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界定：民间叙事的内涵及其形态

民间叙事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近年来民间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与叙事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叙事研究早已有着宏阔的视界相一致，民间叙事也不只是和民间文学相关，实际上它首先指向的是社会学、历史学的内容，并几乎涉及了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化研究或民俗文化研究中，民间叙事是指发生在非官方的、同时也是非文人的这样一种社会性空间中的民众活动，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叙事活动”，是“民间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2]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所指出的：“用以叙事的各种样式数量惊人，这些样式本身分布在不同物质之中，就好像任何材料都可以用来讲故事”[3]，因此民间叙事的内容要素、形式、意义以及功能显然也不是民间文学以至文学本身所能单独承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人类思想和精神重要载体的文学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体现着民众的信仰、道德、伦理等民间精神文化与民间意识形态，以至完整地呈现着非官方的、同时也是非文人的民间文化空间。并且，文学层面的民间叙事绝不仅仅规限于以社会底层民众为叙事主体、以表演或口头创作、流传为主要样式的民间文学领域，在以知识分子为叙事主体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作为“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4]。在百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些作家自身的人格养成、知识储备与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民间作为艺术生命的源泉，择取民间形式书写独特而丰富的民间世界，并以民间视角或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呈现民间审美文化空间与民间信仰价值系统，这使得民间话语显示出独特的功能意义，在价值立场上实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或知识分子自身精英话语的平等对话，因而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民间性价值向度与审美意味。

实际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民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从“五四”初期“平民文学”的倡导到“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再到抗战文学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都形成了对于民间的讨论，也显示了“民间”在新文学传统的形成和生长中从未缺席的事实。如果说这些论争作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本身就该纳入文学研究的视界和对象领域、因而并不在一般的意义上对当下文坛产生较大的研究影响，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创作中民间走向的凸显，以及作家的民间叙事收获备受关注的巨大文学成就，“民间”逐渐成为了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这其中，学者陈思和“民间”理论的提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5]一文中，作者从民间视角重新阐释了延安文学以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话语，对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中藏匿这一文化形态的民间隐形结构进行了论证和阐述。接着在《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6]中，陈思和将民间视角延伸到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之中，指出民间形态作为新时期文学最初形成的两个源头之一，在新时期文学初期被知识分子重建“广场”的精英话语所遮蔽，以至重归大地深处，但随着精英意识形态在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撞击中走向式微，民间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重新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并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一种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在寻根文学中初显端倪，在新写实小说以及新历史小说中逐渐形成，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还原和重新接续。以上述两篇文章为中心，加上数篇具体探讨当代小说文本民间叙事的文章，[7]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8]对于“民间”理论的运用与发挥，陈思和形成了对于“民间”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他所建构的“民间”理论几乎成为后来者观照现当代文学民间元素所无法绕开的理论资源，对这一理论本身的解读也一度形成热潮。

毫无疑问，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已经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一，但同时，正是由于运用“民间”理论驾驭自身论述的批评现象频繁出现，愈发使得这一理论屏障成为难以逾越的限制，极少遭遇质疑的声音也使得已有研究出现了画地为牢的倾向。在观照视界上，虽然陈思和的“民间”理论认为民间自“五四”时期起已正式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但已有研究多摈弃了对于“五四”时期以来至延安文学时期民间叙事的开掘，即使有所涉及，也总是在那些游离于时代主流文学话语之外的边缘性作家笔下去寻求民间话语的身影，总体上来看，其研究视域拘泥于自延安时期文学开始考察作家作品中的民间形态。在论述逻辑上，研究者多局限于对“民间”“广场”和“庙堂”的“势力范围”划分，过于强化三者之间无法圆通、相互冲突的隔裂关系和分化状态，尤其过于强调民间形态作为边缘性价值系统载体与主流文学话语的对立性和冲突性，因而忽视了它在被压抑和遮蔽状态下所显示出的对于主流文学建构所具有的强大话语力量。因此，已有研究对陈思和“民间”理论的不断运用虽然促使该理论逐渐被学界所认可，但上述研究倾向也妨害了这一理论不断走向丰富和突破。

这里，我们对于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的研究依然要援引和借用陈思和有关“民间”的基本理论阐发，即“民间”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它拥有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信仰审美等文化传统，……它不但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9]并且，应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当代文学里的民间概念”：“第一是指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第二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这些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10]从这一“民间”概念出发，我们的论述将落脚于当代陕西文学中以知识分子为叙事主体的民间叙事。并且，由于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最大限度地融会了来自民间的文化艺术因素，也容纳了更多的民间叙事精神以及文化审美价值取向，而且小说写作从叙事开始、并以叙事为己任，作家选择了民间立场，也就选择了民间叙事，因此我们论述的对象将是以小说创作为基本领地的当代陕西作家的民间叙事。不过，这里援引陈思和“民间”概念以观照当代陕西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将尝试在以下向度上有所延展和深入：一方面是在探讨具体作家作品的民间叙事之前，跳出已有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民间叙事的梳理始于抗战或延安文学时期的视域局限，将论述延伸至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从而为民间叙事研究提供更为完整的宏观话语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在逻辑上不再强调民间叙事作为边缘性价值系统载体与主流文学话语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是回到不同阶段主流文学话语建构的文学史语境中，考察知识分子作家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民间叙事立场上去贴近民间基本的生存和生命层面，呈现民间文化空间与审美形态，又是如何实现民间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在价值立场上的平等对话，从而实现民间叙事在参与主流文学话语建构中所显示的功能意义的。在此基础上，将尝试在话语层面对民间叙事的文艺景观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和考察，对数代文学“陕军”民间叙事的传统缘起、文化身份等进行分析和阐释，重点考察在当代陕西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红柯、叶广芩、冯积岐、杨争光等文学“陕军”民间叙事的话语特征。在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述的基础上，将对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话语的功能意义与成就，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化的话语格局中所达到的文学史高度做出评衡和总结，同时对当代陕西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民间叙事的“前现代性”本质属性及由此带有的话语局限，以及在当下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民间叙事的发展路向与前景做出一种有效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