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现状

一 体育叙事研究

在《体育黄页——20世纪以棒球、篮球、橄榄球以及别的竞技项目为特色的美国小说和故事批评书目》这本文献目录中，格兰特·彭斯（Grant Burns）对于美国的体育小说按照类别（包括棒球、篮球、拳击、橄榄球等在内的17种体育小说各成一类，另外一类是混合体育小说）进行了汇总和概述。[35]全书共收录小说631部：从收纳的数量来看，棒球小说占据绝对优势，共192部；其次是橄榄球小说，共76部；再次是拳击小说，共70部。其中短篇小说占了很大的比例，如涉及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这样的经典作家的时候选取的是他的三则短篇小说。彭斯列出了自己的选择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不仅作品的首要关注点是体育，且其最好也是最持续的关注点也是体育。他专门指出那些只包含了一些体育场面的小说不能被列入体育小说这一文类。德里罗的《达阵区》被他收录在橄榄球小说里。[36]彭斯的这部书目对于我们了解作为一个可能的亚文类的“体育小说”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概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在这本目录里找到几乎所有美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量级的小说家的名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体育与小说创作互动之频繁、紧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重要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值得一提的是，德里罗仅有一部小说《达阵区》被收录在内——虽然彭斯在对《达阵区》小说情节的简要概述中已经涉及了体育与战争、语言的互动性，但是没有继续深挖体育与作品主题意义之间的紧密关联。这是因为，《女勇士》是以女主人公回忆录的形式面世，隐去了德里罗的作者身份（详见第四章），而彭斯的这部书目编成的时间又早于《天秤星座》和《地下世界》的出版。但是，抛开这样的客观因素，后两部小说确实不符合彭斯定义的“体育小说”。在本书中，笔者也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框定在体育小说这个文类之内，而是聚焦于小说中重要的体育叙事。

克里斯琴·K.梅辛杰（Christian K.Messenger）的《美国小说中的体育和比赛精神——从霍桑到福克纳》可能是评论美国小说中的体育话题最重要的一本批评专著。[37]其洞见在于将体育英雄置于“强调个人”“超凡脱俗”（larger than life）的美国式英雄的小说传统中。与其说梅辛杰关注的是体育，倒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与体育密切相关的竞赛精神——无论是体现在边疆人与自然较量之中的体育，还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有组织的、制度化、场馆化的现代体育。因此他更多是在象征意义（隐喻层面）上使用体育这个概念。其讨论对象明显二分：一是流行小说，如廉价小说（dime novels）和儿童文学，二是重要作家的小说。而在其续作《当代美国小说中的体育和比赛精神》中，当梅辛杰的讨论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小说时，他对前一本书中强调的体育英雄主义进行了反思，特别是探讨了虚拟世界中的仪式体育英雄，以及学校体育英雄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衰落——尤其是专门用一章从观众的角度探讨反英雄主义（anti-heroism）在体育小说中的兴起。[38]而其讨论也偏重于按照体育类别来进行梳理（如针对拳击的有两章，橄榄球两章，棒球三章）。在关于橄榄球小说的这一部分，他对德里罗的《达阵区》进行了详细讨论。他认为无论对于橄榄球小说的作者还是其中的球员来讲，目标都是从暴力美学中找到救赎，而《达阵区》将这一潜质推到了极致。当然，如果此时德里罗以棒球为重要话题的鸿篇巨制《地下世界》已经出版的话，那么很可能他对德里罗的评价还会更高。

梅辛杰在专著中已经意识到了运动员主体的不稳定性，因此他关注传统的个人英雄、大众英雄、学校英雄的衰落，并开始融入对于体育中的另一重要主体——体育迷（观众）的讨论。但他的讨论中没有太多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后现代体育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繁荣、反文化运动、“冷战”与体育之间的互动以及对于体育主体的影响。此外，梅辛杰强调的是体育的竞技性，并未将国际象棋列入考量范畴，因而也就未对德里罗的两部重要作品——《白噪音》和《天秤星座》里国际象棋对于表达主题的多重作用予以涉及。

