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回顾与思考
——以对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为例
张注洪
海外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1]，概略言之，是指由国外学者参与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其范围至为广泛。其渊源可溯及汉学，其内涵由原来侧重古代，到20世纪以来则侧重近现代。国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实际上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拟以国内学界关于国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为例，谈谈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与问题，或可算作对“国外中国学”的一点个案“探索”吧。
一 发展进程
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行历史的考察，大概经历了如下阶段。
在以1840年为开端的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中，很早就有了国内学者对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同时也有了国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并产生了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于这段历史研究状况的了解和成果评析。而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地称得上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解和成果评析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此时一度把1840—1919年称为近代，1919—1949年称为现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也普遍地把1840—1949年称为近代，而将1949年以后称为现代或当代）。大体可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9—1966年初始阶段。此时仅有对个别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如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1854—1914年）、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年）、丹涅特（Tyler Dennett 1883—1949年）、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44—1968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等人部分著作的翻译和对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状况的零星介绍和评价。比较重要的国外学者论述汇编有内部出版的《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等；而史学信息中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部分主要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史学译丛》《国外史学动态》等刊物上。这些论述汇编和信息报导很不全面，评论则立足于批判，且多以内部参考读物的形式仅在较小范围内流传。
第二时期，1966—1976年的沉寂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中国对外联系骤然减少。尽管个别大型图书馆的外文书刊仍可见到，但很少有学者可能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进行评析。仅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订国外书刊尚较齐全，北京大学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及资料》（内部，1973）刊发了多篇国外中国学研究动态及资料的文章，如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中国和怀疑者的眼光》、张注洪等人的《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1972年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时颇受同行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时期，1976—1999年的勃兴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始有国外中国学译著大量出版。专门的动态译丛和书刊，有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国外中国研究》（1977年，4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1995年，共27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的《中共党史译丛》。此时开始有了专门论述国外研究中国的专著出版，如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注洪、王晓秋的《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2]、《英、法、德、澳、加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梁怡，《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7（4）、1998（2）、1998（4）、1999（2）、2000（2）]等；工具书方面则有冯蒸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版）、杨诗浩的《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1949—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陆续面世。
第四时期，2000年至今的发展阶段。此时，对国外研究的关注范围更加扩大，调研内容更加全面，提供信息更加新颖，分析渐趋深入。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有何培忠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何寅的《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黄长著主编的《欧洲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张海惠的《北美中国学》（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专题研究则有陈君静的《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建平等的《美国战后中国学》（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凡此大都主要或涉及中国近现代史内容。应该说，对国外研究信息的了解和成果评析方面，中共党史学科的成绩特别突出，在专著方面有梁怡、李向前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3]；论文方面从2008年起，《中共党史研究》翟亚柳、陈鹤、乔君每年撰写一篇《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还有一些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党校教育、干部政策以及中国“入世”问题研究的专门述评文章等。另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十一五”规划等也有多项关于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的课题[4]已经或者正在完成。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国际会议近年来更是多次召开。
二 成就与不足
