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新文学中的“民间”意识，在五四时期就有“自觉”，至今已过百年；虽然“民间文学”在学科目录中地位尴尬，但它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从未缺席，只是在不同时期起落沉浮迂回曲折，走出了自己的路，其发展轨迹和学术史已经得到学界认可。作为理论视域和批评视角的“民间”概念和理论，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之一，“民间叙事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也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其利弊得失见仁见智，或许到了反思和总结经验、深化和提高水平的新阶段。王玉珠博士的新著《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研究》的出版正逢其时。

王玉珠曾是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民间叙事研究是她毕业、获得学位后拓展的新研究领域，作为她的导师，我能在她的新著出版时读到书稿，感触颇深。玉珠嘱托为书做序，责无旁贷；“序”有多种写法，通读书稿之后谈谈阅读体会和个人评价也算其一吧。

本书研究的是当代陕西文学的民间叙事，探讨的则是中国当代文学民间叙事研究和批评中的普遍现象和核心问题，其特点是穿越了地域性阈限而获得全局性意义，且带有对当代文学“民间”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的意味。可以说，这是该领域新阶段的重要创获之一，也具有一定的标识性。

第一，重新理解“民间”“广场”与“主流”的关系。本书依据“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一切叙事都是话语”的观点，对当代陕西叙事文学从“民间”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我看来，其首要的价值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民间”叙事的复杂性和批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新的阐释。比如，在对于“民间”概念及其形态的界定和学术史回顾时，作者揭示了民间叙事批评中长期存在的一个习焉不察的问题，就是对“民间”“广场”“庙堂”三者关系的误解，将它们对立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批评的“范式”。她指出：“在论述逻辑上，研究者多局限于对‘民间’‘广场’和‘庙堂’的‘势力范围’划分，过于强化三者之间无法圆通、相互冲突的隔裂关系和分化状态，尤其过于强调民间形态作为边缘性价值系统载体与主流文学话语的对立性和冲突性，因而忽视了它在被压抑和遮蔽状态下所显示出的对于主流文学建构所具有的强大话语力量。”玉珠的这一看法，触到了当代民间叙事研究中的一个痛点，就是一些民间叙事研究和批评，为了突出“民间”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自觉不自觉地将所谓“主流”话语作为“民间”的对立面，以彰显“民间”叙事的优势和价值。这种两相比较的研究思路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如果变成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就可能将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话语的复杂性简单化，既无助于作品解读和作家研究的深化，也“妨害了这一理论不断走向丰富和突破”。就以本书研究的陕西作家来说，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及其他作家的创作，其中很难截然区分出“民间”与“主流”“庙堂”的成分，而常常浑然一体。单是“民间”就含义不少，不仅有民间故事、民间视角、民间话语、民间表达方式，更有民间精神、民间立场、民间价值评价，等等。在这些层面，同样有民间与主流的混融。作者指出，“作家民间立场的选择本身已经构成对自身立场的解构意义，在与民间的平等对话中，作家无不感受到民间话语的支配力量与自身现代意识表达之间的碰撞，因此一方面是基于在价值原点上对于现代立场的坚守，另一方面则是对民间立场的着意倾斜以及对民间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加之他们显然无法真正回避民间社会藏污纳垢的形态特征，因此也就纷纷陷入到自身精神理念与价值立场的困惑、混乱与迷茫”。这样说，不是否定“民间叙事研究”的价值，恰恰是为了更好认识它的不可替代性。不是择其一端，而是理解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微妙关系和丰富张力：“在逻辑上不再强调民间叙事作为边缘性价值系统载体与主流文学话语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是回到不同阶段主流文学话语建构的文学史语境中，考察知识分子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民间叙事立场上去贴近民间基本的生存和生命层面，呈现民间文化空间与审美形态，又是如何实现民间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在价值立场上的平等对话，从而实现民间叙事在参与主流文学话语建构中所显示的功能意义的。”这些见解，是民间文学叙事研究的理论新收获，也是民间叙事研究有望突破的前提。这种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奠定了本书不止于现象描述而具有理论穿透力，其立意和主旨保证了创新意识的贯穿和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第二，重新认识“地域性”民间叙事批评的视角和研究向度。当代陕西叙事文学在当代中国叙事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叙事文学的标杆。柳青、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是中国当代叙事文学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其作品在不同时期达到了“高峰”，而其他一大批实力派作家依然笔耕不辍继续向高峰攀登，当代中国叙事文学中的“陕军”，其体量和实力在地域文学中无出其右。所以，从新的维度对陕西叙事文学进行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将会获得普遍的理论意义，选择对陕西文学民间叙事进行研究，可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效果，推进叙事研究的深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关注的是“当代陕西作家创作中的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叙事话语的关系问题、民间叙事的话语属性以及它在当代陕西文学乃至整个现当代文学话语格局中的地位问题、民间叙事在当代陕西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功能意义及其局限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民间叙事话语的可能性前景问题等”，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得到阶段性的总结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样一种试图超越对象本身的研究目标，落实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仅因为几个层面与维度的裹缠，还因为陕西文学具有多维度研究的潜质，民间叙事只是其中之一角度，而以往对陕西叙事文学的研究已经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弄得不好，就会重复已有结论。也就是说，这个选题有一定的“风险”。直白点说，它要回答：陕西文学与民间叙事有多大关系？“民间”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或者限制了陕西作家走向文学高峰？那么，玉珠是怎样处理这些难题的呢？她会有新的发现吗？我想，这是读者对本书的阅读期待，也是王玉珠在确定这一选题时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对此她有自己的思考：“我们论述的落脚点将是当代陕西文学中以知识分子为叙事主体的民间叙事”，“将尝试在话语层面对当代陕西文学中民间叙事的文艺景观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和考察，对数代文学‘陕军’民间叙事的传统缘起、文化身份等进行分析和阐释，重点考察在当代陕西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柳青、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红柯、叶广芩、冯积岐、杨争光等数代文学‘陕军’民间叙事的话语特征。”可以看出，系统性和点面结合是本著的另一个特点，既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也突出重点并向深度掘进；而倚重陕西作家又要超越陕西地域局限，从地方性民间叙事批评和研究中获得新的普遍性理论启示是其主要学术价值之一。