此外，近年出版的《批评洞见——美国体育小说》对于研究体育小说这一文类不容忽视。[39]绪论部分中，两位编者从总体上概述了美国体育小说的重要意义；正文选取了十篇论文，前四篇针对的是美国体育小说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后六篇是从不同视角对具体体育小说的批评。论文集以一篇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德里罗《达阵区》和短篇小说《墙边的帕夫科》（即《地下世界》的序言“死亡之胜”）的论文开篇，反映出当前学界在考察体育小说时对德里罗的重视。书的编者将体育文学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运动员为中心（通常是运动员主人公），一是以观众为中心（或者说以体育迷[fandom]为中心）——当然，他们还列举了另外一类关注竞赛性（competition）的小说的存在。其实和梅辛杰关注的游戏、比赛精神类似，该论文集同样偏重于隐喻（或象征）层面上的体育概念。有一些论文也涉及主体性这一重要议题，如集体体育项目中对于自我的否定。竞技比赛中一直存在一个老套的说法：“队里没有‘我’ （“There's no ‘I’ in the team.”）。”[40]而体育小说则对其形成了挑战，即不断在探索“我”在一支运动队中所处的位置。但在德里罗以运动员为主人公的小说中，这样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运动员不只面临着在运动员队伍中找准自身定位的问题，还要在与体育之外的社会、历史等文化力量的互动中定位自己。此外，和梅辛杰的两部著作一样，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们也并没有看到非竞技体育项目（如国际象棋）同样可以对于主体性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除此之外，研究美国文学中的体育的博士论文有十余篇，[41]涉及德里罗的只有三篇，并且皆非对他的专门研究。其中，《梦幻体育——美国后现代文学中的运动特征与身份，1967—2008》是研究体育叙事的一篇重要论文。论文选取了《地下世界》和《达阵区》这两部德里罗的小说，用前者来分析体育迷这一群体身份的建构，用后者来论证美国的业余体育文化。罗斯的《美国牧歌》也在研究对象中。当然，被比尔同样视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竞争者的华莱士也位列其中，并且占据了一章的篇幅[德里罗的两部小说只各占了一个小节。其实从发表小说的数量来看，华莱士只有三部作品发表；从学界的认可度来看，华莱士只有《羸弱的王》（The Pale King，2011）进入过普利策奖决选。由此，这样的篇幅设置值得商榷——华莱士似乎没法和德里罗相提并论]。当然，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不只局限于小说，还包括了戏剧、回忆录、散文等文类。正如该文作者以及众多体育史学家认识到的一样，海明威将体育视为从社交世界的逃离，但对于德里罗来说，体育不是逃脱现实的方式——无论对于参与者而言（如《达阵区》），还是对于观众而言（如《地下世界》），而是存在的一部分。《梦幻体育》一文的出发点在于，不应该仅在象征的维度上看待体育，因为体育是“一系列独立的事件和实践，受到一系列文化力量的塑形”。[42]但是，我们需要明辨的是，在德里罗宏大的虚拟世界中，体育自身显然也是一股强有力的文化力量；体育与其他文化力量是一种不断互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非被动地被捏合塑形。该论文还指出，后现代文学中伴随体育叙事的是“被打碎和叠加的身份”[43]，体育的主体并不是自足的英雄人物，而是众多（经常矛盾的）文化建构的产物。[44]这篇论文的主要问题在于视野的局限性，即对于体育叙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参与者和观众的主体性问题；此外，虽然是从文化分析的视角出发，但仅考察了与体育联系紧密的媒体文化对于体育主体的影响，而没有让政治、历史这些力量参与进来。

二 德里罗研究

就具体作家的研究而言，西方学界对于德里罗的热情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持续不减。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国外研究德里罗的专著约有18部，[45]论文集十余部，博士论文约77篇，[46]各种书评、散论不计其数。