总体而言，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外中国学特别是近现代史研究的述评，做了大量工作，已开始由情况介绍和成果评析向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史过渡。就目前情况而言，正如几年前有的同志所说：“一种新的学科——国外中国学，正在呼之欲出。”其成就如下。
1.对研究理论的初步探索。有的研究“国外汉学史”的著作对国外“汉学”“中国学”（包括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做了学术发展脉络上的梳理，提出国外对中国的研究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研究范式上也发生了巨变，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所说“汉学”的范畴，并有取代的趋势。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现状实际上还是以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为重心的。
2.对研究状况的重点考察。已经发表的论著，多属中国近现代史时期且其重点逐渐有向当代史转移的趋势。在国别方面，对诸如美国、苏联（俄国）、日本，还有英、法、德、澳、加等各国研究的历史渊源、当代状况以及发展的全貌做了不同程度的考察。特别对美国、俄国、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作了分时期、分作者、分专题的比较系统的评析。至于国外中国学所涉及的经济、文化、军事也都有概略的分析和研究。
3.对研究进程的大体梳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这方面有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研究者不仅从宏观上归纳整理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大变化，而且具体介绍了各国研究中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动向、趋势和特点，如中共党史学界对国外研究不仅有整体研究，还有论点摘编、目录大全，并且出版过定期的刊物，还有每年一次的述评及对现状等诸多问题的及时评论，堪称这方面的范例。
4.对研究专题的个案探讨。这类的探讨专题，从国外对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等思想的研究述评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和国各个时期的研究述评以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制度、党史教育研究的述评，都能就其研究热点、重点、观点、视角方法及其局限等方面作了详尽的梳理和评析。以国外对邓小平研究来说，针对其关于“南方谈话”“二十八字外交方针”的研究发表专门评述文章，既肯定其论述的价值，也指出其理解的不足。
5.对研究方法的引进。研究者进行国外研究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的同时，注意到他们搜集史料和把握复杂背景等方面的长处，诸如比较史学、数量史学、溯源史学、口述史学的运用，多文化的研究视角和明确的问题意识等研究方法的运用。还出版了有助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采用的比较、口述史学方法的专著。与此同时，国外学者研究著作题录、人名辞典、国别研究手册、国外研究论点摘编等工具书，也陆续出版。另外，多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研究者可通过它广泛、及时地收集到国外研究机关、刊物、论著的信息，并可与国外研究者展开直接的联系和交流。
当然，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也有不足，大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研究理论的探讨还较滞后。多年来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各种思想、流派及其观点，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评价。但对于渗透于各种史学成果（比如多种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中的理论基础（如中国史观、历史哲学、方法论），往往未作或缺乏全面、深入的评价。又如谓“冲击—回应”的模式，国外学者已对这种没有“以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的途径”的错误予以分析，我国并未从理论上及时予以论评。
2.对研究的状况反映不够全面。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多集中于政治史的了解，政治史中仍以中共党史为主，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则显得太少。研究信息虽有一定的介绍，但提供的评论甚少。至于反映的国别和地区也不够全面。除美、俄、日、英、法、德、澳、加外，对于东南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中国研究则很少介绍，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很关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
3.对研究的历史考察未尽系统。要深入研究国外中国学，就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演变。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外中国学“最初是在英国发展兴起的”，忽视了“传教时期葡、法传教士对海外中国学所做的贡献”。就是对国外中国学在各个国家发展的历程，研究也不平衡。“对国外与我们观点不同的意见介绍不够，这样不利于我们批判地看待国外学者的观点，也丧失了进一步展开交流切磋的机会”。[5]
4.对研究的个案分析还欠普遍。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个案分析集中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而中国近现代史中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其他部分甚少；即就政治史而言，中共党史以外的个案研究也少。从时段言，个案分析则多是中国现代或当代史，近代部分也难以见到。至于从社会科学更广阔的视野来获取国外研究信息并进行成果评析，就更显得不够了。而不能及时吸取国外文化的成就对我们无疑是一种损失。
5.对研究方法的借鉴仍有偏颇。在对待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个别情况下过分推荐有些方法如史源学，忽略我国史学素有这方面的优秀传统，以致被著名史学家来新夏先生批评这是“出口转内销”。这至少说明在引进史学方法时忽略了我国固有史学方法的应用。对互联网不用，自然视野狭窄，而互联网亦有其随意性和不严谨性[6]。利用互联网的材料，宜与原始材料、文献资料印证，始可获得准确的结果。
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工具书，20世纪国内出版多种，21世纪以来则有些断档。互联网的信息无比丰富，但似难完全代替纸本工具书的功能。
三 几点建议
今就开展对国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信息了解和学术评析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理论的探讨。对于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学术评析，实际是属于历史研究或者说是史学史研究的范畴，需要用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为了便于研究，亦可就述评史的研究建立中介的理论体系，如国外中国学研究信息了解与成果评析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唯物史观中的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历史等，都是这一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另外情报学、文献学、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可以吸取的内容。
