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T.S.艾略特、威廉·燕卜荪与克林斯·布鲁克斯：新批评莎评

20世纪是一个流派众多、批评多样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初期，文学批评受科学精神的影响，注重作品形式研究，因此形式主义批评大行其道，一度占据了文学批评领域的半壁江山。其实早在19世纪后半叶，这种科学主义的苗头就已经初步显现。当时，欧洲经历了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动荡。在思想上，达尔文于1851年发表了跨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这和欧洲传播近千年的神学文化产生了巨大冲突，在当时宗教盛行的欧美引起了恐慌，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给欧美思想界带来了一种科学主义的倾向。在此，科学主义对于人文学科的深度渗透已经无可避免，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出现的时候，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主义色彩已经十分浓重了。新批评脱离了时代背景的影响，完全回到作品本身，从文本、字词、韵律音节来做文章。新批评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于19世纪浪漫主义的一种反抗，后者曾声称诗歌是情感的宣泄，而新批评却并不这么认为。从新批评的角度来看，诗歌是客观的、精确的。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情感的逃避”[1]。袁可嘉也曾对新批评做出概括：“第一……从象征派的美学观点出发，把作品看作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它是与外界一切事物绝缘的自足的有机体，这是一种‘有机形式主义’。第二……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批评的任务是在作品文字的有形范围内进行文字分析，探究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隐秘关系，这叫‘字义分析’。”[2]

新批评莎评正是伴随着新批评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走向成熟。新批评的领军人物T.S.艾略特（1888—1965）的两篇文章《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和《哈姆莱特》可以说是开新批评莎评之先河。艾略特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语言文学和哲学，后又在牛津大学继续研究哲学；作为诗人和批评家，他的莎评比较抽象，更注重批评的哲学意义而非实际的方法论。作为作家，他在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批评家，他深受柯勒律治的影响，认为文学作品是自足统一的整体，有自身的目的，对浪漫主义注重情感与想象的批评持反对态度。在他著名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中，他主张文学作品要放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按照作品本身去理解，这种思想在其莎评文章里就很好地体现了出来。艾略特通过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研究，提出了“信仰”的观点以及新批评中“客观对应物”的批评思想和方法，为后来的新批评莎评奠定了基础。

推动新批评莎评向前发展的是威廉·燕卜荪（1906—1984）的《含混七型》和克林斯·布鲁克斯（1906—1994）的《赤裸的婴儿和男子的斗篷》。威廉·燕卜荪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文学理论家I.A.瑞恰慈。在瑞恰慈的启发下，燕卜荪写出了其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含混七型》，在该书中，部分章节涉及莎士比亚作品，燕卜荪通过对莎士比亚诗歌和戏剧词语的多维解读，认为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是含混的重要体现，他冲破了试图建立一种统一含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标志着新批评莎评向修辞批评的转向。布鲁克斯曾就读于温特比尔特、杜兰和牛津大学，执教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与勒内·韦勒克 （René Wellek）、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威廉·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一道，使耶鲁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文学批评中心。他是新批评派的领军人物，他对新批评的贡献之一是对于“反讽”的理论阐述。布鲁克斯的莎评主要体现在他对《麦克白》的解读上，其对《麦克白》中“赤裸的婴儿”和“男子的斗篷”两个意象进行了深度解读，认为这些意象为莎士比亚提供了发挥反讽作用的工具。布鲁克斯的莎评极大地发展了新批评莎评，也使人们对莎士比亚诗意想象力有了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