现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研究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德里罗的创作，特别注重德里罗的创作风格、所属的文学流派的界定问题。比如，《德里罗批评文集》是21世纪之初出版的一部论文集，由书评和学术论文两部分构成。编者按照出版顺序，将每一本小说与一篇书评和一篇论文对应——只有《白噪音》《天秤星座》和《地下世界》这样的重要作品对应二至三篇论文。[47]该论文集对于在宏观上厘清德里罗的小说创作和批评接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相比而言，另一部论文集《布鲁姆的现代批评观——德里罗》的关注点更加集中和突出。其中所收录的十多篇论文多数关注德里罗因何为德里罗，其创作理念、风格的渊源何在。一方面，德里罗吸收了美国文化和宗教中的神秘、魔法、恐惧等主题；另一方面，他与浪漫主义之间联系紧密；同时，作为后现代作家，他又深受消费、政治等元素的浸染。当然，文集中也有关于德里罗单部作品的讨论，如《白噪音》和《地下世界》。[48]此外，《剑桥德里罗指南》分别按照创作阶段和主题梳理了德里罗的主要作品。其中菲利普·尼尔（Philip Nel）和彼得·奈特（Peter Knight）分别对德里罗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德里罗与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49]同样，《德里罗——小说的可能性》这本专著也是按照出版年代对于德里罗小说的全面梳理，并且正如作者彼得·博克索尔（Peter Boxall）指出的那样，“学界对于德里罗的接受有两种主要的倾向：要么是顺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脉络，要么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他要做的是“打破‘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在当前的理论化和应用过程中的常规”。[50]可以说，对于德里罗流派归属问题的界定和小说风格的讨论仍然没有定论，一直在延续。其实，关于后现代主义这个大的标签和个体作家的独特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作家研究中很难回避，这也将成为本书的关注点。

第二类研究具有筛选性，聚焦于德里罗的某几部作品或者重要的单部作品，它们为本书选取德里罗的四部小说进行深入考察提供了借鉴——尤其是不少学者都采用了互文性阐释的方法，打开了研究视野，为德里罗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这样的实践包括《〈白噪音〉新论》（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1991）以及关于《地下世界》的论文集《文字之下》（Under/Words，2002）。后者共选取了十多篇论文，批评视角各异。当然，对《地下世界》这样一部篇幅宏大、主题多元的作品来说，从再多的维度挖掘都不为过。其中不乏将德里罗与经典作家的比较以及对其作品的互文性阐释，如德里罗与同时代的品钦或厄普代克的比较，与现代派作家菲茨杰拉德、艾略特的比较。[51]一些专著采用的也是这类互文性阐释，如凯瑟琳·莫利（Catherine Morley）的《当代美国小说中对于史诗的追寻——厄普代克、罗斯和德里罗》。当然，这本著作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文类阐释的典型：正如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认为美国小说具有罗曼司传统一样，[52]莫利认为书名中这三位后现代主义作家中的翘楚受到现代派大师乔伊斯的影响，一直在追逐着一部美国史诗——涉及德里罗时，莫利认为《地下世界》最具这样的史诗特质。[53]此外，詹姆斯·古尔利（James Gourley）的《品钦和德里罗作品中的恐怖主义和时间性》也是如此——学界讨论德里罗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参照物就是品钦。该书中涉及德里罗的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54]因为恐怖主义在他的小说中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始于《毛二世》；当然，这一主题在他21世纪表征“9·11”事件的作品里表现得更加明显。

侧重于主题解读的专著还有不少，这一类研究为本书对德里罗小说的体育主题解读提供了范式。比如，在《德里罗——语言的物理学》中，作者围绕语言问题关注了德里罗的12部小说（按照出版的先后顺序）。[55]大卫·科沃特（David Cowart）不仅再次明确了语言问题在德里罗小说中的重要性，其系统性的梳理也为德里罗小说的主题研究提供了范式。依此范式，消费、政治、媒介、体育等贯穿德里罗创作生涯的主题也可以成为梳理的线索。此类研究还有《德里罗小说中的环境无意识》和《阅读美国文学中的景观：德里罗小说中的“外面”》，它们分别应用生态批评[56]和空间理论[57]对德里罗的小说进行解读。值得一提的是，后一本书的作者明确表示自己要打破的是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分类方法，只关注文本与“外面”（即陌生化的景观）之间的关系。[58]这也再次证明对于德里罗文风界定的模糊性。当然，这本书的一大不足在于关注的文本过少，仅有《身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2001）和《大都会》这两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晚期作品进入了批评家的视野。