第三，正视民间叙事的复杂性和调整研究的着力点。相对于其他研究，民间叙事研究有自己的观照视域、表达领域和核心问题区域，这反映在本书章节设置和题目中：“农裔身份与民间文脉”“民间文脉与延安文艺传统”“主流话语的民间性向度”“超越政治视界的民间性向度”“扎根民间的情感意识与价值理性”“单极性民间立场与平民化意识”“故土情结与民间写作立场”“民间审美的限度与困境”，等等。从这些视角发现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的特殊性，也触及到了陕西作家创作中的深层内容，包括深刻的思想和深刻的矛盾，如柳青的主流话语、民间情感与超越政治视界的民间性向度，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纠结，路遥深刻的个人体验和社会理想的民间性关系，贾平凹的民间智慧和民间表达方式，红柯西域诗性生命背后的陕西影子，叶广芩皇亲贵胄与陕南民间的关系建构，冯积岐对民间道德价值陨落与乡村命运隐忧的思考，杨争光对民间生存本相的裸呈，等等。从中看出本书作者对复杂学术问题的思考及处理能力。比如她注意道：“柳青的《创业史》在民间的视野之中挖掘梁生宝的草根英雄气度与世俗特质，使其呈现出契合民间社会英雄崇拜心理的传奇性和种种光辉品格，但同时，梁生宝加之于素芳身上的深重的道德歧视，也意味着作家对这一新式农民英雄的塑造受到了民间残酷的贞洁观念和落后的伦理道德的制约，因此，柳青不自觉的民间性立场既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视界，但同时也使其囿于民间伦理的精神高度，失却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现代意识。如果说柳青的特殊性在于在‘庙堂’宏大叙事的统摄之下，其知识分子视野与民间性话语都被压抑而极度收缩，因而并不构成明显的对立和冲突，那么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陕军’在现代意识与民间立场之间的价值困惑与混乱则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这些见解，可以使读者感知到，同样的文本和创作现象，从民间叙事批评和研究的角度切入，确实会有新的学术发现，如果把握适度，可以切中肯綮，深度体会作品的意蕴和作者的精神世界。

本书其他方面的特点读者可以明辨，不再赘述。玉珠能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基点上接着说、继续走，提出自己的见解，富于创新，积极探索，是个人的发展，也是学术的进步，期待玉珠有新的创获。

一些体会，一己之见，是为序。

程金城

2021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