2.拓宽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状况的考察。这有利于我们从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在纵向上，不仅限于近现代史而要上溯历史渊源，下及当代发展，过去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有的以古“观”今，认为新中国成立仅是改朝换代，固属偏颇，而现在有的“观”今忘古，不顾及中国历史条件，割断历史，亦难以正确认识今天。在横向上不仅限于政治，还要拓展至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在国别上，不仅重点在美、俄、日，还应有英、德、法、澳、加、越、北欧、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以及非洲、拉美，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3.深化对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进程分析。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从掌握第一手材料入手，比如要根据会议文件、代表人物著作、口述问题以及原始档案文件进行研究，要努力做到不仅有概述、简况的了解，更要有国别的研究起源与历史发展的分析，各时期著名学者及代表著作的评传，各时期研究特点、研究重点、学科地位、学者地位的变化与分析。不是大而化之，还应探赜索隐，即如像把孟子、蒋介石、费正清、鲍威尔（密勒氏评论主编）、史景迁等，写为门修斯、常凯申、费尔班德、帕汶、斯宾塞等的细节疏误也应尽量避免。
4.扩大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个案分析的领域。如前所述，我们近年来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由综合论述，发展至个案的专题论述，而且日益增多。但多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国史，比如近年发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世纪以来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社会主义解读，都是很有价值的述评文章。只可惜仅涉及国外政治学中共历史范围。其他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史的文章几乎很少。如能不断扩大在这方面的研究领域，这对我们知“彼”知“己”，引以为鉴是有好处的。
5.探索国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书利用。不仅应该运用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诸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史源学的经验，还应吸收国外史学中的比较史学、数量史学、个案研究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用方法。现在普遍应用的网络技术亦应充分地应用。随着国外学科分工的细化，中国研究特别是近现代史研究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应该善于发现并充分采取各种新方法，以利于从学术史的角度理解国外中国学内在的发展线索。除了信息库可用，还应每年编辑国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比较齐全的论著目录。
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使我们认识到：
1.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真实、准确地进行调查研究，始可科学地理解这一学科的性质、特点、范围和方向。
2.应具有较好的国内中国学的基础和学术素养，具有严肃的反思精神，才能更好地审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取长补短，促进国内学科进展。
3.需要把这种考察上升到学术、理论高度，既坚持中国学术和史学的优秀传统，又重视吸收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新思潮和新方法，以利于中外学者交流并推动中国学繁荣昌盛。
4.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国内各高校和科研单位，或综合研究，或理论研究（如史学理论），或个案研究（如中共党史），或国别研究（如美国），或资料编纂，均各有创新和建树，似宜加强联系、增进交流，这对于避免重复劳动，丰富和发展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卷第1期）
[1] 海外即国外，见《辞海》对“海外”的解释：“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周环海，故称中国以外地方为海外。”语言习惯，有“海外”和“国外”之称。
[2] 此为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七五”课题项目“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的研究成果，由张注洪、王晓秋、徐万民、王美秀、梁怡共同完成，获得教育部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3] 此为梁怡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九五”课题项目，由梁怡、李向前、马贵凡（特邀）、张会才（特邀）、韩凤琴（特邀）、王爱云、张强、巫云仙、韩秀丽共同完成，获得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4] 其他有关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的项目还有：1.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成龙主持的国家“十五”课题“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南京大学尚庆飞主持的国家“十一五”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研究”；梁怡主持的2011年第三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2.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梁怡主持的北京市“十一五”重点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成龙主持的广东省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启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陕西省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尚庆飞主持的教育部一般项目“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教育部项目“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批评”；成龙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等。3.其他来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除国家级、省部级之外，一些省级党校、高校和研究单位加大了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为高级别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我们大致了解到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培忠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现状与现实意义”；南京大学杨丹伟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方法、观点和评价”；西北政法学院杨永康的“国外著名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评析”等。另外，2013年韩强还发表《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
[5]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扬州大学，2006年8月。
[6] 例如，从互联网查找多少中国书翻译到了国外，互联网上显示的不过百种，而在国内查一本近代西方翻译中国典籍的中国书，上面纪录在案的即达数百种。参见刘士林《在今天，该怎么做一个读书人》，《光明日报》2012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