在此之外，还有两部视角独特的专著可谓自成一类。一部是《德里罗——信仰边上的平衡》。这是以“后9·11”的视角对德里罗主要作品的重新审视，包括黄金期（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的四部小说加上《身体艺术家》。[59]该书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就出现的信仰危机，也就是强调德里罗小说的预言和警示性。这本书和之前提及的古尔利的专著正好互补，两者相结合，可以成为对于德里罗小说中的恐怖主义主题较为完整的梳理。这也为本书从体育视角观照《天秤星座》这样一部通常不会与体育发生关联的小说提供了借鉴。另一部是《痛苦与虚无之外——解读德里罗》。这是对德里罗小说系统性梳理的又一本批评著作。从“撤退”与“无法融入”，到“复原”与“救赎”，再到“死而复生”，约瑟夫·杜伊（Joseph Dewey）这位德里罗研究的大家不仅将德里罗的小说串成了一条完整的线索，而且赋予了其生命力，标示出了德里罗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在小说叙事中探索出的一条生命之路。[60]和杜伊一样，笔者（尤其是在《地下世界》的解读中）同样会关注个人生命历程、存在这样的重要问题。

除以上四类研究，[61]另有一些德里罗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一提。亨利·韦吉安（Henry Veggian）的专著《理解唐·德里罗》主要讨论的小说有八部，各个阶段都有所涉及，同时还加入了对于德里罗短篇小说创作的讨论，试图探讨两种体裁在德里罗创作中的区别与联系。[62]本书也将关注嵌入德里罗的长篇小说（如《地下世界》）中的中篇、短篇小说，探讨其对小说形式的影响。但如韦吉安的专著题名所昭示的那样，该书的意义更多在于为一般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鉴赏德里罗的小说提供帮助，讨论的话题较为宽泛，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将这些作品统摄于同一个关注点之下；同时，作为一本导读性的专著，它既没有涉及诸如《地下世界》这样的重要作品，也没有涉及德里罗创作的近况（包括他最新的几部小说）。丽贝卡·雷伊（Rebecca Rey）的《舞台上的唐·德里罗》是研究德里罗戏剧作品的第一本专著，涉及他五部主要的和两部次要的戏剧作品，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德里罗的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体裁的交叉能为我们认识作家的语言母题和主题源泉提供宝贵的洞见”[63]，而本书也将关注德里罗小说中的（电影）剧本。此外，新近出版的还有杰奎琳·A.朱贝克（Jacqueline A.Zubeck）主编的《新千年之后的德里罗：潮流与接受》这样一部论文集。其中涉及了德里罗21世纪以来的所有作品，包括四部小说、两部戏剧、一部短篇小说集。[64]这本论文集的研究对象也能够佐证，本书以千禧年为界，认为德里罗自21世纪以来进入小说创作的晚期是站得住脚的：一方面，再没有堪比《地下世界》《天秤星座》这样的鸿篇巨制问世；另一方面，德里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戏剧、短篇小说这些体裁。

由此可见，国外的德里罗研究可谓百花齐放：从研究对象来看，既有对于其小说全集综述性的梳理，也有对其个别作品的深入挖掘；从研究角度来看，既有主题性的研究，也有对德里罗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对德里罗作品和其他作家作品的互文性研究，还有对其创作风格的诸多界定。下面将再选取两部与本书研究有较大关联的专著予以详细介绍。[65]

汤姆·勒克莱尔（Tom LeClaire）在《在圈内——德里罗与体系小说》中，最早对德里罗的早期小说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与他写作的年代息息相关：这部专著发表于1987年，正值德里罗刚刚进入创作的黄金期：《白噪音》已经出版，《天秤星座》也即将问世。因此，直至今日这部专著依然对于我们研究德里罗的早期作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他对第二部小说《达阵区》给予的关注。其主要贡献在于认识到了语言在德里罗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达阵区》主要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但是勒克莱尔的局限性在于并没有继续深究橄榄球运动话语由何构成、自身是否面临解构和挑战，也没有关注作为这部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主题的核战争如何影响体育话语。这些都将是本书第三章的关注对象。体系理论本是一个生态学概念，研究的主题是现存的所有体系（包括社会体系），强调各个生态系统（包括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元科学（metascience）。[66]勒克莱尔认为德里罗对于世界的看法和小说创作的倾向都受到“体系理论”的影响，并把德里罗和威廉·盖迪斯（William Gaddis）、品钦、库佛划为了“体系小说家”。体系理论中特别提到了各生命系统间类似圆环状的因果关系，即各系统都是开放且不断互动着的，另外特别关注的是不同体系之间的共时性（simultaneity）。勒克莱尔所借用的体系理论本质上强调的正是文学与其他文化力量的共存与互动关系，是与那个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潮流相吻合的。他在批评中充分考虑了德里罗的社会和宗教背景，比如结合德里罗的媒体工作经历来进行探讨。同时，在与其他三位他称之为体系小说家的比较中，勒克莱尔指出德里罗小说的统一性，并认为截至当时德里罗的八部小说（不包括匿名出版的《女勇士》）构成了一个圆。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把德里罗的小说当作一个整体、假定德里罗通过十多部小说创作了一个连贯的虚拟世界（统一于一个虚拟世界）奠定了基础。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共识。在这个统一的体系中，和科技、媒体等一样，体育也自成一体，同时与其他社会、文化力量进行着互动。

