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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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德米特里诗学学术史和现状

德米特里(Demetrius)是希腊化时期承上启下的人物。其著作早有拉丁、英、法、德、俄、意、荷、西班牙、葡萄牙语等世界各大语种译本,近年出现日、韩语译本。其著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传入中国[1],但一直未有汉译本。

国内迄今只研究了古希腊三大诗学家中的两位——亚里士多德和朗吉弩斯,对德米特里著作还处在引述阶段。钱锺书在《管锥编》和《谈艺录》中七次征引其英译[2],李广田等学者也从英译本译引了些许内容;近年,渐为文艺理论、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风格学、法学等研究者所提及和征引,如童庆炳[3]、申丹[4]、刘亚猛[5]、李咏吟[6]、顾曰国[7]、张凯[8]、孔晶[9]等。

钱锺书先生引文没有标注版本,根据钱先生所引英文,所标注的章节数和页码可以确定钱先生引文来自1927年版《洛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罗伯茨(Roberts)译本[10]。钱先生引文标注有误:《管锥编二·太平广记·147》卷336第1261页应引自《论风格》§293而不是§294,《谈艺录·谈艺录补订》第325页应引自《论风格》§139。

李广田先生引用的是莫克森(Moxon)英译本。李先生在论述文学的第二种特质即艺术手段时说:“在西洋,最先提出风格问题的是希腊的狄米椎耶斯,他在《论风格》(On style)中把风格分为四种,即平明的风格(Plain style),庄严的风格(Stately style),精练的风格(Polished style)和强力的风格(Powerful style)。他说,这四种风格中有的是可以互相结合的,就是,精练的风格可以和平明的或庄严的相结合,强力的风格也同样可以和这两种结合。只有平明的和庄严的两种不能结合,因为它们是相对而相反的。因此,就有人主张只有两种风格,其余都是居中的;他们以为精练的和平明的极相近,强力的和庄严的极相近;他们认为精练的风格之中包含着纤巧或漂亮的成分,而强力的风格之中则包含着厚重和伟大的成分。”[11]明显,李先生对《论风格》熟稔,只可惜目前还未发现他对这部著作的看法。

张凯的引述转引自罗素的《古代文学批评》一书[12],该书用的是英尼斯(Innes)译本。可见《论风格》目前流行的三个英译本在国内都被关注和引用。从引用情况看,国内学界对德米特里著作英译本较熟悉,但至今没有对其著作进行研究。

国外,其著作在希腊—罗马、文艺复兴、19世纪至今三大时期流行,经历了征引、评译、研究三个阶段。“罗马人痴迷于其修辞说服的论述,其著作为昆体良[13]和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14]等学习、借鉴和引以为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执着于其风格学思想[15]。”这两个时期,评点、征引和对其理论的应用(如作为修辞教育教材)多于研究,评点散见于众多著作之中。17世纪时,弥尔顿在剑桥基督学院研究过它,深受该书的影响,对英国诗歌影响显著[16]。现代学术研究始于19世纪古典学的兴起,从文本批评到学科论再到跨学科多维度切入。

20世纪中叶前,考古学新发现、科学主义兴起和实证主义流行,出现大量译注、校勘、考据,以及对钞本、译本的批评等。采用的方法基本是语文学和实证。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两种倾向,一是对抄本的重新认定,剔除伪作,确定著作权和成书日期等[17];二是研究其诗学渊源[18];三是研究其诗学影响[19];四是研究其著作引文和典故[20]。有稽古派和尊古派两种倾向或做法。稽古派质疑原作,对原作内容进行删改或重新组合使其所谓系统和整一,代表人物有格鲁比(Grube)、雷德马彻(Radermacher)等[21]。“尊古派”代表人物如罗伯茨(Roberts,W.R.)、英尼斯(Innes,D.C.)、莫克森(Moxon,T.A.)等,认为应尊重现存钞本“凭据”,德米特里著作虽然形式上缺乏整一,但有内在的逻辑和系统。尊古派得到学界更多同情,而他们内部为德米特里著作的逻辑和系统到底是什么争执不已。

语言学转向后,文本争执转为学科争夺,不同领域研究者纷纷从其著作中寻找学科资源。如申科维尔德(Schenkeveld,D.M.)[22]对其辞格论、文体论的研究,罗素(Russell,D.A.)[23]、肯尼迪(Kennedy,G.)[24]对其修辞学的考察等。这些研究大多从语言入手,借助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发掘了德米特里著作语言学理论潜能,使其著作成为现代修辞学新宠,文体论、风格论的滥觞,语言学诗学雏形,拓展了德米特里诗学研究视野和领域。

20世纪末至今,从囿于学科内讨论走向跨学科研究。由德米特里诗学审美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标准、诗学方法、创作学理论等,到从诠释学、法学,甚至如赫根蒙(Hegmon,M.)等从考古学[25],申科维尔德等从教育学对德米特里诗学展开研究[26]。这些研究相对于前期来说,视野开阔、角度和方法日新。但方法在先,悬置争论,各取所需,没有对其作品进行整体系统研究。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内对德米特里诗学缺乏研究;引用,偶也断章取义。

(2)研究分散,缺乏整体性。没有整体构建出其诗学系统,更没有整体地考察其诗学系统的功能特征,尤其忽略了对德米特里诗学形式与效果之间联系的考察。

(3)研究理念隔膜。无论是文本的考察还是理论的研究逻辑起点都是主客二分,建立在“真值对应论”假设基础之上,以“镜像原则”为保证。“语言转向之后”,语言成为可以任意抽象的符号,“科学化”研究倾向将人从诗学中驱逐,蔽于物而不知人。这种祛身研究的理念与当下诗学的具身研究理念相悖,也与德米特里诗学的感觉主义或体验性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