仅见及“令”，字作（《合集》5780）[81]，会一人跽跪接受命令之意。“命”字后起，系在“令”字的基础上叠加义符“口”，始见于西周金文。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命”“令”二字仍通用。《国语·楚语上》所见著名的“申叔时九艺”，“令”便是其中之一：“教之令，使访物官。”这里的“令”，当读作“命”，而非过去所说的官法、时令。[82]楚竹书中的“命”字，或以“”替代“口”，如（清华简《系年》28），或在“命”的基础上叠加“”或“口”，如（包山简2.2）、（郭店简《语丛·一》2）。“命”原为动词义，后引申为名词，指命令、册命，进而发展为文体名。

《傅说之命》《封许之命》所见篇题，证明先秦以“命”命篇者由来已久，传世先秦文献所征引的《说命》与清华简所见篇题相互验证。[83]但同样以“之命”命篇，《傅说之命》除上篇记事为主外[84]，中篇与下篇主要是武丁的训诰；《封许之命》与今文《尚书》仅见的以“命”命篇的《文侯之命》一样，内容均为册命。《傅说之命》之得名，在于上篇武丁赐傅说弓矢以及“王用命说为公”之语，但中篇与下篇总体而言实际上更接近诰体。相对而言，《封许之命》与《文侯之命》更加名副其实。这也是文体形态及观念发生阶段的一个特征，即文体命名尚未固化，一体多名或一名多体的现象并不鲜见。[85]譬如《墨子·非命》引及的《仲虺之告》，《左传》襄公三十年即作《仲虺之志》。《封许之命》《文侯之命》作为两篇较明确的命体文献，可与青铜铭文中的册命内容相验证，包括册命的措辞、赏赉的物品等均直接脱胎自实用文书。如颂鼎（《集成》2827）铭文云：“尹氏授王命书，王伻史虢生册命颂。”即谓在册命的仪式中，史官负责发布、诵读“命书”。《封许之命》《文侯之命》的原始素材即来自“命书”，它出自君王的意志，而实际操作者则为史官。[86]《左传》定公四年云：“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为吏之道》诸篇也提及“命书”，可见命体的实际文本可称为“命书”。而传世文献、简帛文献以及青铜铭文所见，“命”往往以“王曰”“王若曰”引入，可知其文书格式。

“诰”从言，告声，但早期古文字中的“诰”均写作从言、廾声的“”[87]，如何尊铭文的（《集成》6014）、上博简《缁衣》简1的，《说文解字》古文所见亦可参看。战国以后，后起的“诰”字才逐渐取代“”。与“命”一样，“诰”原为动词，《说文解字》：“诰，告也。”[88]后来“诰”引申出名词义，并成为文体专名。

目前所见较明确的诰体文献包括今文《尚书》中的《盘庚》（《盘庚之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以及虽不以“诰”命篇但接近诰体的《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以及清华简《皇门》等。总体而言，诰体主要反映的是君王或者地位接近君王的贤臣的布政之辞。

“六体”中其他诸体，如典、谟、训、誓，虽未得到简帛文献的直接佐证，但也见于较可靠的先秦文献以及先秦引文。刘勰认为诏、策、章、奏出自《书》，颜之推认为诏、命、策、檄出自《书》，尽管有一定道理，但这种继承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书》之“六体”，主要源自三代王官所执掌的实用文书。这些实用文书最终经典化为经书，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得以命名，文体的名称与形式也趋于固化。策、命渊源有自，不能说来自《书》。《封许之命》是文书向典籍转化的绝佳例证，它作为“书”类文献，可与青铜铭文相参证，其较为原始的字形和用字特征说明保存了较早的文本。而诏源自“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改“命为‘制’，令为‘诏’”[89]。蔡邕指出：“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90]制书来自命体，而诏书则来自诰体。至于将奏、书等文体溯源至《春秋》，正如认为一些文书出自《书》，同样割裂了实用性文书自身的发展脉络。

《书》的来源与经典化过程也启示我们关注文书与典籍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现在看待简帛文献时，文书与典籍得到严格的区分。在五经完成经典化之前，本没有文书与典籍的区分，而一概是“书”。事实上，五经中的不少内容源自文书，除《书》之外，《礼》《易》等皆是如此。文书与典籍之间的互动一直存在，如律令在《汉书·艺文志》中尚没有地位，但《隋书·经籍志》则将其归入史部。五经、诸子、诗赋、方技以及各类实用文书，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不但存在地位、价值的不平衡，在时间先后上也存在差异。而在某些实用文书完成经典化之后，又会反过来对实用文书的写作产生影响。

四 结语

从《诗》《书》的文体看，王官确实对文体的发生和早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礼乐制度有着更为深层次的统摄意义。王官在实践礼乐制度的过程中，确立了若干早期文体的内容与分类，对后世的文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王官礼乐实践的结果，它并非最终极的源头，因此“文章原出五经”说并不能真正解释文体的发生。刘师培所揭示的“文章原出王官”说，相对而言更具解释力。

强调王官的意义，并不意味着王官是文体发生及早期发展的唯一及根本因素。在王官存在之前，便已有文体的萌芽，王官并不是文体的本原所在。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随着礼乐制度的确立、国家机器的完善，作为思想与知识的占有者，王官自然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礼乐文明的解体、王官的下移、经典化的完成，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转折点，也推动了文体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五经是重要的媒介。尤其是汉代尊儒宗经以来，五经的终极意义凸显，“文章原出五经”说也便水到渠成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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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67《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2] 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7页。