兰迪·莱斯特（Randy Laist）在《德里罗小说中的科技与后现代主体性》中，聚焦的议题是作为主体的人类与作为客体的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67]这与本书（尤其是后两章）对于主体性问题的关注是极其相关的。莱斯特以唐纳·哈洛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68]理论为出发点，实际上进入的是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范畴。此后，他引入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超验主义运动，探讨爱默生和梭罗所说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试图证明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这样的关系演化为人类角色与科技环境（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的互动。“如果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寻求的是超灵（oversoul）或者元自我（metaself）这样的宇宙启示，那么（德里罗笔下的主人公）寻求的则是电影自我、电视自我、商品自我和全球化的网络自我的启示”。[69]他认为在《美国派》《白噪音》《地下世界》和《大都会》这四部作品中明显呈现了这样一个伴随着科技环境的演化而不断演化的自我。莱斯特对于科技与后现代主体性所做的关联可谓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对本书的启发性在于，如果说当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以科技为标志、存在着一种科技环境，那么在美国这样一个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一定也存在着一种体育环境。当代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体育环境，就像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进入科技环境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虽然都是作为独立范畴存在的小宇宙（microcosmos），但又互有交集、互相作用。

国内对于德里罗的研究虽然滞后，但近些年发展较快，可检索到研究德里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近150篇[70]——其中专论德里罗的博士论文有11篇，[71]其研究角度包括媒介文化、互文性、恐怖主义和后现代现实等。此外，国内研究德里罗的散论有几百篇，[72]但研究集中在他的黄金期作品和晚期作品。这与国内对于德里罗译介的状况基本一致。德里罗自《名字》以来的小说绝大多数已有了中译本。[73]这些译本大多出自南京译林出版社，但没有固定的译者——只有韩忠华承担了《天秤星座》和《大都会》两部作品的翻译，其他作品的译者各异。[74]国内出版商和翻译家尚未重视德里罗的早期作品，目前译出的仅有《玩家》（Players，1977）一部。事实上，德里罗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几部小说不仅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挖掘，而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75]

国内学界近年表现出对恐怖主义、“9·11”小说、“后9·11”叙事等相关话题的关注热情，这也使德里罗在21世纪的几部作品（尤其是直接表征“9·11”事件的《坠落的人》）成为焦点。这一类研究的学者代表是南京大学的但汉松。他以“9·11”视角观照的作家包括品钦、德里罗、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为“9·11”文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其中，他指出德里罗的《坠落的人》是对“9·11”创伤文化的反叙事，代表“9·11”叙事的“悼歌”维度。[76]

近年来国内的德里罗研究者层出不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敏和陈俊松。周敏的研究集中在德里罗最重要的几部小说，主要从文化研究角度论述。[77]陈俊松翻译了德里罗的短篇小说集《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Angel Esmeralda：Nine Stories，2011），并撰文分析了其中的恐怖主题。[78]当然，他们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先后在纽约邀得德里罗本人受访——其访谈录进一步促进了德里罗在中国学界的接受。[79]

