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权力结构演进与作为博弈手段的战争

（一）大国战争时期的权力结构

冷战前的世界历史中，在各类权力结构中寻求权力优势的夙愿往往会鼓励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发动军事战争。这表现在大国权力博弈的基础、目标以及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等多方面。

首先，该时段中结构性权力的争夺围绕领土/领海及相关商业利益展开，因而鼓励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此类目标诉求。不论是哈布斯堡王朝对全体系霸权的追逐，还是路易十四修整法国领土的企图，都显示出改变领土须诉诸战争手段。通过战争新获得领土，不仅能够改善安全形势，还能获得领土之上巨大的资源回报。而在对海域和航运资源的争夺中，英国先后迎击荷兰、法国、德国，其目标诉求也由主导商贸体系发展到支配殖民格局。

其次，该时段中的权力资源鼓励国家开动战争机器。每一种新制胜要素（权力资源）出现都意味着在相应历史阶段率先掌握它的国家将获得战争优势。在生产结构中，率先生产铁器的一方享有军事技术优势，后来随着大炮、舰队、飞机、核武器的发展，谁的火力投送更远，则军事行动的胜算就越大。19世纪中叶，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德法战争中，工业革命的成果就被率先转化为战争优势。[20]工业生产力还转化为经济力量、进而密切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比如，德国在经历爆发式增长后已经初步具备了主导国际体系的实力，却被包围在欧陆中央，无法顺利向海外伸展利益，[21]这时战争手段的价值就显现了出来。在金融结构中，战争金融出现后能通过贷款补给战争的方式进一步放大国家实力：“建立军事—金融体制的国家，就是一个能够随时借到或更快借到钱的国家，往往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权；而能够以更低利息融资的国家，则可以在战争中坚持得更久。”[22]

最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在重商主义的强国思路中实现统一，战争服务于财富扩张和权力伸展。西方国家崛起其实就是以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保护和拓展经济利益、又用垄断利润支撑国家权力的过程。列强们都把自己的殖民地看作原材料的供应地和本国产品的倾销地，必要时会动用武力来保护殖民地、驱逐外来者，靠国家的力量取得或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胜利，而只有那些最能充实国库财政来扩建高效海军和补强军事力量的国家才能在冲突中获胜。[23]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一度借由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性权力，实现其在安全、金融、生产和知识等领域内的结构性权力优势。

（二）战后新结构与战争新形态

在大国无战争[24]时期，也就是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围绕权力的博弈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权力资源转化为权力关系以及权力结构性优势的方式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此外，三个层面的权力间的网络化进一步加强了。不仅大国权力博弈的基础和目标不断更新，霸权国内部政策制定中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不断地此消彼长。这一系列持续的变化在将直接军事冲突边缘化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没有硝烟的新战争形式。

首先，大国权力博弈的基础发生变化，各国的权力资源越发相互依存。安全结构中，核力量成为大国的首要力量，但大国普遍认识到核威慑大大增强了战争可能的破坏性，彼此逐渐形成战略平衡，避免滑入核战争。[25]生产结构中，随着各国经济联系加深，国家经济力量的基础也变得更具流动性。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愈发脱离国界束缚，且逃离战争地区的能力增强。战争因而不仅无法像之前那样强占生产要素，还会因其破坏性而赶走投资。[26]此外，在国际分工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钩织地越发紧密。一国的产业实力更难同他国脱离开来。金融结构中，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国际化大潮中加快，各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加深。知识结构中，技术迭代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兴起对各国提出了科研合作、数据流动等新的要求。这些方面的变化使大国难以精准地、物理意义上地依托自身的权力资源对他国的权力资源进行打击。

其次，大国权力博弈的目标发生变化，结构性权力的功能性和中性特征越发凸显。“二战”结束后，领导集体安全安排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结构性权力的新内容：安全结构中，权力开始借助国际制度中的等级制来实现。美国通过领导北约（NATO）来维持其在西方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经济结构中，权力优势不仅依托于传统物质层面，还依托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诸多国际组织享有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从而确保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结构性权力内涵进一步丰富：安全结构中，由于非传统安全困境凸显，领导构建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性上升。[27]经济结构中，发展问题在全球经济治理事务中的重要性上升。在发展治理领域的贡献以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与话语权成为重要的权力内容。[28]将己方所得建立在他方所失基础上的武力方式无助于推进实现公益色彩明显加强的结构性权力。

最后，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平衡在战后世界中多次发生变化。与战前金本位制下自由放任的世界经济相比，战后的国际社会吸取教训、在货币和贸易领域形成更高水平的制度规范——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理念“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29]——将主权国家的管理空间和世界市场的开放空间结合起来，有效平衡了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奠定了经济结构的非战基调。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治理理念转而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市场逻辑压过国家逻辑，引领了一轮“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30]。但此轮市场扩张造成众多矛盾并在全球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之后国家逻辑的重要性回归。[31]在最近这段时间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博弈中，霸权国从护持自身结构性权力的考虑出发，依托资源性权力行使联系性权力，对崛起中的新兴国家进行打压，虽没有升级至军事战争，但还是将经济结构同安全结构联系起来、打破经济治理的非战状态，推行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等诸多同传统战争可相类比的破坏性政策。本书后面章节将就此具体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