[3]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5《仲夏纪》，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 118页。

[4] 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国文学论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8—12页。

[5] 这一观点亦可归入“文本于经”，参见吴承学、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

[6]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7页。

[7] 六经之中《乐经》已亡佚，故往往言称“五经”。古代文献或称“五经”，或称“六经”，所指近同。

[8]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

[9] （汉）班固：《〈两都赋〉序》，载（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10] 参见《太平御览》卷586《文部》2、卷587《文部》3、卷588《文部》4、卷596《文部》1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39、2644、2647、2684页。

[11] （南朝梁）任昉撰，（明）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2]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

[13]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2《集部·总集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46页。

[14] 胡大雷：《〈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16] 参见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17] 落实到简帛文献所见五经时，还涉及抄写年代。

[18]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页。

[19] 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20] 李帆：《刘师培对康有为变法理论的经学驳难》，《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

[21]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4—2075页。

[22]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5页。

[23] 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24] 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25] 参见刘氏《古学起原论》《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诸文，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6] 朱维铮：《导言》，载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27]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528页。

[28] 刘师培：《左盦集》卷8《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3页。

[29]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5页；《古学出于官守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6—1487页。

[30]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8页。

[31] 《左传》昭公二年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宣子于太史之处“观书”，见及《易》《春秋》二经，便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六经是“礼”的浓缩与反映。

[32]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33]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599《文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97页。

[34] （明）吴讷、（明）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35] （明）袁宗道：《刻文章辨体序》，《白苏斋类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36] （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23《大师》，《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96页。

[37] 郭绍虞：《六义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7—238页；《文论札记三则》，《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以上均收入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8]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1《诗大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71页。

[39] （清）庄有可：《毛诗说》，《续修四库全书》（第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40] 章太炎著，朱维铮点校：《检论·六诗说》，《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7页；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53页。

[41] 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81页。

[42] 欧天发：《以“风赋”、“比兴”、“雅颂”三纲目阐述〈诗〉六义之探究》，载夏传才主编《诗经研究丛刊》（第8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165页。

[43] 马昕：《〈诗经〉六义新解：风赋·比兴·雅颂》，载朱万曙等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论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44]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9年版。

[45]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46]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47] 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四），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1页。

[48]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1《诗大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72页。

[49]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19《周颂谱》，《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81页。

[50] （汉）刘熙：《释名》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51] 姜亮夫：《北邨老人文辑·〈诗经〉的体类》，《姜亮夫全集》卷21，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江林昌：《〈商颂〉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质》，《文献》2000年第1期。

[5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32页。

[53]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33页。

[5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0页。

[55] 李学勤：《清华简〈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第12版。

[56]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9《小雅·常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08页。

[57] 郭绍虞：《六义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8] 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59] 陈民镇：《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诂——兼论中国早期史学的转捩与清华简〈系年〉》（上），《孔孟月刊》2012年第11、12期；胡宁：《从“造篇”到“诵古”——春秋宴飨赋诗的历史渊源》，《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日第16版。

[60] 李守奎：《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61] 陈民镇：《〈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兼论清华简〈耆夜〉周公作〈蟋蟀〉本事》，《中国诗歌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81页。

[62] 以下凡标明《集成》者，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

[63]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5页。

[64] 所谓“书”类文献，包括《尚书》《逸周书》的某些篇章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类似篇章。清华简《尹至》《尹诰》《傅说之命》《保训》《金縢》《程寤》《皇门》《封许之命》《祭公之顾命》《厚父》《摄命》诸篇均属于“书”类文献。其中《金縢》见于今文《尚书》；《尹诰》《傅说之命》见于伪古文《尚书》的篇目，但内容完全不同；《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见于《逸周书》；《尹至》《保训》《封许之命》《厚父》《摄命》诸篇则前所未知。

[6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66]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页。

[6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5页。

[68] 此外，也包括周公这样曾经摄政、地位接近王的角色。

[69] （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70] （清）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6《复罗月川太守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7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0页。

[72] 《礼记·曲礼上》云：“史载笔。”

[73]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7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8页。今本《尚书·金縢》作：“史乃册，祝曰：……”

[75]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1《尚书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4页。

[76] 林之奇指出：“《书》之为体，虽尽于典、谟、训、诰、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也。”林之奇认为《尚书》的内容可容纳于“六体”的框架中，但不必拘泥于篇名。在“六体”基础上增益为“十体”，并无必要。见林之奇《尚书全解》卷2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5页。

[77]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2《尧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7页。

[78] 马士远、党圣元：《墨子与〈书〉学关系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79] 马士远、党圣元：《古代“中和”文艺观管窥——以〈书〉及〈书〉教中的文艺传统为视角》，《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80]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81] 本文凡标明《合集》者，均出自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

[82] “申叔时九艺”之中，“令”和“训典”当属于“书”类文献。

[83]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的发现，证明伪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确系伪作。

[84] 赵平安先生认为上篇从结构上看更像是《说命》的《序》，中篇和下篇才是真正命说的内容，是《说命》的正文，参见赵平安《试析清华简〈说命〉的结构》，《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67—269页。

[85] 《尚书·尧典》正义云：“《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章学诚认为“书无定体”，并指出“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参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31页。

[86] 具体而言当是内史。《周礼·春官·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87] 唐兰先生最早将金文中的“”释作“诰”，参见氏撰《史簋铭文考释》，《考古》1972年第5期。此说目前已被学界广泛接受。

[88]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页。

[89] （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页。

[90] （汉）蔡邕：《独断》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