与本书有一定相关性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梅的博士论文。她研究的是德里罗的电影剧本《第六场》（Game 6，2005）——这是一部关于棒球的电影剧本。[80]但杨梅博士更多是从语言学而非文学的角度关注德里罗的体育叙事，并且可谓剑走偏锋，研究的对象是德里罗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非重要文类——德里罗只写过这一部电影剧本。另外一篇是姜小卫的《后现代主体的隐退和重构》。和莱斯特一样，姜小卫博士认识到了德里罗小说对于主体性问题的关切，并试图用“隐退和重构”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概念来考察德里罗赋予小说世界的后现代生存模式。可以说，作者把自我身份认同和主体构建与语言、仿像、历史、时间、记忆等后现代语境下的典型主题相关联的实践值得肯定。[81]但是，该论文可能的争议之处在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作者选取了他眼中最具代表性的德里罗小说——《名字》《白噪音》《天秤星座》和《身体艺术家》。诚然，对于小说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在德里罗的研究中，《地下世界》是公认的集大成者，似乎不应被忽略。此外，包括媒介、消费主义在内的文化力量对于主体的作用似乎在其他后现代作家的小说中也能成立，“德里罗式的时代”[82]到底有何独特之处似乎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论证。

国内近年来有几部研究德里罗的专著出版，包括范小玫的《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唐·德里罗小说研究》（A New Historicist Study on Don DeLillo's Fiction，2014），刘岩的《唐·德里罗小说主题研究》（2016），范长征的《美国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多维度创作与文本开放性》（2016），史岩林的《论唐·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政治写作》（2018）。和范小枚一样，笔者也将（在本书的前两章）重点关注德里罗的历史书写问题。刘岩的这部专著选取了环境、科技与主体性互动关系以及艺术观这三个主题予以考察，并且，该研究的立足点在于“避开了将德里罗小说作品简单归为现代或后现代作品行列加以对位阅读的窠臼”[83]，这和本书的观点是一致的。德里罗本人不止一次谈到现代派作家（如贝克特、乔伊斯）对他的影响，本书也会在探讨德里罗小说的复杂性时涉及这个问题。范长征对德里罗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主题（如语言、历史、科技）予以了关注，试图结合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如解构主义、元小说）予以阐释。[84]同时，作者借用了其他学科（如气象学、数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笔者所认同的。最后，她转向对德里罗与中国作家（如王小波、莫言）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样的尝试对于打开研究视野是有所帮助的，本书也将关注包括解构、历史书写在内的问题。但由于她的关注点过多，很多问题的论述不免显得零散。史岩林关注的是小说对政治的介入，试图围绕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理论阐释德里罗对于“冷战”、恐怖主义、媒介文化的表征。[85]将德里罗的小说置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之下未尝不是一种在宏观视阈下考察小说家及其作品的方式，但这实际上也是批评家自己的“政治写作”（尤其是作者不断强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本书也将关注德里罗与政治的关系，但主要观照的是他用小说家的身份对官方历史的质疑和改写问题。

综上可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界尚无从体育视角全面观照德里罗作品的研究，现有的对体育的零星关注也多局限于德里罗的《达阵区》和《地下世界》这两部对体育浓墨重彩的作品。鉴于体育话题贯穿于德里罗的全部小说之中，如果能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并且看到体育除了作为一个大众文化符号还具有叙事层面的意义，可以为理解德里罗这样复杂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增加一个维度。此外，在有的德里罗小说中，体育元素在情节中并不起眼，甚至可能隐藏在情节背后（如《天秤星座》中的国际象棋），若能挖掘出来，对于丰富小说的阐释必将有所增益。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女勇士》一书虽被公认为德里罗所作，却从未受到学界重视。[86]但是，全美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NHL）是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之一，和德里罗其他小说中聚焦的各大体育联盟一样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87]如果以体育视角审视这部作品，不仅可以看到其与其他作品的联系，而且可以为研究德里罗小说中相对边缘、但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如性别政治）提供一个难得的平台。此外，从中国人的视角研究美国小说中的体育叙事，其实是一种基于“异质”（otherness）的审美过程。一方面，体育在中美的群众基础不同，两国人对于体育的理解也不同；另一方面，以棒球和橄榄球为代表的这些美国最重要的运动在中国并不普及，甚至是远离大众视野的。因此，本研究对于国内学界的特殊价值在于打破国别、国情的差异造成的隔膜，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找到审美的认同。